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園林品味古人的詩與遠方
園林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亭一榭，無不詮釋着主人的文心與修養
陸紓文
作爲進博會主要拓展區，位於上海青浦的朱家角，承接着不斷放大的溢出效應，努力打造國家級5A景區。
朱家角，舊稱“珠裡”，既是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又是上海近代工商重鎮。若從這個角度來品味鎮上的百年課植園，人們會驀然發現，看似一樣的白牆黛瓦，其實是有別於其他江南園林的——“課”所代表的學習、誠信、人文與“植”所代表的實踐、財富、實業，在這裡盡情相擁。
作爲中國傳統園林的代表，江南園林在其漫長的發展中既延續了風雅質樸的共性，又發展出地方風格的差異。身處園林，我們看到的不止是亭臺樓閣、山水花草，還有中國古人的所思、所想、所爲。
江南文人園林蓬勃發展的背後，是古代士大夫對退隱息躬的田居生活的嚮往
始建於1912年的朱家角第一莊園——課植園，至今走過百年。這座園子位於朱家角鎮西井街109號，因其宅主姓馬，又得名“馬家花園”。到過課植園的遊客，大抵都會對一塊書有“馬到成功”的馬頭狀太湖石記憶猶新。將這樣一塊石頭置於馬家花園，彩頭好，還點題。殊不知它只是開發課植園之人的好心臆測，反倒成了園中的突兀之處，更是對江南園林文化的誤讀。因爲同大多數文人園林的主人一樣，“馬到成功”絕非宅主馬文卿的志向。
江南私家園林的歷史源頭，可追溯到兩晉南北朝時期。從漢末大亂到隋文帝統一中原的三四百年間，返歸自然的道家思想重獲重視，特別是莊子無爲浪漫、逍遙優遊的隱士生活方式，成爲士人們爭相仿效的對象。他們熱衷於在山水間靜思默想，清談玄理，以無爲隱逸爲清高。東晉南渡之後，中原士族遷移江南，江浙一帶的秀麗山水使他們嚮往自然的審美理想迅速得到滿足，於是出現了私家造園成風，名士愛園成癖的盛況。可以說，江南文人園林之所以能在當時蓬勃發展起來，有士大夫對遊居結合的理想生活的鐘愛，也有對退隱息躬的田居生活的嚮往。
歷史上的蘇州，似乎永遠是失意文人與歸隱官員的天堂。位於城南三元坊附近的滄浪亭，是現存蘇州古典園林中歷史最悠久的園林之一。北宋慶曆年間，著名文人蘇舜欽被朝廷削職，舉家南遷，以四萬貫錢購得此處遺業，因愛其 “崇阜廣水，草樹鬱然”，有別於城中其他地方的景緻，於是取《楚辭·漁夫》中“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之意，名之爲滄浪亭。園內最精彩之處莫過於同外部水體的連接部分，復廊和渡橋而入的巧思既成全了園內借水成景的願望，又隔絕了河對岸城市的喧囂，將園主人當年“大隱隱於市”的避世情懷體現得淋漓盡致。
蘇州城內另一古典園林“曲園”，是清末著名學者、樸學大師俞樾在大學士潘世恩故宅“躬後堂”廢地上建造的宅園。咸豐五年，俞樾因被御史彈劾所出考題有割裂經義之嫌，罷官回鄉。此後，正當年富的俞樾一心讀書治學，以教育著書爲生，終身不再仕。同治十三年，俞樾在李鴻章等人的資助下建造宅園，利用彎曲的地形鑿池疊石，栽花種竹，構築小園，名爲“曲園”，乃取老子“曲則全”之意。他自號曲園老人，對宅園多有題詠，其中一首詩寫道：“園中一曲柳千條，但覺扶疏綠蔭繞；爲惜明月無可坐，故於水面強爲橋。平鋪石板儼成路，俯倚紅欄剛及腰；處置梯桄通小閣，差堪布席置茶銚。”俞樾建造麴園的初衷和構想，由此可見。
蘇州之外，位於揚州古城東南的何園，乃園主人何芷舠在壯年辭官後斥巨資所建。進入何園大門，花木叢中迎面一道雲牆，上有何芷舠自書匾額“寄嘯山莊”，出自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依南窗以寄傲” “登東皋以舒嘯”的詩句。上海嘉定，秋霞圃內的山景湖石“南山”取自東晉陶淵明名句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北邊的“桃花潭”源自《桃花源記》，可見當年園主人對陶淵明高風亮節之仰慕。環桃花潭的建築中，“池上草堂”爲園主人賞荷讀書之所。《池上篇》和《草堂記》同爲唐代白居易的晚年作品，寄託了詩人退隱息躬的情懷。
