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怎麼幹？4季度政治局會議傳遞重大信號
文：任澤平 方思元 樑穎 黃斯佳
在五中全會之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前夕，12月11日召開4季度政治局會議，總結今年，部署明年經濟工作，意義重大。
會議首次提出“需求側改革”、“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等，傳遞重大信號。
1、經濟運行恢復常態，但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
730政治局會議稱，“經濟穩步恢復，二季度經濟增長明顯好於預期”、“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
五中全會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
4季度政治局會議提出，“我國經濟運行逐步恢復常態，但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環境仍存在諸多不確定，要強化機遇意識、風險意識”。
我們此前提出，中國在控制疫情和恢復生產方面走在全球前面，展現了巨大的體制優勢和經濟韌性。1-3季度GDP增速分別爲-6.8%、3.2%、4.9%，我們預計4季度GDP增速在5.5%左右，基本恢復到經濟潛在增長率水平（2019年GDP增速6.1%，作者在2014年提出“新5%比舊8%好”）。反觀歐美疫情持續失控，蔓延時間長，經濟大幅負增長，2020年“我國成爲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從結構看，中國生產10月工業生產增長6.9%，已經恢復到去年正常水平，主要受益於疫情有效控制和對內外需恢復；三駕馬車中，10、11月（以美元計）出口同比增長11.4%、21.1%，貿易順差584.4、754.2億美元，大幅超過2019年出口0.5%的增長水平，主要受益於防疫物資出口、居家辦公宅經濟出口和對歐美亞等生產替代效應；10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達12.2%，遠超去年水平，主要受益於“兩新一重”和房地產投資。
同時，需要清醒地看到，當前經濟恢復基礎不牢。展望2021年，就業、收入和消費低迷，小微企業仍然十分困難，金融風險頻發，投資面臨回落壓力，出口高增難持續。因此，慎勿對經濟形勢盲目樂觀，慎談貨幣政策收緊。
我們在2019年下半年提出“拿掉豬以後都是通縮”“經濟恢復基礎並不牢固”；在2020年上半年提出“新基建”“中國經濟復甦將領先全球”；在年底提出“經濟持續復甦，但不宜盲目樂觀”。
4季度政治局會議強調做好明年經濟工作要“構建新發展格局，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爲主題”，“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10月26-29日五中全會審議十四五規劃，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的經濟發展目標：在質量效益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增長潛力充分發揮，國內市場更加強大，經濟結構更加優化，創新能力顯著提升，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
相較於“十三五”時期明確的“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到二〇二〇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以及由此而來的2016-2020年GDP年均增速至少6.5%，五中全會沒有對未來五年設置具體目標，只說今年把目標完成，然後到二〇三五年“再邁上新的大臺階”。表明中央淡化GDP的意思很明顯，不會再像2009、2012、2015年那樣進行強刺激。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結構優化和提質增效將是未來五年的工作重點。（《五中全會透露重大信號（極簡解讀》）
劉副總理在“十四五”規劃輔導讀本撰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主動選擇，是應對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變化的戰略舉措，是發揮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優勢的內在要求。從六方面全面落實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決策部署：推動科技創新在暢通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推動供給創造和引領需求，實現供需良性互動；推動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健全現代流通體系；推動新型城鎮化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推動擴大就業和提高收入水平；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經濟。
我們認爲，“雙循環”的核心是對內擴大內需、對外提升產業鏈安全，關鍵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羣和放開生育。這是這些年我們在公共政策領域的三大建言和呼籲，但進展不同，新基建已經從學術討論走向國家戰略，城市羣逐漸走向社會共識但尚未完全落實到公共政策，而全面放開生育則面臨巨大的學術分歧和社會爭議。（參見《“雙循環”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羣與放開生育》）
2010年我們參與研究提出“增速換擋”，2014年作者提出“新5%比舊8%好”“改革牛”，2015年提出“經濟L型”。
3、首次提出“需求側改革”，增強消費、投資新基建和調整收入分配是主要抓手
