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邏輯的情節會削弱職場劇的職業度
集結了殷桃、吳謹言、劉敏濤、左小青、何潤東等“華麗陣容”的職場劇《正青春》不久前收官，並通過海外網絡平臺在130多個國家和地區落地。從開播時的備受期待，到最終以豆瓣4.4的評分收場，這其實反映了不少國產職場劇共同面臨的尷尬：“爽點”滿滿，“懸浮感”卻難逃。
同時，這也是不少都市劇涉及職場的橋段中存在的問題——正在熱播的都市情感劇《愛的理想生活》（新《粉紅女郎》）中的職場戲就被不少網友認爲“想當然”。
職場戲很長時間裡都是國產電視劇中爲數不少但又整體評價不高的一種類型。爲數不少，是因爲職場在今天的都市生活中不可或缺，且能夠透過職場折射世態人情；整體評價不高，是因爲其中大部分在展現和討論職場中存在的“職場問題”時力度和深度都顯薄弱。
職場劇對於社會現實的觀照，在於整合大衆的生活經驗，呼應當下的職場生態
《正青春》這部講述中國職場女性奮鬥歷程的職場劇，用複雜的職場衝突、強烈的情感變化構建了一道熱血、勵志而且不乏浪漫、溫情的都市職場景觀。它採用復調敘事手法，由兩條緊密交織的線索展開：一是二本畢業的女孩章小魚陰差陽錯進入跨國化妝品公司，從實習生開始不斷成長，摸爬滾打，一步步實現職業理想與個人價值。另一條線索則是章小魚的伯樂、師父，霸道果敢的銷售總監林睿率領團隊攻堅克難，走向更大的工作舞臺。除此之外，該劇還多角度呈現了較爲豐富的職場女性羣像。這些形態各異的女性及她們背後的酸甜苦辣，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國企業商戰中不同職級、層次、性格的職場女性生存狀態，與日益複雜變化的社會現實、職場生態產生了一定的呼應。
與《正青春》相似，不少國產職場劇都以女性奮鬥、爭取財務、人格和精神上的獨立自主爲主線，最終事業、愛情雙豐收爲結局。例如，記錄初入職場的菜鳥杜拉拉一步步晉升爲世界500強公司高管的《杜拉拉昇職記》；展現法語系碩士喬菲成長爲合格翻譯官的《親愛的翻譯官》；聚焦北漂女孩陳可依十年戀愛、工作和生活的《北京女子圖鑑》等都屬於這一模式的劇。另一部分國產職場劇則以《安家》《精英律師》爲代表，採用類似中國傳統的章回體敘事模式，由男女主角感情和事業的發展爲線索，串聯起多個小故事，其中每個小故事都能展現或者說明一個小問題。如《安家》涉獵了諸如親情與金錢之間的矛盾，農村重男輕女，第三者插足的婚姻危機等等問題；類似地，《精英律師》緊密結合普通大衆工作和生活中可能遭遇的難題和爭端，呈現了諸如能否免除因送孕婦去醫院而闖紅燈的車輛的行政處罰等案例。這類故事對老百姓的生活經驗進行整合，反映並探討了與他們休慼相關的實際問題和社會熱點，具有觀照社會現實的意義。
《正青春》劇照
探尋帶有人情溫度的中國式職場文化如何建立，理應是國產職場劇的重要使命
值得引起關注的是，無論《正青春》還是其它提及的職場劇，都側重對人物和人物故事展現，並且着力刻畫感情線。這折射出很多中國都市職場劇存在的一個短板：它們雖然透過職場人展現了“人間百態”，但對於展現和討論職場中存在的“職場問題”，力度卻稍顯薄弱。古裝、言情、武俠、偶像，以及類型混合的不同劇種都可以展現愛情、親情、友情，乃至“人間百態”，但是探析職場中存在的問題卻應是職場劇特殊的使命和價值意義。
其實，《正青春》對與中國職場人息息相關的一個問題進行了無意識的呈現：全球化的經濟社會文化語境中，當中國傳統的人情文化與現代企業注重的“規則”與“契約”產生衝突時，中國職場人應當何去何從？
現代企業起源於西方。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指出，現代企業組織的基石是以明文規則、正式契約、職位層級爲基礎的。而“規則”“契約”，作爲訂立出來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使得受約束於它的人們的行爲具有較強的可預測性和秩序感。電影《杜拉拉昇職記》在開場段落就通過一段略顯誇張的人物對白強調了影片中位列世界500強的DB公司對“規則”和“契約”的重視，“做什麼事情都是有SOP（標準作業流程）的……一個人在DB想走路，先擡左腳還是右腳，每次擡多高，每步花多長的時間，都可以在SOP裡找到依據。”