回看課植園，馬文卿將園名定爲“課植”，乃寓“課讀之餘，不忘耕植”之意。晚年的馬文卿以 “農圃者”自居，爲耕植親力親爲，最終其實是以莊園式園林爲載體，迴歸一種自然、澄澈與安寧的生活。馬文卿這種對退隱息躬的田居生活的嚮往，與江南各地的園林主人別無二致。
俗語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兩地之所以被視作“天堂”，主要得益於園林風景之美。無數文人墨客爲之傾倒並留下珍貴的詩篇畫卷，前者如書法大家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後者如繪畫大師文徵明的《拙政園景圖》。可以說，凡是名垂中國藝術史冊的書畫家、文學家、詩人，都與園林有着不解之緣。
作爲傳統的文化發達之地，江南地區人文薈萃，人才輩出。那些滿腹經綸、致仕而歸的官僚，屢考不中而轉行經商的儒賈，以及在窮困潦倒之際擺弄花石以遣情懷的落拓文人，或鑿池堆山，或蒔花植木，爲後世留下了最具影響力的文人園林。它們被建造的目的，是爲了營造一個清談讀書、觴詠娛情的美好環境。於是，以自然山水爲楷模，輔以中國傳統文化之題名、匾額、楹聯的文人園林應運而生。
名列“中國四大名園”的蘇州拙政園，其園名取自晉代文學家潘岳《閒居賦》中的“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爲政也”。園中有一處“與誰同坐軒”，引用的是蘇東坡的詩句“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其西南是“留聽閣”，取自李商隱的“留得殘荷聽雨聲”。園中主廳“遠香堂”和它面前的荷花池，所用的是周敦頤《愛蓮者說》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香遠益清，亭亭淨植”的典故。小滄浪水院原是園主人讀書之處，閣外步柱上“清斯濯纓，濁斯濯足；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的掛聯取自《楚辭·漁夫》，更是園主人心情的奧曲流露。
與拙政園一起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網師園，中有一處“月到風來亭”，取自唐代韓愈詩 “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竹外一枝軒”取蘇東坡“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的詩意，將竹枝與春水直接聯繫了起來。“小山叢桂軒”則引用北魏詩人廋信《枯樹賦》中“小山則叢桂留人”之意，有着迎接賓客，款留友人共賞美景的寓意。著名園林家陳從周就曾盛讚網師園 “清新有韻味，以文學作品擬之，正如北宋晏幾道小山詞之‘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
然而，有“書卷氣”的何止於一處網師園，一座姑蘇城？遍佈江南的文人園林，無不凝聚着中國古代文學與藝術的結晶。無錫有寄暢園，常熟有燕園，泰州有喬園，南京有瞻園，更不論與蘇州平分秋色的揚州，個園、何園、小盤谷各有千秋。到了滬上古鎮朱家角，一曲《牡丹亭》更是讓課植園的一草一木、一亭一榭平添幾分韻味。每到日落時分，四百年前的音韻故事會在荷塘月色的江南園林中鋪展開來，好生悠揚。蓮池深處，春香伴着麗娘踏着細步、舞着曳地戲服的長長水袖緩緩而來，看那園中春花盛開，喜形於色。
江南園林各異其趣，講究中西貫通的課植園暗合20世紀初上海社會形態的嬗變
