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5元旅店的女人們：幹一天活兒 活一天
11月11日傍晚，揹着鼓囊囊的行李包，女人推門走進旅店，掛斷電話，手凍得通紅。這是鄭秀娟來吉林市的第八天，還是沒找到活兒，她瞞着家人住在這家五塊錢一晚的旅店。
“來住宿嗎?”燙着棕色短捲髮，穿着牛仔馬甲和黑色絨衣的小個子女人，趿拉着鞋從門口的小屋走出來。
這是旅店的老闆孫二孃，今年68歲了，她每天透過小屋玻璃窗打量着每一個進店的女人，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有錢就交，沒錢拉倒。”在住客眼裡，這個小個子女人性格潑辣，像《水滸傳》裡的孫二孃。
開業24年來，旅店住客幾乎都是農村進城務工的單身女人，也有下崗的女工。她們中最年長的超過70歲，最小的剛過30歲。
以前，花兩元便能在這兒住一晚，來的多是被家暴後逃出來的女人，“把這裡當成了避難的地方”。孫二孃記不清，最多時一晚住過多少人，只記得以前大通鋪上躺滿了人。
在過去10年時間裡，房費從兩元漲到了三元、五元，來這裡住的人少了——“幹一天活，活一天”。
“避難所”到落腳點
劉桂蘭是高低牀的下鋪，她倚靠着牆坐在陰影裡，身旁放着一隻收音機，放着戲曲的調子。
11月13日晚，熄燈前，女子宿舍的住客坐在一起嘮嗑。新京報記者肖薇薇攝
劉桂蘭額頭留着兩縷黑色劉海，往後紮起的黑髮間，顯出一小圈白色的髮根，她今年77歲，是宿舍裡眼下年紀最長的一位。
她已經斷斷續續在宿舍住了二十多年。這是劉桂蘭來到這座城市的第一個落腳地。老伴患癌去世後，家裡爲治病背了一屁股的債，兩個兒子出門學瓦匠和木工，女兒也在外地打工。十多畝的苞米地，苞米兩毛錢一斤，除去種子、化肥等成本，剩不下幾個錢。
莊裡幾個女人進城打工回來時告訴她，城裡有活兒幹，能掙錢。她賣了家裡的土房，還上一部分債，揣着幾十塊錢，收拾幾件舊衣裳去了吉林。
50歲的何芳刷着手機屏幕聊天，丈夫去世後，她出來打工，在附近一家飯店上早班，每天從早晨7點上到下午五點。
65歲的鄭秀娟則用手機跟孫女視頻。她這一趟來宿舍住了有八天，一直沒接到活兒。她個頭高，豐腴壯實，力氣大，“以前基本上沒愁過活兒，有時半天一天就能接到活兒”。
這一趟鄭秀娟出來得晚。在家掰苞米二十來天，她的雙手十指被割出細細長長的口子，一沾水就疼，指甲縫兒留下搓不掉的黑色印記。她休養了幾天纔來找活兒。正趕上農忙結束，農村來掙錢的人多起來，“找活兒就難了”。
裹着被子躺着的張清64歲，她頭髮灰白，面色顯得暗黃，額頭上有幾道深深的褶皺。在幾個女人裡，她是被家暴多年後，“淨身出戶”後孑然一身來到了這間宿舍。
在老闆孫二孃印象裡，剛開店時，住客幾乎都是這樣的單身女人。她們多是被家暴後逃出來的，有人還帶着幾歲的孩子，“把這裡當成了避難的地方”。
孫二孃記得，剛來宿舍的女人幾乎都不說話，神情疲倦，有人累得躺下就睡，有人偷偷抹眼淚。“沒有人問起傷心事，大家都明白，那個年代的人都很苦。”
“雖然叫宿舍，其實就是個旅店。五六十歲的女人，地裡沒活兒的時候，出來掙幾年錢，找活兒時上這兒住幾天。”
