生長邏輯改變的中國城市，試看如何突破內卷
城問
理，總會越辯越明
【力推轉型升級的太原，在市民的鏡頭中，由墨色變多彩】
隨着中國從投資驅動、資源驅動，逐漸轉型爲消費驅動、產業驅動以及科技驅動，城市的生長邏輯相比早往更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就是誰能成爲產業革命的中心，誰就能成爲世界發展的中心。與此同時，隨着世界從專制的傳統走向人性的現代，城市能否以人爲本，能否提升自己的營商環境，決定了它的吸引力，進而決定了它的產業繁榮程度。未來的中國城市，一定是以高質量發展爲目標的。換句話說，誰能高質量，誰就能“高高向上”。
——吾球商業地理
採寫|白潔（太原）
主編|王千馬
圖片|王千馬+網絡
編輯| 大腰精+喲嚯
製作 | 粉紅女佩奇
從古至今，中國城市的發展，是一個從月朗星稀到滿天星斗的過程。而每個城市也不是單純的存在，它是一個由文化、地理、經濟、政治塑造的多面體，站在不同的角度看，能看到不同的景象。城市是如何生長的？它們又有怎樣的立足之本？在當下，它們需要打造怎樣的“城設”？我們又該如何爲它們的未來助力？知名財經研究者、中國商業地理寫作先鋒作家、“吾球商業地理”公號創始人王千馬近期推出的《城市戰爭》，迴應了這些問題。
《城市戰爭》通過審視中國城市及區域經濟的沉浮，以此來尋找它們的發展命脈，觀照其背後的歷史邏輯。全書以大開大合的恢弘寫作，由西安、洛陽、開封、鄭州、揚州、安慶、蕪湖等城市的進化演繹了“古典城市”的沒落與自強，以合肥、南京、杭州、青島、濟南、長沙、武漢、重慶、成都、長春等城市的轉身與躍起來展現“中堅城市”的勃勃生機，從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香港等中國城市的佼佼者來觀察思考“未來城市”將如何引領下一個時代。
王千馬出版有《重新發現上海1843-1949》《寧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新制造時代：李書福與吉利、沃爾沃的超級製造》《大國出行：汽車裡的城市戰爭》等十多部作品，曾多次被各大媒體評選爲月度、年度好書。
爲了寫作，王千馬努力走近各個城市，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它們。這些年，他一直在走訪的路上。經年累月的閱讀思考與實地調研之後，王千馬對中國城市的歷史、現實與未來發展給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並將一些城市寫入《城市戰爭》之中。通過這些城市的沉浮、興衰和重生，來觀看國運、時代以及全球化是如何影響它們各自命運的，同時又是如何影響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
新作出版之際，王千馬接受採訪，談到爲什麼要寫作《城市戰爭》，他說：“我希望通過對‘城事’的打撈，讓城市不再只是一個概念，而是也有着豐富血肉和感情的存在，就像我以前說的，扒開城市的面具，我們從中能看到廟堂和江湖，以及無數行走的人生。”
【注：此文是《山西晚報》採訪王千馬所作，刊於2023年3月2日《山西晚報》第14版。“吾球商業地理”轉發時有編輯】
城市戰爭
精神原鄉及內在身份
山西晚報：您能先談談創作這本書的初衷嗎？
王千馬：主要是想讓大家在學習歷史、政治、經濟之外，爲認識中國的由來，以及生長中的愛與痛，提供一個新的角度。另外，隨着中國城市競爭越來越激烈，平添了城市無數的焦慮，我不免就想回望它們的過去，從它們的沉浮當中尋找隱藏的某些教訓、經驗，或者規律，來指導今天的發展。何況，我們今天大多生活在城市中，和它融爲一體，它是我們堅硬的盔甲，也是我們內心的柔軟。我們必須要去了解它，就像瞭解身邊的每一個親人。這種瞭解不僅決定着我們在城市中的生存體驗，更決定了我們該如何選擇哪些城市去生存。
山西晚報：書中寫了許多城市，您應該下了不少功夫。
