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憲政改革的實踐——南北分裂 蔣介石領導北伐（二十四）

一九二七年後北京政府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國民大革命運動開展起來，蔣介石領導的南方革命軍誓師北伐，決心推翻現有政府另立新政權，北京政府岌岌可危。趁中國南北內亂之際，日本政府爲阻止南京軍隊北上，保護其在華北之特殊勢力和權益，五月二十七日，田中內閣悍然通過出兵山東決議，同時增兵青島、濟南等處。

汪榮寶密切關注着國內形勢，並奉政府之命對日本干涉中國內政提出嚴重抗議，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他訪問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抗議日本「第一次出兵山東」，要求日本對中國局勢保持不干涉態度。

一九二七年十月蔣介石受到國民黨各方勢力的打壓被迫下野，於十一月初到日本訪問，十一月三日會晤汪榮寶，談及中國政局情形和日本的關係。

蔣介石回國重新執政後，進行第二次北伐，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以保護僑民爲由，出兵佔領濟南，五月一日，國民政府軍隊在濟南遇日軍挑釁，三日，日軍向中國軍隊發起進攻，並闖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殺害國民政府駐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十七人。

之後又重炮轟城，造成中國軍民死亡達六千餘人、傷一千餘人的濟南慘案。汪榮寶奉南京國民政府之命，向日本嚴正抗議「第二次出兵山東」。一九二八年六月「皇姑屯事件」後，張學良主持東北政權，加強了與南京國民政府的接觸，但日本無理干涉，七月初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權助訪問張學良，要求張中止易幟，否則將採取行動。汪榮寶奉命於七月二十一日、三十日，向日本外務省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停止干涉舉措。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初對日交涉問題極爲複雜，漢口租界事件、南京事件、濟南慘案等中日間的重重懸案難以解決，尤其是濟南慘案給中國軍民造成重大傷亡，而日軍駐兵濟南無意撤離。作爲駐日公使的汪榮寶面臨着衆多棘手的問題，一方面要爭取日本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承認和支持，同時又要與日本進行艱苦的談判，還要保證雙方談而不破，可見其身負之重任。

在中日對濟南慘案的交涉中，田中內閣以出兵山東製造慘案阻礙北伐的目的未能實現，因而在談判中想要用「強硬」態度迫使南京儘快屈服了結，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態度非常傲慢，且不肯屈尊南下，轉飭日本駐滬總領事矢田七太郎執行談判。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矢田訪見中國外長王正廷，告以日本欲快速結束濟案，除一口氣開列要中國政府道歉、懲辦禍首、賠償損失、保證日本在華僑安全的四項要求作爲談判原則外，還提出中日談判地點應放在濟南等無理要求，遭到王正廷的嚴詞拒絕。

在此後的談判中間，汪榮寶成爲日本和南京政府交涉的消息通道。八月底矢田應召回國，接受了所謂的田中對華新方針，九月六日自東京返任，汪榮寶及時將日本對華政策電告外交部：田中已授矢田以交涉濟南慘案全權，期盼中國不提賠款、懲兇、道歉、只要求不再發生此類不幸之保障，爲國民政府瞭解日本策略提供了準確的資訊。

十月十九日，外長王正廷和矢田七太郎在南京商洽，中國方面提出一併解決舊約修訂、濟南慘案、南京事件和漢口事件等中日間各項懸案的想法，並堅持濟案解決必須以日本軍隊全部撤出山東爲前提，日本方面則只願先解決寧案與濟案，並企圖將濟南撤兵問題當作談判中的籌碼，交涉陷於僵局。期間汪榮寶奉命向日政府聲明中國政府的態度和政策，並與外務省各員進行交涉，力圖快速解決各種懸案，經過曲折反覆的談判，終於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日達成解決濟南慘案的協定，簽署《中日濟案協定》，協定簽訂後經雙方協商，日軍將於五月二十日全部撤離山東。第二日汪榮寶發電致外交部，報告交涉圓滿解決，並囑向主席和部長轉達慶忱。

中央政府的執政方針和外交策略關乎與各國外交關係，而北洋政府因內部派系鬥爭不斷，爲爭奪地盤和控制中央，頻發戰事，每屆政府對外政策未能保持一致。汪榮寶雖身在國外，但對國內時局卻甚爲重視，保持着對局勢的高度敏感，除經常與外交部發電溝通外，還與國內政要和友人保持通信往來，探知國內動態，他和張作霖、孫傳芳、王寵惠、曹汝霖、孫潤宇、湯爾和等聯絡不斷，他關注國內革命運動進展，對南北分裂之局勢力主議和統一，以駐外公使的身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國內各方勢力。（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