4季度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需求側改革，“要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提法從“需求側管理”升級到“需求側改革”。
疫後關於擴大需求和需求側管理的中央論述較多：327政治局會議明確定調要擴大內需。730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持續擴大國內需求”，“擴大最終消費，爲居民消費升級創造條件”和“積極擴大有效投資”。五中全會繼續提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
劉副總理在“十四五”規劃輔導讀本撰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指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完善擴大內需的政策支撐體系。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全面促進消費，提升傳統消費，培育新型消費，發展服務消費。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拓展投資空間，優化投資結構，推動企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推進一批強基礎、增功能、利長遠的重大項目建設。”
需求側改革對當前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的邊際效益最大，我們認爲增強消費和投資新基建是最重要抓手。從需求側改革內涵來看，一是着力點轉向擴大有效需求，提高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疫後中國經濟恢復生產端快於需求端，核心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2016年以來供給側改革已取得顯著成果，需求端改革可以帶來經濟結構優化和提質增效的效益最大化。二是從供給端發力，供給創造需求，創新激發潛在需求。需求側改革更需要依託於增量市場的拓展，而非存量市場的代替。
我們率先倡導“新基建”，引發社會各界大討論，最終從學術討論走向國家戰略，是需求側改革的重要內涵。“新基建”兼顧短期擴大有效需求和長期擴大有效供給，兼具穩增長、穩就業、調結構、促創新、惠民生的綜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國經濟新引擎。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等科技領域的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的基礎設施，以及營商環境、服務業開放、多層次資本市場等制度領域的基礎設施，這些領域發展空間巨大，增長迅速，經濟社會效益顯著，對上下游行業帶動性強，在未來經濟社會發展中將起到擔大任、挑大樑的重要角色。（參見《是該啓動“新”一輪基建了》）
要做好需求側改革，必須做到如下幾點：1）與供給側改革的相互平衡和促進，本次會議提出“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2）更加重視收入分配公平，提升人民幸福感。需求的實現受到人民收入的限制。西方國家正深陷收入分配不均所導致的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撕裂、階層固化、政治極化、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的泥沼。我們應當更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爲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
4、首次提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互聯網巨頭和金融巨頭們應該增強社會責任感和科技創新意識
4季度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明確未來一段時間的監管態度和工作重點。
習總書記曾多次強調：“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反壟斷旨在抑制市場負外部性，鼓勵公平競爭，保護消費者權益，防範系統性風險。近期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相關的政策密集出臺，主要官員密集發聲。
10月31日，劉副總理主持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專題會議，明確強調：當前金融科技與金融創新快速發展，必須處理好金融發展、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的關係。要落實五中全會精神，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原則，尊重國際共識和規則，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既要鼓勵創新、弘揚企業家精神，也要加強監管，依法將金融活動全面納入監管，有效防範風險。監管部門要認真做好工作，對同類業務、同類主體一視同仁。要監督市場主體依法合規經營，遵守監管規則，完善公司治理，履行社會責任。要增強業務信息披露全面性和透明度，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加強投資者教育。要督促上市公司規範使用募集資金，依法披露資金用途。要健全公平競爭審查機制，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司法，提升市場綜合監管能力。要建立數據資源產權、交易流通等基礎制度和標準規範，加強個人信息保護。
11月10日，市場監管總局《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發佈，對平臺利用大數據優勢對消費者進行價格歧視，限定商家在競爭性平臺間進行“二選一”，過度收集個人信息侵犯隱私等亂象進行規範；明確將大型互聯網企業涉足金融行業納入宏觀審慎監管。
