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張千帆：放開高考戶籍限制有多難
人物檔案
張千帆，著名學者，1984年7月畢業於南京大學，1989年12月獲得卡內基-梅隆大學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1999年8月獲得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政府學博士學位。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
對話背景
2010年，張千帆向教育部遞交《大學招生考試製度改革建議書》，呼籲進行高考制度改革。此後，一些家長也向有關部門投書，希望能夠在當地解決隨遷子女高考問題。作爲高考制度改革的推動者，張千帆一直高度關注城市隨遷子女高考問題，併爲他們提供法規政策諮詢。
放開高考戶籍限制可能嗎
中國青年報：有一份非京籍家長撰寫的《取消高考戶籍限制可行性研究報告》，報告建議，孩子在北京參加高考需同時具備以下兩個條件：在經常居住地上學不少於一年，北京、上海等地不少於五年；父母至少一方在經常居住地工作和生活不少於一年，北京、上海等地不少於五年，且父母要提供工作和收入證明，房屋產權證或者居住證等。您認可這個建議嗎？
張千帆：他們主要針對自己所在的社會階層，在北京常年工作，有車有房，也是納稅人，除了戶籍之外，和北京居民完全一樣。這一報告的出發點是政策可行性，因爲如果沒有限制，會有大量的人跑到北京參加高考，給北京經濟社會和教育資源帶來巨大壓力。一開始設立標準是有必要的，但標準是什麼還可以討論。我認爲這個標準應該以孩子爲中心，在北京有沒有房子、車都是次要的，有的北京戶籍居民也沒有自己的車和房子。目前來看，比較合理的標準是受教育者的學籍，看他是否讀完完整的高中學歷，這樣做是有理由的。北京和外地是完全不一樣的學科體系，孩子回到戶籍地不能適應當地高考。
中國青年報：您認爲大多數北京人能接受外來隨遷子女參加高考嗎？
張千帆：我相信把道理說明白之後，大多數北京人能接受外來隨遷子女。孩子不隨遷，就會面臨孩子和家長分居兩地的留守狀況，對孩子心理和成長帶來影響。
中國青年報：現在呼籲放開高考戶籍限制的家長大多屬於北京的中產階層，那麼農民工的孩子怎麼辦？
張千帆：農民工的工資也要扣稅，他們也是納稅人。不論繳多少稅，他們爲北京市做貢獻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他們的孩子在北京完成了高中學業，就沒有理由拒絕這些孩子在北京參加高考。但考慮到可行性，有時候，不得不在目標和手段之間有個權衡。有些家長的訴求是正當的，就要維護其教育權利和基本利益。在步驟上，可以逐步推開，逐漸讓更多人受益，只要方向是正確的，高考改革的陽光一樣可以照亮農民工的孩子。
一些地方的放開政策不可持續
中國青年報：目前打破戶籍壁壘通過買房會有一些鬆動，像天津市某些區縣，只要在那裡買房，就可以拿到藍印戶口，子女高考升學享受直轄市的待遇，您怎麼看待天津市的這種戶籍放開政策？
張千帆：這種放開也是暫時的，全國很多省區市，像陝西、海南、新疆等都有類似的規定，這些地方需要資金、技術、人才，就靠優惠政策吸引人。但等以後相對飽和，政策還會緊縮，不可能持續下去。
中國青年報：這種行爲合法嗎？
張千帆：這種做法沒有被明令禁止，而且也很難界定合法與否。一個城市在開放初期會採取放開政策，以吸引人才。但一段時間後，地區的既得利益形成，就會重新回到老路上來。最近出臺的一些地方政策，就是在往加劇歧視的方向走。比如，報考一些城市政府公務員都要求有當地戶口，這是進行收縮的排外政策。隨着就業壓力加大，排外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高考移民是現有格局下很自然的現象，因爲高校在錄取的時候，對不同地區的考生設立了懸殊的錄取標準，怎麼可能不產生高考移民呢？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追求機會、追求幸福、追求更高層次的教育，因此不能怪高考移民，只能怪不公平的招生體制。既然政策本身存在空子，就肯定會有很多人鑽空子。
