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十年之變：老齡化遇上少子化 生育能全面放開嗎？
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長率降低、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老齡化水平提高，是中國無法迴避的人口新現實。這些重要變化意味着什麼？又該如何應對？何時全面放開生育？
編輯 | 朱弢
中國的人口是多是少？有紅利還是存危機？
5月11日，在比原計劃推遲一個月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下稱“七人普”）公報正式發佈，圍繞着上述問題掀起新的討論。
七人普數據顯示，中國總人口呈現低速增長態勢，全國人口共141178萬，與2010年的六人普相比，增加7206萬，增長5.38%，年平均增長率爲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0.57%下降0.04%。
同時，中國的人口結構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長率降低、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老齡化水平提高。此外，家庭戶規模變小。全國共有家庭戶49416萬戶，家庭戶人口爲129281萬人，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爲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減少0.48人。也就是說，平均每個家庭戶人口不到3人。
1949年以來，中國的人口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低增長階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長階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低增長階段——也就是目前所處階段。
多名學者向《財經》記者表示，儘管中國的人口總量還在繼續增長，但出生率整體呈下降趨勢。有受訪者稱，中國將在2023年全面放開生育，但《財經》記者據此問詢多方人士，對方均稱並未獲知相關信息。
人口的分析維度一般包括總量、結構、分佈和流動情況。全國人口普查每十年進行一次，七人普於2019年10月開始部署，2020年11月1日零時正式展開。
回顧過去十年，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從農村人口市民化，到2020年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以及到了2020年的統計節點，超大城市北京戶籍人口出生數創下十年來的新低，同比減少24.32%。每個具體事件或者政策都是觀察人口問題的剖面。過去十年人口形勢發生了什麼轉變？又如何應對下一個十年？
人口低增長時代
從2011年到2020年，中國的人口形勢發生了什麼變化？對比兩次人口普查，方得窺一二。
2011年，六人普數據發佈後，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如此描述2000年到2010年的生育情況：“這10年相對於上一個10年少生了5600多萬人。這意味着我們國家計劃生育的政策得到了很好地貫徹和執行，人口總量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們爲什麼要控制人口？就是因爲人多，自然環境壓力大，所以人口控制得好，我們資源環境壓力就比較小，爲改善人民羣衆的生活創造了好的條件。”
十年後的2021年，現任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描述生育情況時，說辭有了微妙轉變。“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口衆多的基本國情沒有改變，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優勢將長期存在，人口與資源環境仍將處於緊平衡狀態。同時，人口增長放緩，需要採取措施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寧吉喆在答記者問時表示。
圖/人民視覺
爲何官方說法從“控制人口”轉變爲“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從人口結構考察，七人普數據顯示，中國少兒人口比重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加深。據寧吉喆介紹，中國0歲－14歲人口爲25338萬人，佔17.95%；15歲－59歲人口爲89438萬人，佔63.35%；60歲及以上人口爲26402萬人，佔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爲19064萬人，佔13.50%）。與2010年相比，0歲－14歲、15歲－59歲、60歲及以上三個年齡段的人口比重分別上升1.35%、下降6.79%、上升5.44%。
但是，少兒人口的比重上升並不代表出生率上升。“可能有三個原因：一是生育政策調整的影響，二是適齡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造成的相對上升；三是2011年前瞞報的‘二孩’，在全面放開‘二孩’、社會撫養費降低後申報戶口。因此，以年齡別數據來判斷更準確，例如8歲、6歲、4歲有多少人，這更能反映實際出生率。”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翼對《財經》記者表示。
多名學者向《財經》記者表示，儘管中國的人口總量還在繼續增長，但出生率整體呈下降趨勢。
一般而言，考察人口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標是總和生育率，也就是育齡婦女的平均的生育子女數。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1）以上還是以下，成爲考察人口的生育水平高低及其對人口增長的影響的重要標誌。如果在2.1以上，人口規模就會越來越大，出現人口膨脹，反之則會出現人口萎縮。
