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華人家庭的悲劇：被瑞典遣返無奈去英國

工籤移民者聲稱受到移民中介的欺詐，中介則認爲是理解與移民局有出入，中間人瑞典律所與瑞典投資促進署未受到懲戒，最終工籤移民獨嘗遣返苦果

本站教育訊 據財新網報道，“我們就是鑽了一個法律的空子。”在年屆六十的中國人老秋看來，瑞典“工籤門”乃是源於中介的欺詐，若不是中介誤導了關於納稅額度和繳稅時間等信息，中國人的做法沒有傷害任何人的利益，也不違反瑞典的法律。

老秋在2011年3月底通過申請工作簽證的方式舉家移居瑞典，卻捲進“中國移民工籤欺詐醜聞”，而今不得不再次選擇舉家遷往英國。

2008年底，瑞典頒行新的勞動移民條例，非歐盟公民在瑞典就業者可獲得工作簽證，四年後可申請永久居住許可（即“綠卡”）。而後，大量中國移民通過在瑞典設立子公司，向自己發放聘書的方式來到瑞典。

但瑞典移民局在2010年底的一項調查卻發現，這些公司大多數是空殼公司，中國移民乃是通過虛假就業的方式獲得工作簽證。此舉被瑞典移民局視作欺詐。移民局已向第一批被查實的九個工籤移民者發放遣返令，並對通過同樣方式來到瑞典的將近兩百個家庭展開調查，調查範圍還將進一步擴大。

而老秋，正是這兩百人之一。據老秋觀察，他身邊有80%的工籤移民者已選擇回國。時刻生活在被遣返陰影下的老秋，在博客裡咒罵爲其辦理移民服務的中介胡曉青及其合作律師，要求其退還中介費用，並公開了他們的私人信息，沒想到由此反而招致二人的指控。

老秋一面應付着警方的審訊，一面焦急的等待着移民局的最終調查結果。

瑞典：夢想之地

移居瑞典之前，老秋在國內一中部城市做外貿，有兩家瑜伽館，炒過房地產，也做過黃金生意，身家上千萬。近幾年來，移民的念頭一直在他腦海中徘徊。“吃什麼都不安全。”老秋始終覺得這是在大陸生活最大的隱患。而兩年前惹上的一起物業官司，以他的資產被強制執行告終，讓他對當地的司法系統極爲失望。“整個社會讓人缺乏安全感。”

老秋開始物色理想的養老之地。他也先後前往加拿大、美國“調研”，但感覺不好。“華人太多，商業機會太少。”

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網上看到了關於瑞典移民的宣傳。

在這些網站上，瑞典被描繪成了人間天堂：無需爲養老、失業、醫療、住房而煩惱，孩子可以免費接受最先進的教育，自然環境優美，沒有污染困擾，生活品質極高。與此對應的，還有“最寬鬆”的政策。無需資產證明，沒有學歷要求，四年後可申請“綠卡”，費用只需幾十萬。

老秋有些心動。他想象中的生活，是在瑞典買下兩個農場，讓孩子享受最好的教育，一家人富足而有尊嚴。

老秋在多家中介機構中再三選擇，最後看上了胡曉青開辦的“lifesweden.com”。在老秋出示的一份報價單上，中介爲其計算了工籤四年間，一家人可以獲得包括住房津貼、大家庭津貼、孩子生活津貼等在內的各項補貼；與四年間的稅費、生活支出相抵消後，一家四口四年的全部開支，不到70萬克朗。

稅費一項的支出，則不到40萬。在這份報價單上，胡曉青爲其申報的工資額度是兩萬克朗。以此爲基數，老秋每月要支付的稅金和社會保險金在11000瑞典克朗左右。這份報價單上顯示，開辦公司的第一年不需要繳納所得稅和僱主稅，第二年則只用繳納10個月。

中介爲其提供註冊公司、申請簽證等一系列服務，同時在老秋一家到達瑞典後，還要提供第一次免費接機、辦理定居手續、孩子入學手續等一系列服務。中介的服務費是21萬元。此外老秋還需繳納設立公司的五萬元。

老秋最終接受了這一個方案。他以他外貿公司的名義，在瑞典註冊設立了子公司。而他妻子則作爲高管，被子公司聘用。隨後，他妻子作爲主申請人，他和孩子作爲家屬，舉家前往瑞典。

巨大落差

到達瑞典後，老秋特意去買了一輛沃爾沃轎車，以示對瑞典工業的支持。隨後，他又在斯德哥爾摩北郊的泰比地區買下了一套別墅。別墅的後院有一顆蘋果樹，老秋憧憬着秋天一家人坐在院子裡吃蘋果、看瑞典美女的場景。

不過，現實遠非老秋想象中那麼美好。

2011年4月中旬，老秋在斯德哥爾摩中心的一棟寫字樓裡，見到了在瑞典馬格努鬆律師事務所供職的中國律師鈕文鵬，她也是胡曉青辦理工籤移民的合作伙伴。

就納稅和公司運營，律師向老秋提供了新的信息：老秋的妻子作爲高管，參照當地同業標準，工資申報的數額在4萬克朗；每月要繳納的稅費，應該是2.5萬克朗；拿到簽證後三個月就要開始發放工資、繳納稅費。

