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利瑪竇盛讚「哲學家」管理明代
明朝盡力使中國內部均勻一致則超過以前任何朝代。中期之後華北即無異族逗留的痕跡，華南有了省區之間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廣大的地區，也使西南之少數民族更感到壓力。
這一時代地產換主的情形經常有之，反映着社會上的流動性依舊存在。大概一家一戶之盛衰與科場之成敗互爲表裡。此外不論做清官或貪官，只要像我們現代人物一樣被逼着至死方休的求長進，那麼只要做了幾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雖然不足以過奢侈的生活，至少也可以舒適的享受清閒了。
教養在先 富庶在後
這種種條件構成一個注重內患的宇宙，在散文、詩詞和繪畫諸方面表現無遺，在哲理談論上也可看出。明代的藝術家極少例外，都屬於縉紳階層，這批悠閒人物逃避了世俗間的繁忙，他們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現着他們自己心境上的靈感。明人所寫小說至今猶爲人欣賞，其題材有歷史與社會背景，又及於色情與幻想，可是最流通的小說，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統。作者有把握的將人物和事物以極大規模的結構盤托出來，但通常其組織不脫離對稱與均衡，在其演進之間造成一段大循環。即使是現實的描寫，也被籠罩於一原先具有輪廓的宇宙之內。如果還不算，小說家又在每章段之間以韻文和故事穿插，表現出作者的智慧，超過日常生活的範疇。這樣看來，這種小說家的藝術可以與日本之石鋪庭院相比。
明代最大的哲學家爲王陽明。他將佛家頓悟之說施用於中國儒家的思想體系之內。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於自然的傾向，被極氾濫的引用，因之也產生了不少的王學支派，這和王陽明的注重紀律有了很大的區別。
從縉紳官僚階級的立場上講，教養在先，富庶在後。學術上之精到，文質上之選擇和舉止上的合乎大體超過一切。所以利瑪竇（Matteo Ricci）於西元一五八三年來到中國時，他讚美這國家是由一大羣的「哲學家」管理。可是向人炫耀爲人之常情，尤以暴發戶爲甚。一個縉紳家庭可能在門前樹立幾樁旗竿，以表示子弟進學中舉以及捐輸爲監生的人數，地方上顯赫人物也有在轎前擺佈着一大堆的隨從；修築花園和精製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內外更爲講究，這在明末風靡一時；收藏藝術品也成爲風尚，古物尤被珍視，有時一塊古硯可以值銀三十至四十兩，足爲農家全年用度。
可是所謂資本家在這時代產生的說法並無根據，雖說間有商人成爲鉅富，但數目極少。農業商品化也只有間或一見的例子，並且缺乏繼續經營的證據。製造棉布仍是一種家庭工業，婦女紡紗可以補助家庭的收入，在貧困佃農的戶內尤不可少。雖說這與歐洲同時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 system）有若干相似之處，單獨的有這樣安排卻不足以使社會經濟改觀。總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國經濟有突破的說法，有它基本的弱點在。與當時帶服務性質之事業無從展開的情形相較，這種說法不攻自破。這時候無銀行，無發放信用之機構，保險業始終未被提起，相反以高利貸爲主的當舖倒以千計。此時也沒有適當的法律和法庭組織足以提倡現代型的商業，而促進資本之存積。何況支持現代商業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財產權作基礎，首先即與孟子道德觀念相反，而後者正是官僚體系奉爲天經地義的。本書前面即曾提及，明政府自十五世紀中以來已無從制定有效的貨幣政策，當這麼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闕如，現代商業如何能在中國發展？
科技的進展經過宋代之最高峰後，明朝缺乏繼續之進展。從絲綢之紡織至陶瓷之焙烤，特殊之機械設計及處理，似乎都端賴技工的眼光。水力工程及藥物學因具有實際需要之價值，明人在這兩方面頗有作爲。可是無意於節省勞動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識爲其本身之目的，可能爲停滯的原因。因爲中國人既已有了現階段的成就，如果繼續研鑽，似乎不難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數學工具，獲悉宇宙內更奧妙的神秘。
在農業方面，明代特別值得提出之處爲菸葉、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陸輸入。後面兩種農作物因其可以栽種於前未耕耘之山地，對於解決食物問題更具有特殊之價值。可是在農業技術方面說，明代甚少進展。元代忽必烈所頒發之《農桑輯要》內中圖釋之農具，幾個世紀之後再無增進，可見得傳統的農業技術在相當時間之前即已達到其最高限度。
然則明朝盡力使中國內部均勻一致則超過以前任何朝代。中期之後華北即無異族逗留的痕跡，華南有了省區之間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廣大的地區，也使西南之少數民族更感到壓力。歷史上估計中國的人口，總多少帶有冒險性。可是中外學者已有共同的觀念，認爲西元一六○○年前後，中國人口已接近一億五千萬，這是歷史上的最高點。雖說明律不許人民泛海，事實上向東南亞各國移民好像未曾間斷。西元一五六七年明政府已片面開放福建之月港，當地接近廈門。以後國際貿易相次展開於廣州及澳門似從一五七八年始。
利瑪竇於西元一五九五年來到南京，一五九八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紀錄。我們今日看來，可以想見中國在十六世紀末葉，頗像一種玉製的裝飾品：從美術的角度看來有它本身之完滿，可是在結構的方面看來實爲脆弱。因爲受着法律和制度的限度，內部的增進已至極限，用不着說，這樣一個國家不容易動員，對外界的壓力亦缺乏抵禦的實力。
實際上在利瑪竇行經大運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國已經嘗試着窮最後之力作一番振作。這運動是由張居正一手經營，他這時是首席大學士，同時也是朱翊鈞（即萬曆皇帝）的導師。當萬曆在西元一五七二以九歲登極之時，張居正因皇太后之信託，成爲皇帝的保護人。他和宮內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於是行使職權時具有相當的威望，有如宰相，只是沒有宰相之名目。他將自己的親信佈置在內外機要之處，也將自己權勢推廣至朝臣之監察彈劾部門和文書教育部門，同時親身管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張居正不辭勞瘁，經常以個人之書牘和各地巡撫總督談論國事中之各種問題，所以各種方針與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當各臣僚建議於御前，而張居正以大學士的資格代皇帝批答時，不過將經過協定的謀略具體化。張居正既有人事權，便常引用各人的升遷爲餌來籠絡部屬，張居正以這種方法獨攬國事達十年之久，迄至一五八二年他剛五十七歲卻出人意外的溘然長逝。（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