新的住客來來往往，孫二孃很難記住她們每個人的樣貌。“現在來這兒住的都是農村來的沒錢的女人，比起十幾二十年前，生活好太多了。掙着錢了，女人家庭地位也高了，也不能被家暴，在農村，離婚的女人也沒人說閒話，很快能開始新生活。”
從啥都幹到“挑活兒幹”
11月13日，天色微亮，鄭秀娟起身，摸出包裡的牙刷牙膏，她擰開水龍頭，俯下頭張口接水，水流細小冰涼，快速“刷刷”幾下刷牙漱口，雙手捧水拍在臉上，狠搓幾下。 然後從包裡摸出梳子，站在門廳牆上掛着的大鏡子前，沾點水抹上前額的頭髮，仔細往後捋順頭髮，緊緊紮起。
三兩下疊好被褥，穿上大衣，戴好圍巾，剛過6點一刻。她背起鼓囊囊的大包，側身往外走。見孫二孃屋裡亮起了燈，鄭秀娟對着玻璃窗小聲說，“今兒肯定能下戶幹活了，不得來住。”
昨天，家政中介給她介紹了一家保姆活兒，她要去那家看看情況。中介說，這家老人身體不錯，陪老人聊聊天，做做家務就成，要合適讓她趕緊上工。
鄭秀娟在樓下小吃店喝了兩碗粥，中介還沒開門。十字路口零星站着等工的人，有個五六十歲的女人拿着硬紙板，寫上“幹零活，刷塗料，打掃衛生”。
吉林市勞動力市場舊址，招工小黑板前站着等工的女人。現在家政服務成爲這些女工工作的主流。新京報記者 肖薇薇 攝
每天，鄭秀娟和二十幾個女工擠在這家中介的屋子裡，從早晨七點，到下午六點，平均只有五、六個僱主來招工。這些天價錢壓得很低。1500元一個月的家政工作，都成了搶不着的“俏活兒”。剩下的大多是照顧臥牀、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活兒重，工資開得卻比往年低幾百塊錢。
傍晚天色暗下來，宿舍亮起燈，鄭秀娟揹着鼓鼓的大包推門進來，圍巾胡亂裹住臉，頭髮凌亂，臉凍得通紅，眉頭緊皺，對着門口小屋玻璃窗，聲音嘶啞，“二孃，今晚還住這兒。”
對於鄭秀娟而言，沒活是沒接到好活。她們會挑活兒，待遇好、輕鬆的“俏活兒”難搶。
但劉桂蘭、張清等早一批來宿舍的女人，她們幾乎沒有挑過活兒，“有什麼活兒都去幹”。
劉桂蘭沒識幾個字，只能賣力氣，她幹過工地上的活兒，挑磚擡石灰比地裡的活重得多，她也在附近的飯店打零工，刷一天碗，從早上4點到深夜，累得直不起腰，能掙到十塊錢。
秋天去一百多公里的黃鬆甸摘木耳，她坐着摘四五個小時，鞋子都浸溼透，換雙襪子又回去繼續摘，幹幾天遭不住了，起了一身的疹子，她就去藥店買了最便宜的消炎藥膏抹抹。
歲數越來越大，對這些女人來說，找活兒時，首選都是保姆和飯店服務員。
那時還沒有家政中介，起初，這些工作對年齡的要求並不嚴苛。特別是保姆活兒，六十多歲的女工照顧七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很是常見。
眼下鄭秀娟明顯感覺到，六十多歲的女工不容易找到活兒，等活的時間越來越長。“一上65歲就更不好找了，24小時護理老人的活兒幹不來了。”
在醫院協助護士護理透析病人，一天100塊錢，包一餐飯。這在很多人看來是“好活”。但對女子宿舍的幾個人來說“醫院的活兒可不好乾。”鄭秀娟就說她接不了護理病人的活兒，她沒上過學，識字不多，藥名都不認識，怕“誤事”。
