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扭曲了臺灣正義？
吳忻穎在德國求學後更深感臺灣少了啓蒙運動，法制觀念未能深植生活。（吳忻穎提供）
當臺灣人正對臺鐵太魯閣號事故的肇事工程單位大加撻伐，遠在德國的前檢察官吳忻穎卻不禁要問「一再重播的畫面對倖存者和家屬不是造成傷害嗎？」、「道德魔人在鍵盤前指責，但有多少人捫心自問：有沒有做過交通違規的事？」對吳忻穎而言，擔任檢察官的3年9個月，對臺灣司法最深刻的體驗，在於「是整個文化的問題」。
她帶着辭呈辦案
曾任澎湖、新北地檢署檢察官的吳忻穎，一路考上臺大法律研究所、通過律師高考、司法官特考、公務員三等高考，當上檢查官的她，卻在當了3年9個月的檢察官後決定辭職，「我從沒有把檢查官當作終身職，也總是帶着辭呈在辦案的。」離職後她以《扭曲的正義》（聯經出版）回望過去擔任檢察官的實際經驗，直言檢察、警察和媒體三方的往來與亂象。
吳忻穎不諱言地以「搖搖欲墜的檢察體制」形容檢察官的過勞職涯，面臨的狀況包括案件多到木櫃隔板變形垮塌；地檢署要錢沒錢，行車事故鑑定費3000元付不起，更別說《我們與惡的距離》而引起熱議的精神鑑定費；辦案時地方民代或立法委員的介入「關切」，乃至濫訴的「巨嬰」對於修馬桶、買賣履約等議題，把司法人員當成解決問題的保母。
司法體制中所面對的諸多光怪陸離，何者最苦？最難？吳忻穎說：「對我個人而言沒有最難的，但卻從中看到臺灣人習慣活在多數暴力中。」遠赴德國求學後，吳忻穎才發現自己在臺灣被視爲「異類」，「但在這裡我很『平凡』！」她所謂的平凡，一如其他同學，遇到租賃契約問題是去找律師，「但在臺灣會先去找警察，因爲找律師要付費，臺灣人把警察當服務業，不用付費。」
比較臺灣和西方的法律觀念落差，吳忻穎認爲歐洲人的法律觀念深植於生活中，「作爲外國學生，我在這裡唸書免學費，一學期雜費300歐元裡，包含了律師費。」她指出歐洲對人權的重視，源於啓蒙運動，「先有對人權的尊重，思想的自由，再有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反觀臺灣，她認爲對於物質文明更重於歷史文化或人權、思想，「纔會一方面覺得自己無足輕重，偷工減料沒關係，路邊停一下車沒關係；但又一方面覺得自己凡事要優先。」
以《扭曲的正義》希望讓更多人看到體制內的醬缸，但吳忻穎認爲改變的第一步反而不是檢警文化，而是在這時代能夠引導視聽的媒體，「媒體應有史官之筆，帶動民意監督」，她認爲如今體制的醬缸不是一人造成，也不可能靠一、二人改變，「整個司法與偵查體系的問題，反映的是我們作爲人，追求的價值是什麼？」最終她仍希望整體社會能坦率面對問題，莫忘信念與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