11月11日，中國銀保監會、中國人民銀行就《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一是釐清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的定義和監管體制，明確網絡小額貸款業務應當主要在註冊地所屬省級行政區域內開展，未經銀保監會批准，不得跨省級行政區域開展網絡小額貸款業務；二是明確經營網絡小額貸款業務在註冊資本、控股股東、互聯網平臺等方面應符合的條件。三是規範業務經營規則，提出網絡小額貸款金額、貸款用途、聯合貸款、貸款登記等方面有關要求。四是督促經營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的小額貸款公司加強經營管理，規範股權管理、資金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等，依法收集和使用客戶信息，不得誘導借款人過度負債。五是明確監管規則和措施，促使監管部門提高監管有效性，對違法違規行爲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六是明確存量業務整改和過渡期等安排。
12月8日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指出“要關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風險，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類金融和科技領域，跨界混業經營。必須關注這些機構風險的複雜性和外溢性，及時精準拆彈，消除新的系統性風險隱患。”
郭樹清在“十四五”規劃輔導文章《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中提出，“對金融科技巨頭，在把握包容審慎原則的基礎上，採取特殊的創新監管辦法，在促發展中防風險、防壟斷”。
無論傳統行業或新興行業均可能形成壟斷，新經濟在移動互聯網技術和大規模資本的支持下，形成自然壟斷速度更快，涉及面更廣，用戶粘性更強，由平臺壟斷造成的危害消費者權益、榨取剩餘價值、擠壓小企業生存空間等負外部性可能更大。一是消滅競爭，長期以來互聯網企業以“融資-補貼-擴張-再融資”的範式，在購物、外賣、出行、社區生鮮等多個民生領域跑馬圈地，資本成爲資源配置的風向標，流量變現成爲核心商業模式，小企業逐步退出競爭；二是侵害消費者權益，誘導過度消費、會員之上再收費、“大數據殺熟”、捆綁銷售、隱私數據被販賣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問題屢見不鮮；三是“大而不能倒”醞釀系統風險，例如互聯網消費貸、現金貸等產品規模巨大，通過助貸和聯合貸等方式獲得銀行大比例出資，信用審覈、風險控制等職能由平臺管控，一旦平臺風控出現問題，風險將向銀行端轉移。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是爲防止實體經濟過度資本化，防止企業利用融資圈錢“割韭菜”等。
比如，有些平臺經濟先通過引入資本“燒錢”把同行競爭者包括中小競爭者趕出市場，壟斷市場後再對客戶提出漲價、“割韭菜”。
再比如，部分長租公寓通過多輪資本融資，高價搶收房源，再以低價租金吸引年輕人和金融機構簽訂長期借貸合約，機構將長期租金一次性付給平臺，平臺再按月向房東給付，由此平臺得以獲得現金流做大規模。但這種模式本質缺乏盈利能力，資金鍊斷裂引發巨大風險，造成嚴重負面影響。
再比如，近年以特斯拉爲代表的美國高科技公司進軍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無人駕駛等領域，取得巨大創新成果。但是與此同時，國內部分互聯網科技巨頭則試圖利用資本優勢和低價補貼，下沉社區，試圖從底層大衆勞動者——菜販子手上榨取最後一枚銅板，和下層人民搶飯碗，引起社會輿論廣泛反彈。互聯網科技巨頭們擁有雄厚的財力、大量的數據資源、領先的數字技術，人們期待巨頭們不僅能在商業模式上進行創新，更能承擔起推進科技創新的責任，不能癡迷於流量變現、急功近利地賺快錢，更應承擔推動社會進步、造福民衆的社會責任。雖然金錢不分善惡，但商業應有道德，德以載富。民衆對大型互聯網企業顯然有更多的創新期待和社會責任期待。
大型互聯網企業應將數據和技術優勢，不應侷限在商業模式和流量變現的競爭中，更應放眼全球大國市場博弈，承擔起推進科技創新排頭兵的責任，着眼攻克更長遠的前沿技術難題，突破“卡脖子”的關鍵技術，與國家戰略相契合，也能產生巨大的創新勢能，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華爲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爲華爲是中國高科技旗艦企業，數萬工程師是和平年代的戰士，捍衛了國家的科技榮譽並造福社會。
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加劇貧富分化，導致社會階層流動放緩，不利於社會穩定和人民幸福。我國近十年來也出現社會財富向頭部集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問題，基尼係數由2015年的0.465上升至2018年0.468，稅前收入前10%的人羣收入所佔比重由2000年的35.56%提高至2019年的41.43%，個人財富排名前10%的人羣佔社會財富的比重由2000年的47.75%迅速攀升至2015年的67.41%，分配不均的結構性問題顯現，不利於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
5、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
4季度政治局會議提出，“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
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以及自身發展戰略需要，近年科技自立自強和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被頻繁提及。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提出，“要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鞏固傳統產業優勢，強化優勢產業領先地位，抓緊佈局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提升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水平。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強科技創新和技術攻關，強化關鍵環節、關鍵領域、關鍵產品保障能力”。
