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散文】季季/吹著黑管的社運健行者(下)——綴拾阿肥與我的60年代碎片
1983年聖誕節,王志明(左戴墨鏡者)與副刊同事在南投蕙蓀林場;上爲黃驗,中爲劉克襄,右爲曾金源。(圖/季季提供)
從《野鴿子的黃昏》引出感人的故事
後來楊蔚爲王尚義寫的追念文,則是他告別阿肥家的客廳併爲「這一代的旋律」譜寫的最後篇章。
1967年11月12日,楊蔚在《經濟日報》「綜合」版發表〈從野鴿子的黃昏引出感人的故事〉。
──「文壇上有一個早殞的天才,最近在人們心上捲起一陣懷念的浪潮——他是四年前逝世的王尚義,也就是《野鴿子的黃昏》的作者。……捲起這一陣浪潮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他的遺集的發掘與印行,其二則與最近的一大新聞有關。……他生前是一個醫科學生,死後卻因爲文學方面的成就獲得重視和適當的評價。……他的朋友們說,王尚義給人的印象,蒼白,尖銳,激動,並且不時會爆發一種帶着嘲諷意味的大笑。那種逼人的氣勢,有時頗難讓人忍耐。不過,據說他有好幾個知己的朋友,也都是在辯論問題吵架吵出深厚的友情來的。……」──
這最後篇章發表之後半年,1968年5月至6月,陳映真等人與阿肥陸續被捕;楊蔚則已陷入「用狂賭麻醉腦袋,以沉淪贖罪自己」的深淵。
羅家倫1942年在重慶出版的《新人生觀》,竟成了張以淮1951年在臺北被捕的罪證。(圖/季季提供)
「這一代的旋律」催生者竟是羅家倫
楊蔚一生善於掩藏,2000年領了白色恐怖賠償金準備遠赴峇里島定居之前,竟把他自稱「遺書」的一堆書與文稿交我保管。拿出《這一代的旋律》(1965年7月學生書局出版)那本書時,已逾七十之齡的楊蔚,又說了一個我不曾聽聞的,與「這一代的旋律」相關的秘密。
「如果沒有寫那個專欄,警總也許不會盯上我和阿肥那夥人……。」
──啊,阿肥那夥人?那夥人的「民主臺灣聯盟」案已經三十二年啦!
他摸着那本薄薄的書,沉默了一兩分鐘才緩緩說道,他是受不了〈臺灣好〉那首流行歌曲的虛假歌詞,才決心介紹阿肥他們那些腳踏實地真實創作的臺灣音樂人……。
「〈臺灣好〉那首歌,妳知道吧?」他說。
我知道,我也會唱。
1964年之後,美黛首唱的〈臺灣好〉轟動全島(那時沒人知道那昂揚悠遠的曲調來自卑南族的盧靜子)。
──「臺灣好,臺灣真是個復興島,愛國英雄英勇志士,都投到她的懷抱。……我們忘不了大陸上的同胞,在死亡線上掙扎,在集中營裡苦惱……。他們在求救,他們在哀號……我們快要打回大陸來了,快要回來了。……」
楊蔚的語氣轉而憤怒了,他說〈臺灣好〉讚美當時的臺灣「是個復興島」不算太離譜;說大陸同胞在求救,「我們快要打回大陸來了」則太誇張也太虛僞了。尤其讓他生氣的是,〈臺灣好〉的作詞者竟然是羅家倫(1897-1969);他是「五四運動」命名者,曾任中央大學校長,清華大學校長,駐印度大使,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
「他媽的,歷史學者,大學校長,竟然昧着良心寫出那種虛假歌詞!他媽的,老蔣窮途末路都快死了,你還在替他吹捧反攻大陸回大陸,還在欺騙臺灣人民!而且他寫那些騙人的歌詞時,還是國史館館長!……」
我望着那本橘紅封面的《這一代的旋律》,想起1964年11月讀「這一代的旋律」專欄時,怎知它的催生者是鼎鼎大名的羅家倫!
《新人生觀》竟是張以淮被捕的罪證
然而羅家倫的故事未完。
楊蔚去峇里島之後不久,「羅家倫」的名字出現在2001年1月12日的《聯合報》;而且與1965年曾參加鷺鷥潭婚禮的「張以淮」有關。
2001年1月12日《聯合報》第五版,圖中畫面是教育部長曾志朗代表政府向張以淮致歉。(圖/季季提供)
那天的《聯合報》,以半版刊登「四六事件」五十週年政府公開向受難者道歉的大幅報導。教育部長曾志朗握着張以淮的手代表政府道歉的合照非常醒目,記者張錦弘的報導「張以淮、孫志煜患難結親家」也很感人;其中兩句卻讓我愣住了:
──「七十二歲的張以淮說,他被抓是因讀過前教育部長羅家倫寫的《新人生觀》,竟被視爲『思想有問題』,着實荒謬……。且抓人的是保安司令部,不是警總;警備總部是一個多月後實施戒嚴才成立。──」
《新人生觀》1942年3月於重慶出版。羅家倫那年剛卸下中央大學校長之職;元旦那日於「陪都重慶」所寫自序有此說明:
──「這部書裡的十六章,本是我於中央大學西遷以後,對全校的一套系統演講。……章章都是講完和寫完在敵機威脅的期間,有時還在四周圍火光熊熊之中。……我斷不敢說這部書是表現一種有力的思想,我只敢說這是我個人用過氣力去思想的一點結果。……敬以獻給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有熱忱的中華兒女,尤其是青年。──」
而青年張以淮,竟因讀了這本書,1951年在臺北被捕!當時奉命抓人的保安司令部,是從何認定它的「思想有問題」?
