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省城大膨脹：成都是四川第二城5.8倍
最近，備受關注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佈，隱藏在人口數據中的人口流動趨勢也浮出了水面。
人口從北向南方流動，已經是不容置疑的趨勢。不過，如果從省域的角度來看，又有新的發現。數據顯示，與2019年相比，2020年16個省（市）的常住人口增加了，相對應的，15個省市則減少了。
如果細看會發現，減少的15個省市多爲中西部省，同時，這些省份大部分都有一個“強省會”，對省內的常住人口呈現強大的吸引力。
人口的集聚是觀察強省會的一個視角。過去5年，不少省會得益於“強省會”戰略而發展壯大，與此同時，據不完全統計，在各地披露的《十四五規劃》中，至少已有10個省份提到了推行強省會戰略，新一輪的強省會競爭已經打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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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省會面面觀
強省會已經不是新鮮話題。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強省會”幾乎是各省的標配。
強省會的潛臺詞是省會城市經濟強大。可以看到，2020年的27個省會中，有11個已經邁入萬億GDP俱樂部，這一數字比去年增加了4個，分別是濟南、合肥、西安和福州。
圖｜2020年27個省會城市GDP增速和變化（圖源：第一財經）
業內喜歡用經濟首位度來衡量強省會的程度，即省會城市的GDP在全省GDP的佔比。一般來說，30%是基準線，超過30%被認爲是強省會的標誌。
數據顯示，2020年，27個省會城市的平均首位度達到28%，與30%的基準線距離微小，可見，強省會在全國的普遍程度。
但細看不同區域的省會首位度，分化明顯。
從2020年的數據來看，長春、銀川、西寧、西安、哈爾濱、成都、武漢、拉薩、海口和蘭州，10個省會的首位度超過30%。其中，中西部省會就有7個。
其中，銀川和長春的首位度超過50%。這意味着，這兩個省份的GDP有一半是由省會創造的。
仔細看這10個強省會城市，會發現他們的強省會邏輯略有差別，比如長春和哈爾濱，所在省域位於產業結構單一的東北地區，這裡人口流向基本爲省會和一線城市；成都和武漢，是大區域中心城市，通過人口、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和產業發展優勢，實現人口吸引，達到經濟的集聚。
銀川、西寧、蘭州、拉薩則是正宗的西部城市，因環境惡劣、經濟基礎相對薄弱，做大省會成爲這些省份參與區域經濟競爭的主要抓手。
值得一提的是，和沿海發達省份相比，在中西部省份中強省會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就會造成第二城的缺失。或者說，省會和第二大城市中的差距較大，一般都在2~3倍，甚至更多。
因成都和武漢兩個省會也是區域中心城市，這種差距在四川和武漢省更明顯。2020年，湖北省會武漢的GDP（15616億元）約爲兩大省域副中心城市襄陽（4601億元）和宜昌（4261億元）的3.4倍。
四川省會成都GDP（17716.7億元）約爲綿陽GDP（3010.08億元）的5.8倍。採訪中，武漢學者也喜歡用這一數據來說明，與四川相比，湖北省內城市發展相對協調些。
反觀強省會程度最低的10個省會，首位度後十名城市分別是濟南、南京、呼和浩特、石家莊、南寧、鄭州、南昌、廣州、福州和太原。而它們其中，就有5個萬億GDP城市，福州、廣州、鄭州、南京、濟南。
圖｜廣州上下九步行街（圖源：圖蟲創意）
同時，石家莊、呼和浩特、南京和濟南，4個省會的首位度都不足20%，是十足的最沒存在感的省會。
相應地，在這些沒存在感的省會，它們所在的省域大多擁有雙中心或多中心，這也被認爲是區域經濟發達後的主流發展模式或格局，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鄒薇稱之爲“2+N“模式。
如在福建，有福州和廈門；在廣東有廣州、深圳這一對超級雙子星；在江蘇，蘇州纔是省內“一哥”，接着纔是省會南京、無錫、南通，四個城市都是萬億GDP城市，其餘9個地市也都進入了全國百強城市，是加強版的“2+N”格局；在山東，有濟南和青島雙子星。
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四五期間，湖北、湖南、陝西等省會提出了要建設省域副中心城市，未來“2+N“模式或將在中西部省份逐漸鋪開，是“十四五”在強省會戰略上的一大亮點。