中國青年報：其實很多隨遷子女並不是想要戶籍，他們只是想獲得高考權利，但現在卻陷入一個沒有戶籍就沒有高考權利的怪圈。有沒有辦法走出這個怪圈？
張千帆：戶籍改革是很難的，這麼多年都說要改，形式上可能是改了，但戶籍捆綁的實際利益沒有根本改變。而且，戶籍放開後確實會產生許多實際問題，加劇城市的交通擁擠、資源緊張，甚至推高房價。但是，能不能在戶籍制度不變的情況下解決高考移民問題呢？我們的答案很簡單，只要在全國實行統一錄取標準，高考移民問題馬上解決——到哪裡考試都是一樣的錄取機會，還“移民”幹什麼？
中國青年報：爲什麼每個省(區、市)的高考錄取分數線會不一樣？這個現象產生的根源是什麼？
張千帆：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我們幾十年的發展模式都是以城市爲中心。985、211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這些省市的部屬大學雖然直屬中央，但也受到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影響。比如，北京大學在北京市，享受了北京市給予的很多優惠，自然會對當地考生有所照顧。這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全國各地的大學基本如此。但由於高等教育資源分佈極不均衡，各地照顧本地考生的力度也不一樣。比如山東、河南等農業大省人口多、高校少，吸納本地考生能力低。
中國青年報：現在這種地域差異是不是越來越嚴重？
張千帆：從招生指標分配比例上看，沒有實質性的變化。近年來，招生本地化現象稍有控制。但考察很多知名院校，他們的招生名額和比例大多沒有變化。問題在於，過去招生雖然不平等，但因爲實行全國統一考試，還有基本統一的錄取標準，實現平等還是可能的。現在實行“分省命題”，統一標準不存在，根本沒法實現招生平等。
中國青年報：對於南方科技大學學生拒絕高考事件，您有什麼看法？
張千帆：實際上，高考只是一個手段，只是爲錄取提供一個標準，也未必是惟一的標準，考試方式也可以變化。其實南科大可以有自己的考試，自己出題改卷子；北大、清華、復旦，任何一個學校理論上都可以設計自己的卷子，但是不論什麼卷子，必須對全國考生統一。2002年前，全國高考是統一的(上海例外)，但是，同一所學校對不同地區考生的錄取標準不一樣。2002年之後，半數省市逐漸實行“分省命題”，連考卷都不一樣，標準更不可能統一。
現在看來，分省命題只是掩蓋歧視的“煙霧彈”。錄取的北京考生分數低、山東考生分數高，那也說明不了什麼，也許是北京考卷難、山東考卷容易呢？“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筆糊塗賬。計劃經濟破產了，計劃教育卻仍在繼續。計劃經濟的時候實行糧票、油票、肉票，後來實行市場經濟取消了；大學招生指標就相當於教育領域的“糧票”，改革30年卻雷打不動。
中國青年報：1987年，上海開始自主命題，可以說是自主命題的先行者。您認爲，上海的這種自主命題有沒有取得什麼成效？
張千帆：說是搞“多元化”，數理化、英語、中文語法能有什麼“地方特色”？現在一談統一考試就“談虎色變”，其實統考有什麼可怕？如果全國統一命題的話，可以成立由各地一流專家組成的命題委員會，保證統一命題的質量，至少要比許多地方命題的質量高。美國不也有統一考試嗎？我們都知道SAT，但是美國大學錄取確實不把考試成績當做惟一因子，社會實踐、老師推薦信等都可以作爲參考標準。但放在中國就行不通了，我們的社會信用體系沒有建立，很多人不太重視社會聲譽，至少目前還不得不“以考分論英雄”，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是，可以改革高考制度，可以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不斷完善命題質量。如果集中全國最好的老師命題，肯定高於一個省的命題質量，並且也有利於接受公衆監督。各省自主命題容易造成暗箱操作，背後滋生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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