作爲中國古典園林中最具影響力的一支，文人園林有別於包羅萬象的帝王花園和耀府爭勝的貴族府第，亦有別於堆砌雕鏤的商賈花園和栽花點石的百姓庭院。在主人的思想境界與園林的詩意文心等共通點之外，江南園林同樣也存在着地方風格上的差異。雖造園之意相仿，功能要求趨同，但由於因地制宜，心裁別出，各地的園林建築也會呈現出不同的格局與風貌。
江南各處的古典私家園林，以蘇州和揚州兩地爲代表。前者屬江南水鄉，氣候溫潤，其園林與建築總是顯得婉約精緻，園林中特別注意水景的處理，給人以柔和清麗的印象。後者位於江北，卻又不屬於北方，建築風貌上既有北方之雄健，又不乏南方之秀麗。
從規模上看，揚州園林中的假山比較高大，廳堂也相對敞寬。蘇州園林中主要廳堂一般面闊三間，而揚州何園的蝴蝶廳和個園的抱山樓都有七間之多。從風格上看，揚州園林的主人以富商居多，爲同官府往來在建造時追求豪華，常有炫富之意。蘇州園林的主人多爲退隱官僚，在建築和佈景上不論富華，但求風雅。總的來看，揚州園林顯得大氣而疏朗，蘇州園林則委婉而精緻。有人說揚州園林像唐詩，蘇州園林像宋詞。這或許也與城市的文風習俗相關，就如同“揚州八怪”和“吳門畫派”，各異其趣。
上海的文人園林雖不及蘇州、揚州這般久負盛名，但位於城隍廟的豫園、南翔鎮的古猗園、朱家角的課植園等，同樣是江南園林中不可多得的神來之筆，其中課植園尤以中西合璧的特點，暗合了20世紀初上海社會形態的嬗變。
1912年始建課植園時，馬文卿58歲。一座園，他建了15年，不緊不慢。爲造課植園，馬文卿曾遊遍江南園林，每見一處勝景，均不願放過，遂命工匠加以仿製，似乎建園過程，也是一種把玩。荷花池上一座九曲橋是仿上海豫園而建的；藕香閣與水月榭之間的一座亭子仿蘇州獅子林而建；迎賓廳南側一條長約20多米的碑廊，讓人疑心到了孤山；甚至石庫門建築的門楣也爲一座樓閣所用。
相傳課植園佔地96畝，植園佔去三分之二，後來課園喧賓奪了主，植園只留下極小的一部分。以現存較爲完整的課園部分而言，廳堂區較爲忠實中國傳統設計佈局，而園林區則自由得多，隨處可見中式與西式的混搭。據說廳堂區先於園林區而建，由保守到開放，建築風格之變也是宅主思想之變。那正是風雲變幻的年月，西學教育衝擊着國學傳統。
馬文卿到底是清末遺少，最先建造的課植園廳堂區不敢越雷池半步，有着中國古典建築的森嚴莊重：沿中軸線造“一壁三廳三井”，坐西朝東，位於園子前部中央。不過出了第三井，園子竟似換了新天地，無論是西洋的設計結構還是建築裝飾材料皆可“拿來”。園林區中央進深七米的花廳就相當摩登，廳堂應用近代建築技術取代了傳統廳堂的中間步柱，顯得格外寬敞明亮；天花板吊了頂，在潔白石膏板面拉出許多精美圖案；地面鋪的不是傳統的粘土方磚，而是從德國進口的五彩花紋水泥地磚；廊柱不用圓柱用方柱，欄板則爲幾何圖案。據說原本廳堂的窗戶用的是彩色凸花玻璃，也是從歐洲進口的，只可惜如今“原裝”玻璃均已破碎，一塊未剩。
課植園中的課園，似乎是中國傳統園林必不可缺的部分，真正別出心裁的是植園。如果說藏書樓是課園的點睛之作，那麼“耕九餘三”堂就是植園的神來之筆，只可惜，它早已消失在歷史的煙波中。朱家角的老人們記得，這幢建築位於園西北面，兩層高，用紅磚砌成，俗稱“紅樓”，樓額上刻有“耕九餘三”四個字。當時它留給人們的印象是扎眼與突兀，因爲相比藏書樓的中西合璧，“耕九餘三”堂是徹頭徹尾的西式建築，而與之毗鄰的卻是一大片水稻田。
稻田旁要一幢漂亮的洋樓幹什麼？原來，“耕九餘三”堂門口曾有九畝水稻田，這裡培育的“青角薄稻米”，是當年青浦地區和朱家角盛產的品牌。人們通常認爲“耕九餘三”針對的是人和地，殊不知商人出身的馬文卿追求的是同樣“耕九餘三”的利潤，即科學種田，提高產量，提升品性。擁有中西學養背景的馬文卿，有意讓課園的“學千悟萬”往經學線裝書上靠，讓植園的“耕九餘三”往科學試驗田上靠。於是，偌大的課植園便有了兩種風格和功能迥異的主題建築。或許“課與植”在定位之初就不僅僅是傳統的“耕讀情調”，更暗含了經學與科學的中西貫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