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

畫家周令釗所繪一幅反映「五四」運動的畫作。（新華社資料照片）

如袁世凱篡國的時代，有位大人先生上表勸進，說，「賴大皇帝之威靈，軍未浹旬，而江表戡定」，轉眼之間，帝制取消，他又勸退，劈頭便是，「慰庭先生閣下」。這不是舉個極端的例，少數的例，實在可以形容中國人的普遍而又普通的心理啊！

自從去年秋天，我心裡有一種懷疑，覺得這白話文學的主義，不久定要風行，然而這白話文學主義的真價值，或者爲着速效弄糟了─這真可慮的很。凡是一種新主義，新事業，在西洋人手裡，勝利未必很快，成功卻不是糊里糊塗；一到中國人手裡，總是登時結個不熟的果子，登時落了。所以這白話文學發展得越快，我越替他的前途耽心。這不是我一人的私慮，別人也有如此想的。《每週評論》的第十一號裡，有仲密先生的一篇〈思想革命〉，我看了很受點感動，覺得他所說的都是我心裡的話。

造就真中華民國

現在把他抄在下面──

近年來文學革命的運動漸見功效，……頗有人認爲正當。……白話在社會上的勢力日見盛大；這是很可樂觀的事。但我想文學這事務，本合文字與思想兩者而成。表現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礙文學的發達，若思想本質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麼用處呢？我們反對古文，大半原爲他晦澀難解，養成國民籠統的心思，使得表現力與理解力都不發達；但別一方面，實又因爲他內中的思想荒謬，於人有害的緣故。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間，幾千年來，根深蒂固，沒有經過廓清，所以這荒謬的思想，與晦澀的古文，幾乎容合爲一，不能分離。我們隨手翻開古文一看，大抵總有一種荒謬思想出現。便是現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幾個古典熟語，那種荒謬思想已經滲透了文字裡面去了，自然也隨着出現。……如今廢去古文，將這表現荒謬思想的專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種有效的辦法。

但他們心裡的思想恐怕終於不能一時變過，將來老癮發時，仍舊胡說亂道的寫了出來，不過從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話罷了。話雖容易懂了，思想卻仍然荒謬，仍然有害。

……中國人如不真是革面洗心的改悔，將舊有的荒謬思想棄去，無論用古文或白話文，都說不出好東西來。就是改學了德文或世界語，也未嘗不可以拿來做黑幕，講忠孝節烈，發表他們的荒謬思想。……從前的荒謬思想尚是寄寓在晦澀的古文中間，看了中毒的人還是少數，若變成白話，便通行更廣，流毒無窮了。所以我說，文學革命上，文學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爲重要。我們不可對於文字一方面過於樂觀了，閒卻了這一面的重大問題。

這篇文章我讀過之後，起了若干想念；現在我所做的這文，正所謂有感而作。平情而論，現在的社會裡，居然有人相信白話，肯用白話，真所謂難能可貴，不溺流俗的人，我們歡迎之不暇，何必作求全的責備。又一轉念中國人在進化的決賽場上太落後了，我們不得不着急，大家快快的再跳上一步──從白話文學的介殼，跳到白話文學的內心，用白話文學的內心造就那個未來的真中華民國。

白話文學的介殼，就是那些「什麼」、「那個」、「月亮」、「太陽」的字眼兒，連在一起的，就是口裡的話寫在紙上的。這個的前途定然發展的很寬，成功的很速。白話文學的內心是人生的深切而又着明的表現，是向上生活的興奮劑。這個的前途就不容樂觀了。

識時務的俊傑

現在並白話的介殼而亦反對的人，大概可以分做兩類：一類是迷頑可憐的老朽，一類是新舊未定家。迷頑可憐的老朽反對我們不會有什麼效果，因爲有自然先生幫助我們打他們，他們垂死的命運早已判決了。況且他的氣力是萎靡的，膽子是老鼠似的，最怕的是勢力（這裡是說怕勢力。不是說崇拜勢力。因爲崇拜勢力他還不配呢），最愛的是金錢，最發達的是肉慾，最講究的是門面話；因而最不健全的是他的作爲，最沒效果的是他的反抗。

況且這些人說不懂得道理，卻還懂得「趨時」：若用真理征服他，他便以化外自豪，若到大家成了風氣之後，他也決不爲采薇而食的頑民。況且單就白話的介殼而論，未必有所謂離經叛道的東西；好在他們也是會說白話的，乃祖乃宗也曾讀過白話的高頭講章的；苟不至於如林紓一樣，怕白話文風行了，他那古文的小說賣不動了，因而發生飯碗問題，斷不至於發恨「拚此殘年」，反對白話。所以我們爽性不必理他；他久而久之總會變的。至於我所謂新舊未定家，就是唐俟先生所謂「理想經驗雙全家，理想經驗未定家」。這都是識時務的俊傑！

他們既不會拚命發揮自己的主義，也決不會拚命反對別人的主義─只會看風使舵。他們都是時勢造就的兒子，沒有一句是造就時勢的老子；都是被羣衆征服過的俘虜，沒有一個是征服羣衆的將軍。見理不明，因而沒主義可說；志行薄弱，因而沒宗派可指，再加上個「唯吃飯主義」，就決定他的飄萍轉蓬的終身了。這不僅少數人如此，實在中國的大多數都是這般。民國元年，遍天下都是革命黨，到了四年，遍天下都是官僚派；這類滑稽的風氣遷流，確是中國人易於改變的徵驗。

又如袁世凱篡國的時代，有位大人先生上表勸進，說，「賴大皇帝之威靈，軍未浹旬，而江表戡定」，轉眼之間，帝制取消，他又勸退，劈頭便是，「慰庭先生閣下」。這不是舉個極端的例，少數的例，實在可以形容中國人的普遍而又普通的心理啊！

所以我平日總以爲在中國提倡一種新主義的精神很難得好─因爲中國人遺傳性上有問題，然而提倡一種新主義的皮毛沒有不速成的，因爲中國人都以「識時務」爲應世上策。由此看來，白話文學介殼的發展，順着時勢的遷流，幾年以內，總會有點小成績，可以無疑了。（原載《新潮》第一卷第五號，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