王千馬：寫作《城市戰爭》，需要時間，需要精力，但更重要的是，需要見解和認知，而這種見解和認知，需要格局和視野。換句話說，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有人問我花了多少時間來寫作《城市戰爭》，我常常不知道怎麼回答，如果是硬性的寫作時間，那差不多是兩三年時間。但正如“功夫在詩外”，在書寫之外的知識，全得益於長年累月的積累。好在我本人是學中文出身，文史哲不分家，當年的大學教育，讓我有了一定的文史哲基礎。參加工作，進的又是媒體，經體育、文化、娛樂、當地新聞以及深度調查等內容採訪、寫作的歷練，又有了相對多元的視野，對這個社會的認知，以及對社會話題的把握。日後，我又因緣巧合地開始了商業史的創作……
某種意義上，正是這些積累，讓我在創作過程中不斷轉型，不斷積蓄能量。更重要的是，我是一個喜歡在路上的人，正如我常開自己的玩笑，名字叫“千馬”，又姓王，而千里馬之王，需要靠不斷奔跑來證明自己，所以只能到處奔波。在上大學之前，我幾乎沒有走出我那個叫桐城的小城，但上大學之後，我遊歷了無數的地方，加上我從濟南到杭州到上海到北京到寧波到成都的生活經歷，更讓我不斷地認識這個世界，瞭解自己所居住或經歷的城市。我很感謝這些經歷，它們成就了《城市戰爭》。
山西晚報：在這本書中，您對城市的觀察涉及人文、地理和商業多個維度，您如何看待它們與城市之間的關係？
王千馬：在我看來，地理是一種客觀存在。不管你來不來，它都在那裡。古話，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說的就是地理的意義。不同的地理，影響着不同的生長。就像潮溼的四川，尤需花椒和辣椒，而靠近沿海的寧波，吃得則相對清淡。這些不同的訴求和生長模式，在日後凝聚成人文的力量，在沉澱爲人們精神原鄉的同時，也成了相互區分的“內在身份”。當然，它也對商業施加着影響。正像《城市戰爭》序言中一開始提到的重慶，本身並不是一個適合建造城市的地方，但因爲是兩江（長江和嘉陵江）樞紐，是大四川所有水系的總出口，經由它，便能深入成都平原腹地，所以它自然而然成了軍事重鎮和物流匯聚的中心。隨着商業的興盛，重慶城以市興。
某種意義上，地理是土壤，人文和商業是紮根土壤所結出的果，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這也是我之所以要做“吾球商業地理”的原因，你只有將人文、地理和商業相互打通，才能切實瞭解一個地方，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國家。
城市戰爭
在轉型發展上“趟”出一條新路來
山西晚報：西安、洛陽、開封、南京、杭州、北京同是著名古都，在這本書中，您將它們分別歸於“古典城市”“中堅城市”“未來城市”之列，有何考慮？
王千馬：創作《城市戰爭》，一方面是我想從古到今來梳理中國城市的發展流程和脈絡，另一方面我也想尋找教訓，提供經驗，以供中國城市面向未來的參考和學習。在綜合這兩方面原因之後，我將中國的城市劃分爲這三個部分。其中，古典的重生，關注的是那些中華文明中早期出彩的城市，如西安、洛陽、開封、揚州，加上到南宋才崛起的安慶，主要是通過它們，一觀中國爲什麼會成爲今日的模樣。但它們更吸引我的，是當年的風光無限和今天的倍嘗失落，這種“斷崖式”的命運轉折，也許對中國很多城市如何避開時代洪流中的險灘，平安到達未來的彼岸有着重要的啓示。但正如“重生”這個字眼，我相信它們在經歷諸多磨練之後，一定能重新找回自己的存在感。
南京、杭州、合肥、武漢、長沙、重慶、成都等城市，也是從歷史的深處走出來的。隨着區域經濟的發展、都市圈和城市羣的出現，它們不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在不斷地競閤中讓各自的價值最大化。所以，它們至今還處於發展中的主流話語體系當中。如果說在“古典的重生”中，我們關注和探索的是那些古典城市沒落或失敗的原因，那麼，我們關注南京、杭州、合肥、武漢等城市，主要是探尋它們之所以能在時代的進程中走向成功的經驗。中國需要這些能夠成功的城市，也需要它們能從成功走向成功。