“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爲1.3，已經處於較低生育水平。”寧吉喆表示，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有關調查，中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子女數爲1.8。
據國家統計局總統計師曾玉平介紹，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總量爲8.8億人，與2010年相比，16歲-59歲勞動年齡人口減少4000多萬人。“一般而言，考察勞動力人口情況不僅看總量，還要看結構。勞動力人口總量還保持在較高水平，但勞動力比重下降將成爲一個趨勢。”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傑華對《財經》記者表示。
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同時，老齡化在加深。七人普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爲26402萬人，佔總人口的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爲19064萬人，佔13.50%）。與2010年相比，佔比上升5.44%。與2000年即五人普相比，上升8.37%，這意味着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在加快。
寧吉喆表示，2020年，中國總人口達到14.1億人，與2010年相比，十年間增加7206萬人，人口規模增長5.38%，年平均增長率爲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0.57%下降0.04%。
而往前推一個十年，也就是1990年到2000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爲1.07%。也就是說，當前的人口增長率，尚不及30年前的一半。
1953年，在全國基層選舉中，首次進行了全國人口調查和選民登記。圖爲北京市正在進行調查登記。圖/視覺中國
目前官方尚未公佈中國的死亡率數據，結合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長率走勢將更加直觀。“儘管七人普數據未公佈，但可以判斷的是今後死亡率將上升，原因是中國上世紀50年代那波嬰兒潮中出生的人口在老去。若以國家統計局聲稱的今後每年的出生人口可能將保持在1000萬左右，如果死亡人口超過這個規模，就意味着中國人口將進入負增長階段。以前人們總以爲維持零增長就是理想狀態，實際上人口形勢轉變如此之快，零增長之後，負增長很快到來。”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顧寶昌向《財經》記者表示。
顧寶昌指出，從2020年出生人口爲1200萬來看，其實這一數據已經處於較低水平。
何時全面放開生育？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十年的人口變化，其實是建立在生育控制政策已經鬆動的基礎上。
早在2004年，由時任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副秘書長顧寶昌牽頭，18名多年從事人口研究的學者和人口乾部基於20年後人口將達到零增長的分析，聯名建議調整生育政策。具體來說，從2005年開始實行“單獨二孩”，並逐步過渡到“全面二孩”。該方案當時未能被採納。
2009年，在對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的山西翼城等地進行實地調查後，顧寶昌等學者、幹部再次建議調整生育政策，指出全面放開“二孩”不會造成人口失控，但這一次建議最後亦不了了之。
轉折點出現於2012年。
這一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首次減少，較前一年減少345萬人，加上老齡化加深的趨勢，2013年底，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表決通過《關於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決議》，“單獨二孩”政策正式實施。當時有不少學者預計，一個出生小高峰將如期而至，且會延續數年。然而，後來的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出生人口1687萬，僅較2013年增加47萬，之後的2015年出生人口爲1655萬人，重回下降區間。
“我們一開始就不贊成‘單獨二孩’政策，因爲覺得時間已經浪費太多了，人口形勢越來越緊迫。但是畢竟已經開始調整，原來只陷入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顧寶昌回憶道。
2015年，顧寶昌等人口學者、幹部在復旦大學再次召開人口研討會，此後形成了第三份建議書，再次建議全面放開“二孩”，並取消生育限制。“此前我們做調查時，很多人反饋政策放開後會生‘二孩’，但再次回訪時，這些人大部分並沒有生育第二個孩子。其實民衆要的是生育‘二孩’的權利，這與他是否實際生育是兩個概念。這一次批覆很快，我們1月形成的建議，3月就獲得高層批覆。”顧寶昌說。
2015年，關於“十三五”規劃的說明提出，中國的人口結構呈現明顯的高齡少子特徵，養兒防老的社會觀念明顯弱化，適齡人口生育意願明顯降低。實施“單獨二孩”政策以來，全國符合政策條件的夫婦共1100多萬對，截至2015年8月底，提出“二孩”生育申請的僅佔比15.4%。
同年底，“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實施。
老齡少子是當前的人口形勢：一邊是持續走低的出生人口，另一邊老齡人口的比重卻越來越大。圖/ 法新
但是“取消生育限制”的願望並未實現。寧吉喆表示，2014年－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佔比明顯上升，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此後仍然高於40%。由“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全國十年間多出生“二孩”數量達到1000多萬人。