730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
五中全會將“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列入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爲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
劉副總理在“十四五”規劃輔導文章中指出，“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塑造我國在國際大循環中主動地位的關鍵。”
我們認爲雙循環的關鍵就是對內擴大內需、對外提升產業鏈安全，突破關鍵核心技術，解決“卡脖子”問題。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是國家實力的關鍵，是大國競爭的制高點；科技是歷史的槓桿，是世界霸權更迭的根源，是大國崛起的支點。中美貿易摩擦本質是霸權國家對新興大國的戰略遏制，打着貿易保護主義的旗號，劍指中國經濟崛起和產業升級，尤其是對中國高科技領域的戰略遏制。2018年3月的《301報告》和5月的美方要價清單多次提及“中國製造2025”計劃；2019年5月16日，特朗普簽署總統令，試圖切斷華爲供應鏈；美國頻頻以“國家安全”爲由對我國高科技企業發起制裁，不僅逐漸擴大打擊手段和範圍，且不斷泛化制裁標準。
中國要發展核心技術，攻關“卡脖子”技術。有效地實施產業政策，重點在於支持基礎領域、而非補貼特定企業，組建研發聯盟攻克技術難關。加快科教體制改革，建立市場化、多層次的產學研協作體系。切實提高科研人員與教師的收入待遇,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進力度。（參見《中美科技戰：國際經驗、主戰場及應對》）
當前中國製造業及高科技產業在全球產業鏈領域缺乏主導權，對產業鏈供應鏈高端環節缺乏控制力，在關鍵環節和核心零部件方面基礎較爲薄弱。以5G爲例，在發展過程中，我國通訊行業遭遇了美國爲首的相關國家以5G安全問題進行的全方位打壓。2018年4月，美國禁止中興購買美國公司敏感產品，中興業務一度陷入停擺，隨後美國又多次對華爲進行打壓，對其5G設備進行封殺。中國只有在5G技術積累、設備製造以及終端操作系統、技術標準等方面取得優勢，才能在層層重壓下保證5G產業鏈的安全，贏得5G產業正常、穩定發展的環境。
11月26日下午，看到任正非送別榮耀的講話，悲壯。像是送別即將闖蕩世界的愛子，萬般殷切叮囑。這不是一個陣地、一個城池的勝敗。作爲中國高科技旗艦企業，面對美國的打壓，華爲在炮火中挺進，沒有被打垮。這次我們不僅沒被打垮，反而被打醒了。“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嚴峻性”，“這是打着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科技自立自強，解決“卡脖子”難題，擁抱全球化。任總是一代英雄，華爲和榮耀的員工是和平年代的戰士，爲家園和榮譽而戰。沒有傷痕累累，哪來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難。除了勝利，我們已經無路可走。
6、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4季度政治局會議提出，“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十四五”規劃提出，“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租購併舉、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完善土地出讓收入分配機制，探索支持利用集體建設用地按照規劃建設租賃住房，完善長租房政策，擴大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和城鎮新增建設用地規模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政策，強化基本公共服務保障，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優化行政區劃設置，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羣帶動作用，建設現代化都市圈。”
劉副總理在“十四五”規劃輔導讀本撰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指出：“房地產業影響投資和消費，事關民生和發展。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堅持租購併舉、因城施策，完善長租房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我們在業內提出了經典分析框架“房地產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在此框架基礎上提出“房地產長效機制的關鍵是金融穩定和人地掛鉤”。（參考專著《房地產週期》《全球房地產：住房制度決定房地產市場》）
7、要抓好各種存量風險化解和增量風險防範。
4季度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抓好各種存量風險化解和增量風險防範”。
劉副總理在“十四五”規劃輔導文章中指出，“推動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健全現代流通體系。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堅持以服務實體經濟爲方向，對金融體系進行結構性調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改革優化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支持創新的政策，發揮資本市場對於推動科技、資本和實體經濟高水平循環的樞紐作用，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郭樹清在“十四五”規劃輔導文章《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中提出，貨幣經濟絕不能背離實體經濟；將本求利是商業活動的正常狀態；收益永遠和風險成正比；持續建設法治和誠信環境；把握好金融創新的邊界；管好貨幣總閘門；堅決抑制房地產泡沫；緊緊抓住公司治理“牛鼻子”。