不過，每個時代的發展，既需要有中堅力量，也需要有引領者。而在中國城市當中，能充當引領者的，肯定是北上廣深港。它們有着巨大的體量和能量，而且隨着馬太效應，它們一定會成爲全能型選手，能在多個方面、多個領域實現領跑，成爲中國城市走向未來的實踐者和實驗者。
山西晚報：山西的省會太原也是國家歷史名城，您來過太原嗎？印象如何？
王千馬：當然去過。我對太原的第一印象，是從小學課本的《晉祠》中來。那個時候，我知道太原身處三晉之地，而且因爲這裡“山美、樹美、水美”，讓我對太原充滿着好感。多年以後，當我聽聞自己的王氏有可能就來自太原，而晉祠中的子喬祠便是王氏祖祠時，我對太原的感情又多了親密。
作爲表裡山河的首府，太原的確配得上“山美、樹美、水美”，同時也成爲王氏家族紮根生息、繁衍壯大的“根據地”。我在《城市戰爭》中一開始談及黃河文明時便指出，黃河之水天上來，給其帶來了相對集中的三個谷地，一個是渭河谷地，它生長出了西安，一個是伊洛谷地，它生長出了洛陽，還有一個就是汾河谷地——這條流經太原的黃河第二大支流，不僅讓太原有山的優美，也有水的靈氣，同時也串聯起山西人口的主要密集區域。此谷地土地肥沃，灌溉條件優越，所以，它也成爲了山西的重要糧食產區，出產老陳醋和杏花村汾酒，更重要的是，還是明、清時的晉商故里。
我對山西的尊敬，有一大部分來自這裡的晉商。我曾在《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雲》一書中，向他們致敬。他們在傳統農業社會變革的前夜，抓住機遇，進行金融創新，一舉成就了自己，甚至在慈禧西逃之時，其票號一度成爲了中央的臨時“財政部”。就像某篇散文寫的那樣：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裡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我還寫過賈繼英，身爲榆次人，但常駐太原，並從票號的跑街，一路走到了大清戶部銀行，也就是日後大清銀行的首任行長……更重要的是，晉商不僅能經商，在經商的同時，還嚴守誠篤與信義的行爲準則，絕不蒙虛欺詐、巧取豪奪。作爲關公的老家人，更遵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信義爲本，祿利爲末”。此外，晉商具有很強的家鄉情結，在外常常抱團取暖、同舟共濟，但是在經營中，卻任人唯賢。我一直推崇“儒商倫理”，某種意義上，就是從晉商這裡起源的。
正是這些複雜的感情，讓我一次次地將目光投向了太原。我曾經也數度走訪過太原。
山西晚報：您如何看待今日的太原？
王千馬：得承認的是，今天的太原，在存在感上不如沿海的那些城市，甚至被身邊的西安和鄭州給壓住了風頭。對太原來說，遠離沿海城市，加上表裡山河的地理環境相對封閉，即使居於四塞之中，讓太原也是自保有餘而拓展不足。所以，在我看來，太原的未來，不僅寄託于山西的對外開放，同樣也寄託於自己的持續創新。
幸運的是，在今天的城市戰爭當中，太原顯然意識到自身所承擔的責任，顯然也知道自己的崛起對整個山西的意義。今天的太原，不僅在努力改變一煤獨大，更在“點煤成金”，比如說打造精細化工及新材料循環項目，變以前的低端加工爲深度製造。這也讓太原的顏色從墨迴歸到綠，迴歸我們的山美、水美。
更重要的是，太原也在努力實現新舊動能的轉換，這條轉型之路，一定會很艱苦，但相信山西一定能像習近平總書記在太原考察時所作出的重要指示那樣，在轉型發展上率先蹚出一條新路來——這個“蹚”無疑說明了困難之巨但決心之堅。在我看來，如果山西在高質量發展上能不斷取得新突破，那對全國的示範作用真的就無與倫比。
我喜歡太原，也相信這座有着4700多年曆史、2500多年建城史的城市，一定能帶領着整個山西躍“晉”我們的新時代。
城市戰爭
未來城市一定是以高質量發展爲目標
山西晚報：您認爲未來的中國城市是什麼樣？