然而，歷年國家統計局年鑑顯示，“全面二孩”後的頭兩年，也就是2016年和2017年，每年出生人口均出現了增長——兩年都高於1700萬。但從2018年開始，卻再次進入逐年下降的通道——每年的出生人口不到1600萬人。其中，2018年和2019年出生人口分別爲1523萬、1465萬，2020年出生人口更是下降到了1200萬。
七人普數據公佈後，顧寶昌認爲，中國人口增速越趨緩慢、生育率繼續走低、老齡化加劇的趨勢越來越清晰。那麼短期內會否全面放開生育？
相關的說法耐人尋味。2020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要求，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全國人大剛剛通過的“十四五”規劃也明確提出，要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釋放生育政策潛力，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的成本。
然而寧吉喆也強調，人口保持一定水平的慣性增長，中國人口基數大，目前還有3億多育齡婦女，每年能夠保持1000多萬的出生人口規模，生育政策調整取得積極成效。
“應該認識到人口的長期趨勢，人口問題的不確定性比較低，當下出生的人口少，意味着20多年後育齡婦女減少，勞動力減少，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2020年出生人口1200萬，已屬於較低水平，而且育齡婦女也在減少。1.3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低於人口負增長的日本。”顧寶昌分析。
國際上通常認爲總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條“警戒線”，一旦降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生育率難以回升。
七人普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接受中新社專訪時表示，跌入“低生育率陷阱”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總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二是需要持續一段時間。中國總和生育率首次低於1.5，是否會持續低於1.5還需要進一步觀察。“2020年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確定性和對住院分娩的擔憂，進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願。”
對於總和生育率1.3的水平會否持續，官方尚需觀察。但繼“全面二孩”之後，生育政策將再次放鬆並無懸念。接下來的問題是，什麼時候放鬆？又如何放鬆，是通過“全面三孩”過渡？還是直接“全面放開”？這些問題暫時都還沒有答案。
老齡少子意味着什麼？
在過去20年中，第一個十年仍在實施計劃生育，第二個十年分步鬆動生育政策，顯示出中國對人口問題的謹慎態度，也說明了各方並未達成一致。
“對未來的人口形勢很焦慮，國家要儘快實施以鼓勵爲主的生育政策”“環境問題、就業問題、住房問題、教育問題，哪個是人口下降會造成的？爲什麼要鼓勵生育，而不是控制人口，優生優育？”現有對於人口的不同認識，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此前爭論的一種沿續。
在顧寶昌看來，“人口多是負擔”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爲國家發展緩慢，人均GDP不高是人口衆多造成的，而且人口越多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也越大。”顧寶昌認爲，單純去爭論人口是多還是少意義並不大，甚至模糊了問題的焦點。“問題是少了哪部分人口，實際上少的是小孩、勞動力和納稅人。那國家怎麼維持？有的人可能表示會有機械自動化，我認爲這種觀點是在淡化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表示，認爲人口衆多是對經濟發展的阻礙，“是典型的馬爾薩斯人口悲觀論的觀點，我們一代一代均被這種價值觀訓練，按照這種認識慣性，生育政策寧可緊一點也不要放鬆。然而，沒有充分意識到的是，人口實際上是一個滯後、週期較長的變量，現在出現的生育率降低，是可以追溯到過去的計劃生育的”。
一邊是持續走低的出生人口，另一邊老齡人口的比重卻越來越大。此外，七人普公報顯示，個別地區的老齡化情況已尤爲突出。
除了西藏，其他30個省份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過7%，其中，12個省份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過14%，重慶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最高，達到17.08%。
若按照1956年聯合國《人口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確定的劃分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佔總人口比例超過14%時，則意味着這個國家或地區進入深度老齡化。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認爲，中國很快還需應對一個更快速的人口老齡化期。
2020年11月1日，集郵愛好者展示剛發行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紀念郵票。圖/人民視覺