劉桂蘭在六十歲以後，頭髮一點點白了，僱主一看便說年紀太大，招不了。爲了顯得年輕，她學着宿舍裡的人，買來兩塊錢一盒的染髮膏。每過上幾個月，染黑的頭髮裡露出新長的白髮，她就再染一次。
15年前，女子宿舍樓下就是吉林市惟一的勞動力市場。早上三四點，找工的人就開始聚集，衚衕裡分成兩排，分別站滿挎着包的男人女人，“僱主挑中了，跟着走就行”。
2006年，勞動力市場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衚衕裡開了十幾家家政中介，僱主都與中介聯繫。
經歷過勞動力市場的劉桂蘭等人不喜歡現在的僱工模式。“我們那時候才300塊錢一個月，中介費得收50塊錢，來宿舍住一晚就得2塊錢，哪能剩下什麼錢。”劉桂蘭說，起初她不捨得出中介費，在衚衕裡站着等活兒，有時站一天，都見不到僱主來問，只能也找中介。
而現在鄭秀娟幹保姆，一般一個月都能有兩千多元。她們更願意找中介，“第一個月收10%的費用，能管一年的介紹費，有的人幹一兩個月，不合適了就回來，中介再給找”。
現在上中介找活，要求拿身份證後，染頭髮這一招也不管用了。劉桂蘭只能偶爾接到發傳單、清洗人蔘這些活兒，但今年清洗人蔘的活兒也被機器取代了。
打工都是爲了孩子
劉桂蘭花了五年多時間還完家裡的欠債。住宿和吃飯的開銷之外，她不會多花一毛錢。“能不買東西就不買”，攢下的錢都寄回老家給孩子，冬天時手和臉被凍傷皴裂，她花1塊錢買了一瓶雪花膏，後來換成更便宜的袋裝面霜，一次擠出黃豆大小抹在臉上。
後來大兒子、小兒子結婚，劉桂蘭把攢下的錢都給了孩子。過了幾年，小兒子在一次幹木工活時傷了手，她再一次感覺掙錢的壓力。
劉桂蘭說，孫女長大、上學都需要花錢，她繼續打工，想着能補貼兒子一點是一點，“不覺得辛苦，心疼孩子，宿舍裡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
11月13日上午，77歲的劉桂蘭用酒精鍋做早飯。新京報記者肖薇薇攝
劉桂蘭在老家的六畝地租賃給了鄰居，現在每年收一千多塊錢，加上新農合每年的一千塊錢，勉強夠她在宿舍的食宿費。
沒活兒的時候，她會到街上去撿些廢品，拾來的紙盒整齊疊好，收在牀鋪下，存上一蛇皮袋，她拖去廢品站，幾毛錢一斤，能賣幾塊錢。
她在上鋪牀板夾縫裡塞滿塑料袋，這是冬天的防寒利器。零下十多度時，腿上裹上塑料袋，再套上棉褲，出了門雨雪滲不進來，風吹着也不冷。
外面的飯菜貴，她一般都是自己做飯，用酒精鍋煮菜。牀鋪下堆放着土豆、紅薯和一捆大蔥。上個月，她遛彎時在菜場看到土豆三毛錢一斤，個頭不小，比平時得便宜一半，她趕緊挑了七八斤抱回宿舍，喊了孫二孃一起去，來回幾趟，囤了四五十斤土豆。
鄭秀娟老伴身體不好，在農村伺候四十畝地，春秋農忙時候她得回去搭把手。
來宿舍住，鄭秀娟瞞着家裡人。“現在農村的房子修得敞亮乾淨，瓷磚地面擦得鋥亮。要家裡知道住這麼便宜的地方，可不得讓趕緊回家。”
但住貴一點的旅店，她不捨得。比起她之前住過的一些廉價旅店，“這兒乾淨一點，看着有點埋汰，其實睡一晚就知道洗得勤，被子上還有肥皂味兒。”