如此一來，四年的稅費乃是最初報價的將近三倍。老秋很快發現，瑞典的各項津貼也不是那麼容易申請。不懂瑞典文，更不懂相關政策，老秋光是申請人口號和銀行賬戶就很費周折。

老秋覺得自己受騙了。而且他不是個案。4月初，老秋的一個同樣通過工作簽證來瑞典“開公司”的朋友回國了——每月三四萬的開銷超過了他的預期，承擔不起了。

事實上，每月2.5萬的稅費，對於一個在瑞典正常運營、有所營收的公司而言，並不是沉重的負擔。不過，不少移民者最初並未真正打算要來瑞典做生意。

據老秋觀察，他所認識的工籤移民中，有一半人本人仍在國內做生意，掙了錢供妻兒在瑞典繳稅費。還有一半的人，則多少會做一些生意。但由於語言不通、市場環境不同，要在瑞典經營一個可以盈利的公司，超出了絕大多數工籤移民者的能力。

老秋認識的工籤移民家庭中，有資產上億者，更多的卻是國內普通的中產階級。爲了每月交納高額的稅費，這些頂着企業高管名義來到瑞典的移民，不得不從事在國內根本不屑於做的工作。老秋統計了30個家庭，有兩個家庭開餐館，一個在外賣餃子，6家人回國了，其他人則都在彷徨，不懂瑞典語，不知道幹些什麼好。

儘管老秋聲稱自己是“真心”要來瑞典做生意，但他看了六家農場和工廠，也遲遲不敢下手。他本意是想開辦農場搞工業化種植，卻發現瑞典的農場多是休閒娛樂性質。他總結，在瑞典，一是從事餐飲、理髮這類服務業——由於僱工成本太高，老闆必須親力親爲；二是進行土地、房地產的投資，但瑞典市場畢竟與中國市場不一樣，投資風險很大。

直到現在，老秋的公司也沒能真正的運營。不少無力支付高額稅費的家庭，則已選擇回國。

遣返悲劇

2010年底，由於接到舉報，瑞典移民局在近年來辦理的將近1000個工作簽證案例中隨機抽取了18個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在這18個案例中，僅有兩家公司是在按照最初的申請開展業務。其餘的16個案例中，有七人在入境後又去了其他歐洲國家；另外九人還在瑞典，但他們的公司沒有展開任何實際運營，或者活動極少；而他們給自己所發放的工資，也遠遠低於申請工作簽證時工作邀請信裡所申報的數據。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九家公司中，有五家公司是在瑞典政府投資促進署（Invest Sweden）的幫助下設立。

向這九人發放遣返令後，瑞典移民局又對通過相同方式來到瑞典的將近200個家庭展開調查。目前調查過半，初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工籤移民者的公司沒有實際運營，這些人也沒有按照申請時申報的數額爲自己發放工資。

老秋便是其中之一。而他認爲這完全是中介的責任。中介告訴他的納稅時間點有誤，而之前還有工籤移民被告知，可以修改實際發放的工資，以降低納稅額度。

尚未真正開始運營公司的老秋感到左右爲難。一個選擇是立刻開始做生意並繳納高額稅費，但如果最後他也被遣返的話，每個月的稅費無疑打了水漂；如果不繳納稅費，無疑爲移民局發放的遣返令提供了更爲充分的理由。

老秋開始在博客上討伐胡曉青。而胡曉青本人也開始了他的反擊和澄清。針對老秋的指責，胡曉青向記者解釋，他向客戶的報價，會針對每個客戶的實際情況而有所不同，但一般而言每月需要繳納的稅費都在2.3萬或2.4萬，極少會有總稅費在40萬以下的案例。

而他從不建議顧客成立空殼公司繳稅買簽證。與瑞典移民局的理解不同的是，任何一箇中國人來到瑞典，都需要花一定的時間去安排工作和生活，不可能立即開展業務。而且由於不熟悉瑞典市場，很多中國人會發現最初的設想無法付諸實踐，也會花時間調整自己的商業方案。在業務真正開展起來之前，公司當然是“空殼”的，這並不是一種違法的狀態。

與胡曉青的說法相佐證的，是九個收到遣返令的工籤移民的上訴結果。其中有兩個因爲當事人主動回國而撤銷上訴，四個已有判決中，三個勝訴，一個敗訴。

敗訴的正是胡曉青本人。他的公司Weexcel聲稱在瑞典的房地產和廣告業運作大型項目，而胡曉青的職位，則是這家公司的總裁，月薪爲33500克朗。但事實上，胡曉青在瑞典真正從事的工作，卻是工籤移民“諮詢”。

2011年10月，胡曉青向最高法院的上訴被駁回。隨後，胡曉青以他的妻子爲主申請人，重新申請工作簽證。知情人士透露，胡曉青妻子的申請已被被拒。爲了留在瑞典，胡曉青已向移民局申請政治避難。但胡曉青本人予以否認，表示其妻的申請仍在處理中，一家人仍然合法的在瑞典居留。

胡曉青在瑞典的合作伙伴馬格努鬆律師事務所也引起瑞典社會的關注。針對媒體的報道，瑞典律師協會對馬格努鬆進行了調查。不過，除了一名中國律師因此被開除外，瑞典律師協會在2011年10月出爐的調查結論，並不認爲律所本身存在違規行爲。

與此同時，瑞典政府針對投資促進署的調查也已啓動。瑞典輿論普遍認爲，投資促進署也應爲中國工籤移民的欺詐負責——大量的公司是在他們的幫助下而設立。2011年12月21日出臺的報告顯示，投資促進署在2010年從中國引進了600萬的投資，幫助設立了28家公司，但總共也只有23個僱員。從短期來看，這些公司對瑞典的經濟沒有任何幫助。儘管報告對投資促進署的評價頗低，卻沒有官員對中國的虛假公司負責。

移民局針對兩百個家庭的調查報告將在二月中旬出爐，移民局方面透露，這些家庭被遣返的可能性極大。

本文三位特約記者是《瑞典日報》（Svenska Dagbladet）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