羅家倫出版《新人生觀》時45歲;寫〈臺灣好〉歌詞時65歲;被楊蔚痛罵以及被張以淮供出時,已經辭世三十餘年。他終生效忠國府,言行文字「政治正確」;《新人生觀》爲何「思想有問題」?這個謎也只有當年的保安司令部能解。
多情說書人的情節轉換如舞臺劇
阿肥這套「肥書」,記錄了我們同時穿越六十年代的文化符碼:在國際學舍聽音樂會,在耕莘文教院看《等待果陀》;閱讀《文星》《文學季刊》《草原》《劇場》,也面對它們慘遭停刊……。
最爲特殊的是,我們共同經歷了「民主臺灣聯盟」案的煎熬;他是受難的核心人物;我的前夫楊蔚緊貼着核心旋繞;我則立於核心邊緣痛苦的旁觀。
2004年,楊蔚在印尼病逝。2006年,我在印刻出版《行走的樹》初版,首次以文字見證我作爲「民主臺灣聯盟」案邊緣人的親身經歷;其中第四章〈阿肥家的客廳〉第五章〈音樂派與左派的變奏〉都在寫阿肥,在此無需贅述。
「肥書」二百多回,從少年阿肥到青年阿肥,參與的活動比我廣博數十倍,結交的學界、藝文界朋友更是難以計數。他是多情的說書人,敘述衆人諸事鉅細靡遺,聲腔既隨興又宏亮,情節轉換則如舞臺劇,一場又一場;時或質疑,時或嘲諷,時或指控,喚起我淹埋已久的層層記憶。
最讓我震撼與深思的是第215回〈一個早產農村調查員的鎩羽生涯〉,提到他1967年考入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後結識了同學王志明,兩人十分投緣,不時去屏東林邊鄉竹林村王家長住,騎着王父的三陽機車在周邊村落走訪蕉農,調查他們的種植過程及被官商剝削的困境。他更直言受到志明父親王車備先生爲人行事之啓發,也因而「走上較爲基進的政治革命之路」……。
閱讀的當下,看到「王志明」這個名字,我的腦袋迴路霎時旋繞不停:曾在《人間》副刊與我共事兩年多;翻譯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1987年夏在國泰醫院置換心臟瓣膜住加護病房;我幾度坐在病房門口焦灼等待默默祈福……;啊,是那個6月13日夜晚不得不送別的,我始終念念不忘的王志明!
在《臺北之春》重逢解嚴前的王志明
1982年9月,餘紀忠先生創辦美洲《中國時報》,在紐約建印刷廠設編輯總部;副刊編輯部則設在臺北,與《人間》副刊辦公室門對門,我常看到陳文茜,周浩正,黃驗,劉克襄,秦宗慧等人;1983年也開始見到王志明和陳素芳。
1984年11月,美洲中時停刊,社方後來安排劉克襄、王志明轉到「人間」副刊。劉克襄與美術編輯何華仁雅好賞鳥,空閒時常蹲在「人間」門口談賞鳥,王志明則喜歡和我聊閱讀談作家,說他正在翻譯《憂鬱的熱帶》,我也才知道他臺大畢業後,曾去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讀人類學研究所,但因先天心臟瓣膜不全,需定期手術置換,只好放棄博士學位回臺北……。
那時志明住景美,到公館轉車到報社前,常去臺大附近逛書攤,買盜版的三十年代作家小說和臺灣出版的禁書。有時背著書包走進辦公室就默默掏一本偷偷塞給我。那時還沒解嚴,有一次塞給我的竟是林樹枝1986年的《出土政治冤案》。
是的,或因還沒解嚴,即使買了林樹枝的禁書給我,志明從沒說他有個好同學是阿肥丘延亮。我在「肥書」看到阿肥被捕後,志明曾去景美看守所探望,向他報告殷海光的近況;志明當時就已知道「民主臺灣聯盟」案了啊……。
而我,那時不知志明與阿肥是同學,更怕別人知道我的前夫楊蔚那些事,當然沒跟志明說起我與阿肥丘延亮以及「民主臺灣聯盟」案的牽扯。
腦袋迴路繞到最後,我與志明曾經那麼近,近到一起偷看一本又一本禁書;但是又那麼遠,遠到阿肥在我們之間而兩人都看不見。
如今,在《臺北之春》裡,丘延亮讓我重逢解嚴前的王志明與阿肥,彌補了我們三人之間矇蔽多年的缺憾。
謝謝阿肥寫了王志明。也謝謝他記錄了許多我們都知道以及更多我並不知道的歷史。(下)
●臺北之春下午茶,7月28日(星期五)下午一點半至五點在華山文創園區中3館拱廳(臺北市八德路1段1號)舉行,免費入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