再來找活時，她基本都住在這裡。有時去僱主家幹了兩天，覺得不合適，又回來住一天找活，像“候鳥”一樣。
鄭秀娟說，之前有一位70歲的女工，身體硬朗，但僱主一看身份證，年紀太大了，擔心磕磕碰碰，心裡有負擔，自然更傾向年輕保姆。
眼下她正在這個年齡坎兒上，“心裡着急上火”。
“孫子孫女都在讀書，兒子兒媳打工都累得不行了，你說我不打工能行嗎?”六年前，鄭秀娟大兒子結婚，她和老伴給他們拿了20萬首付，在老家買了一棟樓房，裝修又花了快20萬，小兒子在吉林市工作，也得給他準備結婚和買房的錢。
這些女人們幾乎抱着同樣的想法，年輕時打工養育孩子長大成人，攢錢爲孩子買房、結婚，補貼家用，等到幹不動的時候再“退休”，“老了幹不動了，就跟兒子過。”
要不要找個伴
在宿舍，她們並不避諱談及男女間的關係。
大概十年前，孫二孃租下了隔壁的一套房，又開了間男子宿舍，經常有男住客過來串門。
幾天前，有一對在宿舍裡湊成的男女來嘮嗑，倆人在一起時女人59歲，男人37歲。何芳打趣她，“宿舍送了她個小男友”。
還住在宿舍的李琴芳也找了個伴。孫二孃在女子宿舍的陽臺隔出了一間不到兩平方米的“夫妻間”，一張一米二的牀佔據了全部空間。李琴芳倆人住在這裡一個多月了，每天的宿費是按兩人收，十塊錢。
這樣的結伴生活在男女宿舍裡不算少見。何芳語氣裡不無羨慕，說起之前住客裡有不少單身女人找到了另一半，搬了出去。有的結婚了，聽說日子過得很好，慢慢與宿舍斷了聯繫。
女子宿舍一角。新京報記者肖薇薇攝
在大家眼裡，50歲的何芳還是找對象的年紀。有時覺得有對眼的，也有意撮合。
11月18日，吉林市下了一夜的雨，開始飄雪。
第二天下午，積雪沒過了腳踝。何芳的飯館打烊早，她從飯館打包了沒賣完的滷豆皮和一碟花生米，隔壁男子宿舍的劉大力拎着兩瓶牛欄山白酒和三罐雪花啤酒，劉桂蘭給切了兩根大蔥，孫二孃送了一盤烀紅薯過來。幾個人難得地坐在一起喝酒嘮嗑。
李琴芳拿他們打趣，“劉哥沒歇過兩天，幹活踏實，脾氣也好，你們喝酒也能喝到一起，乾脆在一起吧。” 劉桂蘭也起鬨，“何芳才50歲，正合適找個人。”
聽到打趣自己，何芳和劉大力直搖頭，何芳舉起杯子，“劉哥是我大哥。我現在就等我兒子結婚，我再想自己的事。”
“找有啥用。”張清說，她話少，聲音也小，望着牀板沉默良久，從黑色塑料袋裡又捻起一小撮菸草，用白色的煙紙捲起，靠着牀頭的梯子抽紙菸，她在牀杆處綁起一個鐵盒接菸灰，這是女子宿舍裡唯一的“菸灰缸”。
張清也曾找了個男人，是幹活時候認識的，起初他也肯幹活，在工地做小工，時間長了，遇着事便脾氣急躁，也會動手打人。後來，張清再不嘗試給自己找個伴，“離開他就不捱打了，苦過去就拉倒了，就熬過來了。”
孫二孃起初並不看好這樣的結合，擔心男人騙女人的錢。但現在看李琴芳兩人感情穩定，她也在改變看法，覺得兩人“過得還很不錯，有個伴”。
“有錢就交，沒錢拉倒”
在這間女子宿舍，孫二孃是絕對的主心骨。
20多年前，孫二孃離了婚，從酒廠下崗後，在路口支了個煙攤，幾年後在這棟樓房裡買了一套兩居室，打算留給18歲的兒子做婚房。看着找工作的女人越來越多，那時候附近旅店少，要住宿得走5公里遠，她想着乾脆開一間女子宿舍。