七人普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大陸地區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總量爲2.64億人，已佔到總人口的18.7％。七人普期間比六人普期間老齡化速度加快。“後一個十年明顯超過前一個十年，這主要與20世紀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所形成的人口隊列相繼進入老年期緊密相關。在‘十四五’時期，20世紀60年代第二次出生高峰所形成的更大規模人口隊列則會相繼跨入老年期，使得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水平從最近幾年短暫的相對緩速的演進狀態扭轉至增長的‘快車道’，老年人口年淨增量幾乎是由21世紀的最低值（2021年出現）直接衝上最高值（2023年出現）。”翟振武撰文指出。
“中國的老齡化情況與發達國家相比，比如G7或者G8，我們還比它們低。但問題是，在2050年時，我們便將超過它們，在8個最發達的國家當中，我們將超過美國、英國、加拿大和西班牙。”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向《財經》記者表示。
此外，七人普數據還顯示，農村地區的老齡化現象更突出。據寧吉喆介紹，全國31個省份中，有16個省份的65歲及以上人口超過了500萬人，其中，有6個省份的老年人口超過了1000萬人。從城鄉角度看，鄉村60歲、65歲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別爲23.81%、17.72%，比城鎮分別高出7.99%、6.61%。
“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更嚴峻。農村青年勞動力有的轉移到城市後，老年人口沒有跟隨轉移，農村青年人付出的勞動實際上並沒有直接支持到農村的老人。”李建新表示。
老年人比重增加，養老金承壓，早已討論多時的延遲退休政策似乎也將落地。3月12日，延遲退休實施原則公佈。“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將按照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等原則，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
此前，由於實施阻力較大，儘管“十三五”規劃便對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有所着墨，但最終並沒有付諸實施。如今，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具體原則再次明確，延遲退休已板上釘釘。
“中國面臨的是一個全新的人口形勢，其中有兩大特點：一是生育率繼續走低，而我們對低生育率的中國社會的認識才剛剛開始；二是老齡化不斷加劇，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嚴重性在於速度快、數量大，還有所謂的‘未富先老’，其他發達國家是伴隨着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的實現而迎來了人口老齡化，而中國的老齡化挑戰是超前於國家的現代化而到來的。”顧寶昌表示。
新的問題隨之而來，老齡化帶來的只有“危”而沒有“機”嗎？
翟振武認爲，通過在勞動供給、財富儲備、科技創新及產品服務供給等多方面持續發力，人口老齡化給高質量發展帶來的壓力有望得到化解，甚至於向動力轉換。
還有人口紅利嗎？
一般來說，人口紅利以總撫養比小於50%作爲判定界限，通俗來說，也就是超過兩個成年人負擔一個老年人或者一個小孩，就存在人口紅利。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陳功計算，2010年，中國人口撫養比（0週歲－14週歲與65週歲及以上人口數總和與15週歲－64週歲人口數之比）爲34.2%。七人普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人口撫養比爲45.9%，相比2010年增長了11.7%。“當前我國仍然處於人口撫養比低於50%的人口紅利期，但由此帶來的人口紅利逐步減少。”陳功表示。
4月14日，央行官網發佈的工作論文中提到，預計2030年人口撫養比將超過50%，並指出目前的人口紅利在一段時間後便會轉變爲巨大的養老負擔。
但是現實中的變量似乎並不能只用一個固定的比例來衡量。
關於是否存在人口紅利，還有一個關於農村轉移人口的說法，這關係到學術界經常提及的“劉易斯拐點” 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具體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着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在人口流動模型中提出。
2011年六人普數據公開後，馬建堂曾提到，“劉易斯拐點”到來的兩個標準：一是農村富餘勞動力不能往城市轉移了，二是增長率下降。
根據七人普數據，中國目前的勞動年齡人口爲8.8億人，占人口總量比重下降6.79%，與2010年相比，16歲－59歲勞動年齡人口減少4000多萬人。勞動力絕對數量下降的同時，勞動力結構也在發生變化。
翟振武撰文指出， 2020年，大陸地區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3.9％，相較於2010年“六人普”時的49.7％，上升了14.2個百分點。人口遷移流動是城鎮化率從2010年“六人普”到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相繼衝上50％和60％大關的主推進力。“十四五”時期更可突破65％的城鎮化率。歷史上千百年的“鄉土中國”正日益發展爲“城鎮中國”，這可成爲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源泉”。
但在李建新看來，農村富餘勞動力往城市轉移根本不算是人口紅利。“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相當於從這個口袋裝到那個口袋，其實不是雙贏的結果，所以纔有農村的空心化，帶來留守兒童和農村老人的贍養問題，還是以犧牲農村爲代價。如果非說是一種紅利，那對城市人口是紅利，對農村人口則是一種損失。”他表示。
官方近年來提及較多的是“人才紅利”。