王千馬：到了今天，隨着中國從投資驅動、資源驅動，逐漸轉型爲消費驅動、產業驅動以及科技驅動，城市的生長邏輯相比早往更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就是誰能成爲產業革命的中心，誰就能成爲世界發展的中心。與此同時，隨着世界從專制的傳統走向人性的現代，城市能否以人爲本，能否提升自己的營商環境，決定了它的吸引力，進而決定了它的產業繁榮程度。未來的中國城市，一定是以高質量發展爲目標的。換句話說，誰能高質量，誰就能“高高向上”。
山西晚報：那一座城市如何在未來的高速發展中實現引領？
王千馬：今天的中國城市，顯然要比過去更幸運。那個時候，大家只能“逐水草而居”，只能“靠天吃飯”。到了現代，隨着基建的狂飆突進，商業乃至產業、科技的發展，地理所帶來的差異在逐漸被抹平，這也讓很多城市都能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和理由。
但話又說回來，儘管時代在發展，城市之間在新緯度上的內卷卻不曾停息，要想站穩腳跟，不至於成爲新一輪競爭的淘汰者，就必須要有更新的要求和更高遠的追求。
在書的序言“星耀大國：未來中國城市大趨勢”一章節中，我就提出了以下幾條建議：一是要內有人口規模，外有人才優勢——沒有人口規模，很難撐起消費市場；沒有人才優勢，則很難做大做強產業。
二是要注重高質量發展，實體打底，虛擬添色——對一個城市來說，實體是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但與此同時，我們需要利用數智時代的到來，儘早地實現新舊動能的轉換，這樣就能掌握髮展與創新的主動權，就能獲得優勢。
三是要注重一體化發展，搞好一個“圈”，做大一個“羣”和串好一條“線”——未來的中國城市，要抓住這一體化的趨勢，融入都市圈、經濟帶，加入城市羣，從而能借勢發展、合力做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一體化的未來，在於科創的一體化。
四是要注重城市基礎建設，老基建壓陣，新基建衝鋒。
總而言之，我無比希望中國的城市都能抓住時代賦予的機會，利用不同的模式發展壯大自己，並樹立自己獨特的個性和麪目，正如龍生九子、子子不同。但它們需要注意的是，子子不同但終究是龍，中國的未來，也寄託於這些城市的力量。
山西晚報：您的這部書主要關注了一二線城市，但三四線城市，尤其衆多的縣域城市纔是中國城市版圖中的大多數，接下來您會去觀察它們嗎？
王千馬：當然，這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此前，我打理的公衆號“吾球商業地理”曾開闢有“縣計”一欄。爲什麼要做這麼一個欄目？因爲中國長期是郡縣制國家，今天仍有兩千餘個縣，縣在中國的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有語“郡縣治，天下安”，在中國數千年的疆域治理中，凡是國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幾乎無一例外是縣域治理得井井有條的時期。治理好縣域，事關國家的長治久安。
所以，觀察中國的發展，你不能放棄這麼大的一個“羣體”。在《城市戰爭》中，我選擇觀察的對象多是北上廣深港，以及杭州、成都、武漢、長沙、青島、濟南、長春之類的大城，但是，正如森林有大樹也有小草，才構成了一個綠色的生態系統，我們不能只見大樹不見小草。
接下來，我會將視線投向這些小草，關注它們的沉與浮，感受它們的愛與痛，併爲它們的發展獻計獻策。某種意義上，馬太效應讓今天的城市強者恆強，這對那些小城帶來的壓力尤其巨大。所以，我們尤其需要關注它們的成長，並極力撫慰它們的焦慮。
備註
王千馬所著《城市戰爭：國運、時代及世界三重奏下的中國區域沉浮》日前由中國出版集團現代出版社推出。作品得到了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前華爾街投行高管陳思進，以及著名作家、魯獎獲得者陳先發等老師的誠意推薦，在此一併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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