旅店在1996年開了起來，起初收一元住一晚上，孫二孃在十字路口吆喝，“住宿，住宿”。第一晚只來了1個人，第二晚6個，第三晚10個，很快住滿了。後來宿費漲到了兩元一晚，過幾年漲一塊錢，直到現在的5塊一晚。
開了20多年旅店，她還是“摳門”得厲害。
在宿舍，什麼服務都明碼標價。燒一壺熱水1塊錢，用一次洗衣機2塊錢，帶鎖的櫃子十塊錢一個月，給沒有棉襖穿的工人一件舊棉衣20塊錢。有時碰到有住客打包回來一些好菜，她會煮一鍋米飯，“要吃的給兩塊飯錢”。
人一多，睡大通鋪難免會產生些摩擦，吵吵鬧鬧是宿舍的常態。特別是夏天，宿舍裡沒有風扇，人挨着人更悶熱。有人東西亂放，有人說些閒言碎語，爭執起來誰都不願讓步。這個時候，就需要孫二孃去主持公道。 “吵什麼，有這時間不如自己去找活兒。”孫二孃嗓門兒亮，宿舍裡會瞬間安靜。
每天熄燈前，孫二孃走到高低牀前，伸出手，挨個收費。一張5塊錢或10塊錢的紙幣丟在牀上，孫二孃拿起撫平。
很多人還是喜歡這個潑辣女人，孫二孃常領着宿舍一幫女人去幹零活，“宿舍住滿了一天也就四十來塊錢，可不得多幹點活。”給新蓋好的大樓做清潔，二十多層樓，能幹上好幾天;也去水泥廠種樹，大冬天給企業發傳單，最少時20塊錢一天，最多時一天能掙100塊錢。
11月19日，旅店老闆孫二孃在縫被褥。新京報記者 肖薇薇 攝
宿舍裡不管多大年紀都跟着去。天沒亮都興沖沖起來，到地方僱主看到都是一些老太太來，不太樂意。孫二孃趕緊說，都才“五十多，幹農活顯老。”說了一籮筐好話，僱主才同意。
幹活兒時，她把力氣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邊，“都不容易，能互相搭把手就搭把手。”深夜回來女人們坐牀上，孫二孃挨個給大家發工資。“活多辛苦，想到晚上就能開支，沒有不樂呵呵的。”
“有錢就交，沒錢拉倒。”遇到幾天沒上工的，交不上房費的，她念叨一句，又喊，“八點半熄燈啊，早點睡覺，明天早起幹活。”
有人接到中介電話，僱主臨時有事，要提前去上工。她囁嚅着問能不能退房錢。孫二孃爽快，“退你一半錢，你先去看看，不行再回來，再給我就行。”
“她比誰都心軟，對我們有操不完的心。”劉桂蘭記得，隔天看見有招工，孫二孃跑進來，“這個活你去不去?別嫌錢少，不幹一分錢都掙不着。”
過了花甲之年，孫二孃的腰椎間盤突出和關節疼痛不再允許她接零活，她才停下來。她開始信佛，小屋裡整日傳出佛經的聲音。
在10年前和記者聊天時，孫二孃提到自己的心願，希望改造這個宿舍，把舊的牀、褥子都換掉，牆要刷上那種淡淡的蘋果綠，地上鋪上光滑的瓷磚，養上幾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這些心願實際卻難以實現。又10年過去，這間老房子的地板和牆壁變得愈加黢黑斑駁。她數着很多難處，“沒有錢裝修，也怕停業了有些人沒地方去。”
她嘗試做了一些改變。把被褥換了，附近小區的人搬家，被褥不要了都會送來宿舍，她會買來一些紅色、粉色的布縫上被套。