寧吉喆在就七人普數據答記者問時便提到，人口素質不斷提高，人才紅利新的優勢將逐步顯現。據七人普數據，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16歲－59歲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10年9.67年提高至10.75年，文盲率從2010年的4.08%下降爲2.67%。人口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
七人普六號公報顯示了更詳細的數據。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全國人口中，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爲15467人；擁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4032人上升爲15088人；擁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8788人下降爲34507人；擁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由26779人下降爲24767人。
31個省份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上的省份有13個，在9年至10年之間的省份有14個，在9年以下的省份有4個。
翟振武也表示，“可在高等教育大衆化時代中收穫更多‘人口質量紅利’。”
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其實是一種邊際替代效應，從家庭單元來看，孩子教育提升獲得的效用彌補了少生育的效用；從國家來看，高素質人才提供的效益彌補了人口數量減少的損失。
但這種替代是否可行？
有學者指出，如果生育選擇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擾和限制，例如普及率較低的托兒機構、對女性不友好的職場環境、高昂的房價等，那麼人口的替代效應可能下降。由此造成的結果，從家庭層面來看是“孩子生得少，獨苗沒養好”，從整個社會來看，就是人口數量快速下降，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但是人口質量沒有提升，技術競爭力不足，經濟增長緩慢。
“勞動力總量還會再下降，這個變化我們沒法逆轉。人才紅利是由數量結構轉向人口素質。這個方向當然是沒問題的，但需要獲得效果還需要進行更深層次的制度改革。”李建新表示。
如何化危爲機？
在近期召開的2021金融四十人年會上，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預測，在2025年前後，中國將會到達人口峰值。
蔡昉認爲，勞動年齡人口呈下降趨勢，比較優勢下降導致出口衝擊，投資意願也越來越弱，增長減速也會減緩收入增長，造成消費不振。
此外，老齡化將通過三個效應產生抑制消費的影響。一是人口總量效應。人口就意味着消費者，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口增長快，消費就會增長快，人口負增長，消費也許就會負增長。二是收入分配效應。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低，窮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高，如果收入兩極分化，總消費傾向就低了，就會發生過度儲蓄。三是年齡結構效應。老齡化趨勢的不斷髮展將會直接導致抑制消費的自然傾向。
蔡昉提及的數據表明，青少年時期的消費最高，而老齡化通過所有年齡段即全生命週期影響消費增長。首先，出生人口不斷降低意味着孩子的消費不足以支撐消費增長。“老齡化趨勢意味着孩子的稀缺，這時候稀缺規律就會發生作用。不僅使父母、祖父母樂於爲孩子花錢，也引導市場和社會把孩子的養育和教育成本大幅提高。但是，孩子的人數卻不斷減少，不足以支撐消費增長。”蔡昉表示。
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低、邊際消費傾向低，因此他們的消費自然不高。而對於勞動年齡人口，因爲需要繳納養老保險，同時需要做預防性儲蓄，還要爲孩子花錢，所以這一階段的真正消費不高。對於正在工作的中年人，一方面，因爲其繳納的養老保險是現收現付，相當於向現階段的退休人員直接支付；另一方面，因爲知道人口撫養比正在發生變化，目前的中年人將來退休時養老保險可能不再是相同模式，因此他們還需做預防性儲蓄，進一步影響消費。
央行最新發布的《2020年金融統計報告》顯示出目前中國的高儲蓄率，截至2020年12月底，中國存款總額已達2.18萬億元，約33萬億美元。
蔡昉撰文表示，應依靠深化改革化危爲機。首先，落實好中央關於“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的相關部署，推動實現自主生育，努力促進生育率適度回升，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其次，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業轉移勞動力在城鎮落戶，增加和穩定勞動力供給，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再次，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從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雙管齊下改善收入分配，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最後，從破除要素流動的體制障礙、促進市場主體的進入和退出、加強社會政策託底入手，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以前每年會有2000多萬個孩子出生，那時候正好趕上改革開放，國家經濟發展落後，於是就倡議少生孩子，減輕國家的發展負擔。現在我們面臨的是老齡少子的現狀，經濟上還面臨產能過剩，要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生育孩子往往便能刺激消費，現在已經完全沒有理由限制生育，少生育或不生育的家庭和多生育的家庭在總體上能形成相互彌補，推進自主生育是有積極意義的。”顧寶昌對《財經》記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