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正視對美國順差擴大帶來的衝擊
日前美國前貿易代表萊海澤表示，美國對臺灣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增，美國與臺灣顯然還有些未解決的貿易爭端，這些都是讓臺美無法展開雙邊貿易協定（BTA）談判的原因。萊海澤雖已隨着川普政府下臺而不再是美國貿易政策主導者，然其臨別之言，仍值得我們注意。
臺灣去年對美出口大幅成長，從美國的角度來說，對臺逆差自然是扶搖直上，依美國海關統計，去年前11個月對臺逆差已升至269億美元的新高，以此推計全年對臺逆差將升逾290億美元，甚至逼近300億美元，這是有史以來對臺灣出現最大的逆差。
美國對臺灣逆差擴大，意味着臺灣對美國順差升高，事實上也是如此，依據我國海關統計，去年我國對美國享有的順差是179億美元，創下歷史最高，雖然兩國海關統計數字差逾百億美元，然而卻同指着一件事，那就是臺美貿易失衡趨於嚴重，這對臺灣或許不是個問題，甚至會因此而高興，但對美國而言，那卻是個大問題。
回顧1980年代，隨着我國經濟發展對美出口逐年升高，對美順差快速擴大，美國政府對臺灣的指責紛至沓來，1984年美方與我國進行智慧財產權談判，指責我國仿冒品讓美國於1982年損失60～80億美元的商業機會，同時也損失了12.1萬個就業機會，美方還說美國國內仿冒品中有六成來自臺灣，對此無理的指控，當年國貿局長蕭萬長在談判桌上嚴詞駁斥、據理力爭，美方對逆差的容忍度之低，指控之浮誇，於此可知。
自1985年我對美順差升逾100億美元，美方的談判力道加大，爲因應美方的催逼，我國特別成立「行政院中美貿易順差專案小組」，這是個部長級的協商平臺，由經建會主委趙耀東主持，與會者有經濟部長李達海、財政部長錢純、交通部長連戰及外交部長丁懋時，由此可知當年貿易順差擴大所帶來的談判壓力。美國對臺灣的要求非僅於智慧財產權，舉凡影片的進口、租賃業、港工捐、勞工權益法令、金融業、輸美鋼鐵、關稅調降等等，無所不談。
雖然美方不斷施壓，但是我國輸美商品仍持續成長，1987年對美順差升至160億美元。順差愈大於經濟成長雖是好事，卻也讓美方態度更加強硬，讓臺灣面臨更大的市場開放壓力，美方除要求我國提降稅清單，還要求我改革進口籤審制度，並且要我國比照巴黎公約的精神簽署雙邊專利協定。此外，我國政府也經常組團赴美採購，以表達我國改善對美國貿易逆差的誠意，這一頁談判歷史之艱辛，不言可喻。
必須注意的是，1980年代對美順差升高不僅帶來市場開放的壓力，新臺幣匯率也成爲美方關注的焦點，1986年初1美元兌39.6元臺幣，次年年初臺幣匯率升至35.2，年中雖已升破30，但猶未能讓美方滿意，當時有一則新聞如此敘述：「雖然新臺幣已升值22％，惟因對美貿易順差仍顯著增加，美國仍要求新臺幣匯率升值，否則將取消中華民國享有的優惠關稅待遇（GSP）。」美方的談話自然是有力量的，這一年的年底新臺幣匯率已達28.9。
雖然當年這一波新臺幣升值有國際因素，也就是1985年廣場協議迫使日、歐匯率升值這個背景，但是對於臺灣而言，由於升值又急又猛，使得出口廠商面臨極大壓力。爲因應匯率升值、市場開放及制度變革，廠商開始將生產線移至中國大陸，當年不少人憂心臺灣將出現產業空洞化。所幸，當年政府訂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爲因應，廠商西進、南向投資非但沒有讓臺灣空洞化，反而帶動產業升級，隨着供給原物料、零組件給海外臺商更帶動貿易輸出，而讓臺灣在這一波新匯率價位、外貿制度下仍得以享有6％以上的經濟成長，創造充分就業。
從1980年迄今已逾四十年，我們可以發現美國不論是民主黨執政或共和黨執政，對貿易逆差的容忍度都是非常低的，往年如何，今天也是如何，對日本如何，對中國大陸亦然，對臺灣自然也不會有例外。雖然我們可以聲稱依我國海關統計，對美順差沒那麼高，也可以如經濟部長王美花所言這是臺商回臺所致，但是美國向來不會理會這些說辭，可以預見的是，隨着我國對美貿易順差續創新高，在1980年代發生的談判、壓力必然會再捲土重來，也許談判的議題會改變，談判方式會不同，但來自美國的壓力絕不會少於當年。
我們認爲，執政當局不要只想着如何洽談臺美雙邊貿易協定（BTA），以博得簽署的美名，該關注的是這個協定能爲臺灣帶來多少出口優勢，我方有多少籌碼能說服美方，否則簽了一個城下之盟，徒然爲臺灣外貿戴上緊箍咒，豈是好事？然而，如今看來，隨着美方關切我國對美順差擴大，洽談BTA已非最急之事，當務之急是借鏡1980年代的的談判經驗，妥爲運籌，纔是正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