她在窗臺養上了花，向劉桂蘭介紹每一盆的名字，劉桂蘭記不住，瞅見其中一盆開了五朵，就介紹給其他姐妹，這叫“五朵金花”。
“把宿舍開到‘老得動不了’那一天”
雖然住在城市的中心，但事實上，這些女人從沒有與這座城市真正相關。除了去打工的地點，她們幾乎都待在宿舍附近，沒有主動去過城裡其他地方逛逛，“那有啥好看的。”
這座城市留給她們的回憶，都與打工相關。在吉林大街，她們爲吉林市創建文明城市打掃過街道;吉林火車站新大廳，她們幾年前做過保潔;附近最大的商場開業時她們接了“當客人”的活兒，那真是最好乾的工作，進進出出就能掙錢。
2006年，吉林市電視臺的記者戚小光來這間女子宿舍，拍攝了五年製作成一部紀錄片，就叫“女子宿舍”。
之後，又有多家媒體來進行了報道。
孫二孃沒看過紀錄片視頻和關於宿舍的報道，她戴上眼鏡，用小手電筒照着手機上的文章，一字一句讀出來，“20多個女人，像沙丁魚一樣，抹布一樣的牀單……哈哈”。
“那時候大家確實也很苦。”她嘆氣。
但這些報道還是讓這間宿舍得到了關注。有好心人給她們送來舊衣服，也有人堅持送一些常用藥品和饅頭。
年初，劉桂蘭回了老家大兒子家過年，電視上放着疫情的新聞，她隔三差五給孫二孃打電話問能不能過來宿舍。
這是二十多年來，劉桂蘭和兒女相聚最長的一段時間，她說，兒女孝順，每日炕燒得暖暖的，但她總擔心給他們添麻煩。到五月份，有姐妹打電話給她，疫情控制住了，她執意回了宿舍。
劉桂蘭說，她們留下來的人，大多都是因爲孫二孃才選擇住在這裡，不知不覺把這間宿舍當成了家。“有人情味。這裡沒有一個地方像家，卻給我們溫暖的感覺，心裡頭都熱乎。”
操勞半生的歲月還是在她們身上留下了不可逆的印記。她們幾乎都帶着一身的病痛走進暮年。
劉桂蘭有高血壓，有時會感覺心臟不舒服，她不敢去醫院檢查，她想着，等到年紀再大一點，就讓兒子接她回家。張清走路時雙腿僵直，一彎曲能明顯感覺疼痛，她的腿上總是貼着幾片暖貼。
不久前，宿舍裡一位老姐妹被兒子接走，二十幾年的打工時光被收進一個塑料袋裡，就是她的全部家當。前幾天，這位姐妹又回宿舍住了兩晚，牀鋪不夠長度，她得曲起腿，睡在對角線上，早上起來對劉桂蘭感嘆，“還是來這兒睡得更踏實。”
張清已經沒有“家”可以回。離婚後，她與孩子聯繫少，偶爾女兒打來電話，她說，“在這兒都好”。逢年過節，張清也留在宿舍裡。孫二孃吃素，她就包素餃子，一個餃子半個拳頭大，得捧着吃。
“在這兒熱鬧，自在。”張清說，她做好了在宿舍“養老”的準備，“幹一天活，活一天，沒活就拉倒”。
孫二孃說，要把宿舍開到她“老得動不了”的那一天。
孫二孃的枕頭邊放着幾個筆記本，密密麻麻記滿名字和電話，有一本外殼掉了，紙張泛黃。她時不時翻一翻，看到名字時喃喃道，“她現在結婚了，過得挺好”、“她年紀很大了，要活着得有九十了。”
她很少會撥通這些電話。她說，“知道她們日子過得好就行，沒必要再聯繫，打擾人。”
有媒體打來電話想來採訪，她皺起眉頭，手機舉到嘴邊，“沒啥好拍的，現在情況都好了，都沒那麼苦了。”
(文中人物除孫二孃，均爲化名)
新京報記者 肖薇薇 編輯 胡杰 校對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