郭樹清11月22日在《求是》發文《堅定不移打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提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經濟金融形勢更加複雜多變，我國經濟週期性、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疊加碰頭，金融風險形勢複雜嚴峻。隨着國際收支狀況逐漸好轉，國內企業、政府、居民部門槓桿率快速上升，金融產品和市場結構日趨複雜、透明度較差，金融體系內部資金自我循環、脫實向虛傾向愈演愈烈，一些不法金融集團和違規金融活動野蠻生長，金融系統內部的腐敗和違紀違規行爲持續蔓延。如果放任自流，勢必釀成系統性風險，產生顛覆性影響，嚴重危及經濟持續發展和國家政治安全。”
提出主要金融風險爲，金融資產盲目擴張、影子銀行層層嵌套規避監管隱蔽風險、問題股東惡意操控甚至掏空金融機構、打着互聯網金融創新的旗號“無照駕駛”“遍地開花”、房地產金融化泡沫化、大中型“殭屍企業”債務違約風險股權質押風險、地方政府違規大規模舉債形成隱形債務風險、金融不服務實體經濟空轉套利等。
未來的關鍵是讓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服務科技創新，加快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盡最大可能提早處置不良資產，防止高風險影子銀行反彈回潮，及時處置不同類型機構風險，穩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切實加強金融消費者教育和保護，進一步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
11月21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金融委）主任劉鶴主持召開金融委第四十三次會議，研究規範債券市場發展、維護債券市場穩定工作，會議指出，近期違約個案有所增加，是週期性、體制性、行爲性因素相互疊加的結果。會議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切實履行責任。金融監管部門和地方政府要從大局出發，按照全面依法治國要求，堅決維護法制權威，落實監管責任和屬地責任，督促各類市場主體嚴格履行主體責任，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態和信用環境。二是秉持“零容忍”態度，維護市場公平和秩序。要依法嚴肅查處欺詐發行、虛假信息披露、惡意轉移資產、挪用發行資金等各類違法違規行爲，嚴厲處罰各種“逃廢債”行爲，保護投資人合法權益。
8、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貿易摩擦，拜登對華政策展望
五中全會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
2018年初，中美貿易摩擦剛爆發，主流媒體和市場出現嚴重誤判，“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影響不大”等觀點流行。
但是，我們在一開始就鮮明提出三大判斷，與市場流行觀點不同但被後續形勢演化所不斷驗證：“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着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拜登與特朗普對華思想的異同：特朗普改變了奧巴馬時期的外交政策，拜登將予以糾正。但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拜登必然會維護美國利益，在避免冷戰、脫鉤的基礎上制衡中國。拜登與特朗普均將中國的崛起視爲對美國的挑戰。但拜登與特朗普在對華策略上有區別，核心在於拜登反對特朗普的單邊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過聯合盟友制衡中國。
具體來看：1）貿易方面，拜登反對特朗普的廣泛關稅戰、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呼籲建立盟友統一戰線利用現有貿易法律規則制衡中國。2）科技方面，拜登強調團結盟友並制定行業標準，以管理高技術的全球使用，並打壓中國高科技。3）地緣政治方面，拜登強調增加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部署、重振美國亞太主導地位、恢復和重構盟友關係。4）人才方面，美國可能會恢復在文化教育、公共衛生等非敏感領域人文交流，但在科技等敏感領域可能繼續限制或監督。
2018年以來，在市場陷入悲觀情緒時，我們明確提出中國經濟發展潛力巨大，如果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未來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中國有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14億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羣體（4億人羣）；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距離發達國家仍有約20個百分點的空間，潛力大；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近9億人，就業人員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素質人才有1.7億，每年大學畢業生有800多萬，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中國的新經濟迅速崛起，獨角獸數量僅次於美國；新一輪改革開放將開啓新週期，釋放巨大活力。（參見《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