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企業必須向西方管理學看齊。事實上，在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日益密切的語境下，當“人情”與“規則”產生衝突時，如何處理或者平衡二者之間的關係，是中國職場人面臨的挑戰之一。在展現這種碰撞的同時，啓發中國職場人思考中國文化的智慧如何在當代職場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帶有人情溫度的中國式職場文化如何建立，進而探尋適合中國社會和職場的生存法則，是國產職場劇的重要使命。
在《正青春》中，林睿與章小魚、舒婉婷與林睿這兩對師徒關係爲職場注入了更爲多重的人際關係維度，正是爲此類話題的討論提供了非常好的文本空間。然而討論的前提是尊重起碼的職場邏輯，而在該劇中，觀衆看到的卻是類似爲幫公司搶到大單、贏得與成功商人溫哲的對賭協議，章小魚不惜自掏腰包，彌補銷售差額這樣的情節。豐厚的家底而不是專業能力爲章小魚鋪平了晉升的道路，而溫哲親眼目睹章小魚的“作弊”行爲之後，不僅沒有否認對賭協議的有效性，還發出帶有欣賞意味的感嘆：“捨得放這招，你們公司真是沒有招錯人。”更不要說之後章小魚與溫哲之間既是合作，又摻雜着男女之情，愛情成爲人物塑造、情節變化的內在推動力，削弱了職場劇應有的本色特徵。
其實，除了《正青春》以外，這一議題也曾被其它的國產職場劇觸碰，卻淺嘗輒止。例如，在《安家》前半段故事中，女主角房似錦的公事公辦、雷霆手段與推崇“人性流”管理的徐文昌之間的格格不入與矛盾衝突，實則就是契約精神與人情文化的碰撞。但令人惋惜的是，隨着劇情的展開，這種衝突不斷被弱化、最終消弭於兩人日益增長的情愫中。
《精英律師》劇照
期待未來的國產職場劇，能夠更深入地觸摸中國職場生態肌理，探尋當代職場法則和精神
影視作品是具有很強大衆性的文化形式，誠如英國學者多蘿西·霍布森所說，它們“不僅是構成我們生活經驗的一部分，並且和其他主要的文化形式一樣，成爲我們如何去體驗和回顧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國產職場劇若想最大程度上呼應每一個職場人的個體記憶、折射中國職場羣體的共同體驗，首先應能挖掘和探討不同職業類別職場人遇到的獨特的職場問題。例如《安家》中關於女性租售房人員遭遇的性騷擾問題；《精英律師》《離婚律師》等律師劇普遍呈現的“法理”與“人情”的矛盾；大部分國產醫療劇如《急診科醫生》《兒科醫生》等都涉及的醫患關係等。國產職場劇對於這些具有強烈職業特殊性的職場問題可以不僅停留在展現層面，而對其背後成因進行深入探究。
與此同時，中國職場人在這個充滿張力、變化和無限可能的新時代中，還面臨許多時代給予他們的獨特課題。例如，當下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出國留學並回國就業，勢必在職場上與畢業於國內大學的同事產生碰撞。《正青春》中二本畢業的章小魚與海歸凌瀟瀟的對決，實則就是這一社會現實的縮影。然而，海歸在該劇中被簡單塑造爲滿腹算計的負面形象以襯托女主角的正義與善良。這雖在一定程度彰顯了國內畢業生的優勢，撫慰承受就業和工作壓力的都市青年的心靈；但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的處理，忽略了兩種不同的教育資本和文化資本之間複雜的角力關係。反觀上世紀80年代末現象級的電視劇《公關小姐》，它把握住了改革開放的時代脈搏和“一國兩制”政策提出的時代背景，以從香港來內地謀求發展的周穎和另外六個公關小姐的工作和生活爲主要敘事線索，不但勾勒了廣州各行各業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風貌，更影響了一代人對於“公關”這一行業的認知。可以說，呈現和分析伴隨社會、經濟結構和文化變化而產生的具有時代特點的職場問題，描繪中國職場羣體在歷史進程中的浮沉，反思現象背後的本質，提出解決問題的導向性意見，這是中國職場劇真正的“靈魂”。
期待未來的國產職場劇不僅僅停留在“爽劇”，或者用職場外衣包裹愛情劇的層面，而是能夠更深入地觸摸中國職場生態的肌理，探尋當代職場法則和精神，激發觀衆深刻思考，成爲有中國特色的職場劇。（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