圖｜湖北長江大橋（圖源：圖蟲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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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省會”的演變邏輯
強省會已經成爲各地區域發展的主流趨勢。“十三五”期間，有16個省會的首位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強，這意味着全國一半以上的區域都是強省會戰略的受益者。
翻看各地“十四五”規劃，據不完全統計，至少已有山東、貴州等10個省明確提出實施或支持“強省會”戰略，“強省會”之間的競爭將越演愈烈。
回首“十三五”期間，這些強省會的成長邏輯，也略有差異。
首先，不容置否，在強省會戰略下，一批新一線城市應運而生。數據顯示，從各大省會GDP來看，廣州2020年的GDP一枝獨秀，達到2.5萬億，是當仁不讓的最強省會，而在廣州之後，是成都、杭州、武漢、南京四個新一線城市，經濟規模在1.4萬億-1.8萬億元之間。
圖｜杭州（圖源：圖蟲創意）
其次，大部分省份的強省會策略，離不開兩種方式：一是行政區劃調整，實現空間和經濟體量的雙提升。區劃調整的背後，往往是資金、技術、產業等資源的傾斜，經濟的發展指日可待。
如2020年，長春合併公主嶺。可以看到，長春的首位度便超過銀川，成爲全國省會首位度最高的城市。2019年，濟南合併萊蕪，2016年成都代管簡陽，他們的首位度都直接上升了1-2個百分點。
二是吸引人口產業流入並重，通過人口和產業的集聚來實現經濟規模的提升。如一方面放開落戶限制，加大人才引進政策，來提升人口規模，另一方面，引入產業發展總部經濟，如西安、鄭州、武漢等。
圖｜2020年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強（資料來源：智聯招聘，澤平宏觀）
這四個省會脫穎而出成爲新一線的背後，有着別樣的強省會邏輯。憑藉既有的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優勢，讓他們在產業轉型和城市吸引力上更勝一籌。如果再疊加上述傳統的放開落戶限制、行政區劃調整等常規手段，便更容易在這輪強省會競爭中出彩。
如今，這四個城市的高新、科創產業已經形成先發優勢，產業活力開始凸顯，當它們的產業發展與教育資源形成共振，這些省會的爆發力未來可期。
此外，還有一種省會的成長模式在醞釀，典型的代表便是“賭城”合肥模式。合肥過往的經濟表現有目共睹，2000-2020年，合肥的GDP從325億元上升至10045.72億元，在全國所有城市排名從82位躍居第20位，在省會城市中排名第9。
圖｜合肥徽州古城（圖源：圖蟲創意）
當前，合肥的經濟首位度爲26%，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強省會，但將時間拉長，過往20年，合肥無疑稱得上是省會快速發展的代表。
合肥的發展出圈是近年來花重金引入面板、新能源汽車等新一代重大產業，當這些產業集聚效應開始顯現，被市場理解爲“賭對”了，“賭城”的稱呼也因此而來。
“賭城”的背後隱含着省會合肥的發展秘訣，在新一輪產業轉型升級中，合肥找到了政府服務的新角色，化身爲“風投”機構，以投資股權的方式滿足企業融資需求，從而引導產業集聚。
這一點是完美契合產業轉型中企業發展需求的。如果說，在傳統工業化階段，企業對政府的期待是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和土地等資源的傾斜。那麼，在新一輪的產業轉型的發展中，企業更迫切的需求是風險偏好低的資本和技術。顯然，在資本方面，政府更有發力的空間。
事實上，除了政府親自下場進行股權投資，還可以在資本市場服務上下功夫，如引入深交所或上交所等交易所市場的分部，或者爲企業提供區域性的股權交易市場等場外市場，都是省會城市政府可以發力的方向。
比如合肥就已有動作。4月27日，由深交所、安徽省地方金融監管管理局等七方共建的深交所安徽基地正式落戶合肥高新區。
未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必將呼喚更多創新型經濟的參與，它們對資本服務的需求更大。欣慰的是，隨着新《證券法》首次確認了區域性股權市場的法定地位和功能，或將激勵政府在資本服務方面上推出更多創新型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