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女性羣像燃起來，《山花爛漫時》怎麼做到的？

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87版《紅樓夢》文藝晚會有個小品叫“寶玉重返大觀園”，講穿越到現代的寶玉意外地發現：迎春成了護士、黛玉成了作家、惜春成了畫家、寶釵成了玩具設計師、王熙鳳成了導演。

這真是最好的番外，大家各自成就理想。難怪寶玉感嘆：“老天，你有多少精靈神秀又重新賦予了這些女孩子們。”在脫離封建禮教環境後，每個女性都活出了她們應有的熱切與精彩。

這幾年觀衆愛看“種田”題材、反覆呼喚女性搞事業，本質也是想看真正生機勃勃的女性，看她們有所求、有所得。令人意外的是，硬糖君竟在改編自真人真事的《山花爛漫時》裡感受到了女性搞事業的快樂與滿足。

在通常理解裡，創辦女校的張桂梅是一個“做好事”的人。但這很容易讓人忽略了她更是一個“做事”的人，《山花爛漫時》正是放大了張桂梅的這一面。這不只是一個人想做好事的道德決心，更是一個人想做成一件事，就要不斷面對具體問題拿出具體辦法。好比下決心要考清華北大並不難，難的是每一步的水磨工夫與百折不回。相較於在動機上挖掘戲劇性，這部劇更注重深挖張桂梅辦女校的現實邏輯。

這樣的張桂梅，比大衆認知裡的形象多了幾分新鮮感與親切感，讓觀衆真切產生了一探究竟的興趣與同創事業的共情。與此同時，《山花爛漫時》也是一本羣芳譜，不僅再現了張桂梅創辦女校的事蹟，還豐滿呈現了千姿百態的女性羣像。每個女孩都是獨一無二的花朵，當她們蟾宮折桂絢爛綻放時，張桂梅就是花海中微笑的“護花人”。

麗江華坪女高，不只是張桂梅想辦的“好事”，也是張桂梅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們一起辦下的“實事”；不只是改變大山女性命運的女子高中，也是山區內外的時代羣像。在主旋律改編中，如何塑造更具代入感和大衆共鳴的人物？在女性羣像中，如何展現更多女性力量和社會思辨？《山花爛漫時》都留下了良多啓示。

事業型女主

伍爾夫有自己的房間後，開始寫作。種田文女主有了自己的土地後，開始耕作。當一個女人有了搞事業的想法，那麼所有困難都不在話下。《山花爛漫時》裡的張桂梅，人物呈現的獨特正在於不是刻板講述好人好事，而是用事業型女主的方式徐徐展開。目標：建一所免費女子高中。困難：未知。能量：無限。手段：有的是。力氣：更有的是。

一方面，身爲女性的她，能夠對女性的生存環境和遭際有更多感同身受的理解。這層視角，往往是過去作品鮮少關注或者曖昧不明的。穀雨遭受顧客騷擾被忽略感受時，張桂梅仗義執言“小姑娘心裡多委屈多害怕，有誰關心她呀？”那些在外打工供養家裡的女孩，受委屈又向誰說。

張桂梅明白，想要改變她們的命運，唯有把輟下的學重新念起來。否則，女孩們依然會被視爲家庭的累贅，會被算一筆“打工不如嫁人”的經濟賬。勸穀雨回學校時，張桂梅氣得都糊塗了，試圖用魔法打敗魔法——“你怎麼把自己跟豬比呀，三萬塊太少了，這不虧本嗎？”

另一方面，張桂梅的事業線一直在遇山開山、遇水架橋。不是爽文，卻有爽文的節奏與痛快。不是種田，卻有種田的積累與成就。無人關注女高問題，她就在大會上勇敢發言，還會借用媒體力量發聲；校園找不到校址，自己挖掘出一塊背靠南中的寶地，在辦校程序上規規矩矩。

學校缺經費，她錦旗出擊四處化緣。甭管捐不捐，先把錦旗送上，一招“伸手不打笑臉人”讓企業家們甘願捐款。攻心爲上，硬糖君都懷疑張桂梅平時在研讀《孫子兵法》。學生成績差，她苦心孤詣出奇招，給每個人的“志願”提檔一百分。提五十分那是拔苗助長，提一百分那就是高舉高打壯士氣。

“我想讓她們走出大山，看看天有多高地有多闊。前路不是黯淡的，這個世界可以有另外一面。”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拯救女性，先開心智。當女高爲女孩們提供了觀看世界的望遠鏡，大山的阻隔就只剩下最微不足道的地理障礙。

女性羣芳譜，更燃

《山花爛漫時》並不是張桂梅的獨角戲，而是更爲開闊地描繪了一個時代的女性羣像。她們的境遇，她們的想法，她們的智慧，她們的力量，都在劇中得到了淋漓盡致地呈現。

學生形象的塑造，與張桂梅形成了跨時空的互文呼應，使得不同成長經歷的她們惺惺相惜。穀雨的家庭讓張桂梅想到了自己的母親，“她都走到人生盡頭了，還在爲沒有生兒子而愧疚。”

作爲張桂梅的第一個學生，女高的001號，穀雨在張老師困難時給予安慰“就算房頂塌了還有我”，又在遭遇家庭阻撓時離開了女高。在她徹底醒悟“只有讀書能改變現狀”之後，她願意接受一切考驗只爲重返學校，風雨無阻地在校門口支個棚子補習落下的知識。當穀雨回到集體，隔着屏幕你都會爲她感到由衷地振奮。

成績優異的蔡桂芝，和穀雨的競爭關係在劇中描述也很細緻。既是最好的對手，也是最好的朋友。起初兩人學習不相上下，心裡都把對方預設爲假想敵，是屬於青春期的不服輸和小驕傲。但在比拼過程中，她們互相學到了對方的優點，達成了精神的契合。蔡桂芝把筆記借給穀雨，明明想幫助嘴上卻否認。兩人不睡覺在臺階上看書，相視一笑的場景讓人感慨這就是“我的天才女友”。

寧華從小被灌溉“只有男孩可以扛起家庭重擔”的陳舊觀念，潛意識裡也覺得自己是男孩就好了。來女高後在張桂梅的引導下、和其他女生的相處中，方知世界廣大、審美多元；在青春期對有好感男生小鹿亂撞的柳細鶯，被寢室姐妹批評戀愛腦，一邊是深陷情網不能自拔，一邊是人間清醒“大學都考不上了還談呢！”在“現實的打擊“中才明白，對現階段的自己，學習和戀愛孰輕孰重。

老師團和親屬團的形象在豆瓣、小紅書也頗有討論度。丁笑笑家庭條件優越，面試時甚至被張桂梅拒絕，擔心她不能吃苦，但她偏偏在女高紮了根，可說反差十足；魏庭雲話不多，但心裡永遠裝着學生，是不動聲色的好老師；方瓊吐槽張桂梅的樣子，大概就是生活中閨蜜調侃我們的真實寫照，永遠站在你這一邊，提供輿論支持和情緒價值。

《山花爛漫時》女性羣像的燃，是真正有力量感、能動人心魄的。開學第一天，她們滿身泥濘跨過溪流高山走到學校時，是“萬里赴戎機”的熱血；學校停電，張桂梅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回學校發現大家在燭光裡朗誦《沁園春·長沙》時，是“恰同學少年”的激情；成績不理想的宣誓，是絕境中不認輸不放棄的倔強——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於羣峰之巔，俯視平庸的溝壑。

正如劇中張桂梅所說，“女孩子是多麼美好的生命，就應該一塵不染地漂亮。哪怕是深陷在淤泥裡，也應該是閃閃發亮的。”《山花爛漫時》的羣像不是爽文式的逆襲，而是泥濘中前行，迂曲中勝利，一步步變得強大，重新獲得自己人生的自主權。

真實題材如何更“好看”？

一直以爲，非常人之所以能夠取得非常人的成績，除了他們有非常人的毅力和能力，也脫離不開“常人”的屬性。《山花爛漫時》對張桂梅的多維度塑造，讓真實題材煥發了更多藝術魅力，也讓劇集成爲承載更多社會價值的絕佳容器。

真實意味着瑕疵，但瑕疵往往讓人更可愛。宋佳飾演的張桂梅，特立獨行的辦事風格常常形成不經意的小幽默，讓人感到生氣十足拉近不少心理距離。她總是半夜叫醒周局長讓他給解決辦法，然後不聽人說完話轉身就走。每次看聶遠呆在原地氣呼呼的樣子，都能把硬糖君逗笑。

在與諸多校長一起討論升學率目標時，張桂梅放狠話說要超過南中，說完就後悔了。“一激動就把話往外禿嚕的毛病還沒改呢！”坐在運豬車上打電話，還道歉“對不起啊豬，吵到你們了。”在籌備學校運營經費時，把劉書記形容成“大魚”，她一進門就問魚在哪兒，結果人家書記聽到了，“張老師說的魚就是我吧？”張桂梅和主任陳四海的互動也很生活化，學校有經費時兩人激動地面對面拍自己大腿。

非但是張桂梅，在女高創立和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周局長和馬副縣長形象也相當立體。馬副縣長被張桂梅請吃滑肉，他戲稱這是一場“鴻門宴”。這邊開會，馬副縣長把周局長勸自己的話原封不動給大家傳遞了一遍，把聶遠氣得小聲嘀咕“你記性好哦。”

《山花爛漫時》取得了主旋律真實題材與大衆藝術呈現的最佳公約數，源自真實但又創造性地賦予了更多可看性和思考角度。劇集對於行業的啓示，正是幫助真實題材提味增鮮：將辦女高拍成女性搞事業，將考試變成高燃女性羣像，將一羣人放置在一個社會生態裡去呈現、去審視、去思考。

戲劇的張力正在於此，明知道悟空師徒會過關，但唐僧被抓走還是揪心。明知道女高已經成功桃李遍天下，還是會爲劇中遇到困難的張校長捏一把汗。《山花爛漫時》的觀看體驗，正在於將觀衆悄悄轉化成女高管理團隊的一份子，相當於精神股東了。孩子吃不好，睡不夠，成績上不去，都能讓人着急上火。

相較於虛擬創作的自由度，留給真實題材的道場相對狹窄。《山花爛漫時》卻把女高的成長線拍得十足驚心動魄，老師的去留、經費的有無、個體的命運都變成一個個小懸念次第展開，交織出一曲波瀾壯闊的奮鬥之歌。女高不是一個人的艱苦奮鬥，而是一羣人爲了同一個目標前行的理想征途。鋪展開來，又是讓人目不暇接的時代羣像。

將一個“可敬的女人”變成“一個可愛的女人”，把張桂梅搬上小熒屏的《山花爛漫時》，真正把女性羣像拍成了綻放的花朵。不去神化一個與現實纏鬥的英雄，也不去賦魅一個與理想共舞的凡人，這是難得的文藝創作金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