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與大師》──英勇二二九 衝破白色恐怖（九）

最後，《清華大學校史稿》總結說：「英勇的二二九」反逮捕鬥爭，衝破了一個月來的白色恐怖，大大地鼓舞了各校反逮捕鬥爭的信心，推動了清華學生運動進一步的開展……。

把陳福田吊了起來

與《清華大學校史稿》沾沾自喜的描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的親歷者徐賢修撰文說：軍警進入校園後，「聲明不用槍彈，有些好事同學一聽，這倒方便了，竟搶了他們的槍枝，把他們繳械了，扣留他們領隊的團長，打翻了運輸的車輛，一時羣情激昂，盲目地跟着少數領導人的行動，奮不顧身護校的組織應運而生，儼然以清華園爲堡壘，大有長久對抗的意思。一有發現，便鳴鐘示警，集合同學，以廣聲勢。想不到當天晚上，竟有一師軍力的步（部）隊，荷槍實彈，並附有大刀隊，進入校園。在門口首先遭遇的是資深的英語文教授陳福田先生，他們這次來校態度不同了，不由分說先把陳先生吊了起來，來勢甚猛，同學中負責的人早已溜了。試想這時節做校長的困難了……。」

徐賢修所言大體不差，學潮領導頭目們早已溜之乎也，而多數學生卻無處可逃，作爲校長的梅貽琦更不能臨陣脫逃，躲在小樓透過視窗偷看學生面臨的血光之災。

他必須挺身而出，直面這一事件並作相應的處置，其難度自可想像。據清華外語系教授葉公超對梅貽琦多年共事的經驗與觀察，認爲梅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其性格是慢、穩、剛，但這個「慢」有時頗令人着急。

葉公超舉例說：如宋哲元派兵到清華去逮捕共產分子那件事，事前我們就得到消息，當時葉企孫、陳岱孫、馮友蘭、張奚若等和我，都在梅宅商量如何應付這樁事。

「事情緊急，幾乎每個人都說了許多話，惟有梅先生自己默默不發一言，大家都等他說話，足足有兩三分鐘之久，他老先生還是抽着煙一句話不說。結巴的馮芝生最後就向梅先生說：『校長你──你你看怎麼樣？』梅先生還是不說話。我就忍不住了，我說：『校長，您還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想着而不說話？』梅先生隔了幾妙鍾答覆我：『我在想，現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只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後的騷動。』有人問：『究竟有多少人會來？什麼時候來？』梅先生說：『都不知道。……我看，來是不成問題的了。』後來還是梅先生把校內的安排作了一個最後的決定。」

冒着風險保護學生

葉氏所舉事例沒有說明商談的具體時間，但據後來的資料推斷當在天黑之前。面對「酒兵易壓愁城破」的艱危處境，梅貽琦當時心情之沉重，考慮之周密，處理之慎重由此可見。此點正如梅對清華校友劉崇鋐所言：「我受的科學訓練，教的也是科學，有時處理事情謹慎一點慢一點，也許就是因爲我的科學觀念，叫我不肯隨便。」葉公超評價梅性格中「慢、穩、剛」所得出的結論正應了梅貽琦這段話。葉說：「我認識的人裡頭，說話最慢最少的人，就是他和趙太侔兩個人。陳寅恪先生有一次對我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因爲他說話少而嚴謹，他作事和作人也就特別的嚴謹。天津話叫『吃穩』，梅先生可以說當之無愧。」

梅貽琦對軍警壓境所作決定和處理經過，《清華大學校史稿》沒有一字提及，倒是幾位當年的親歷者披露了一些隱秘，如華道一回憶說：「這天下午，當大批軍警圍困清華大學揚言要衝進校內的緊張時刻（南按：華道一說是數千，蔣南翔在《新清華》撰文說有三千軍警，徐賢修說一個師的兵力。），我作爲當時學生救國委員會的委員，曾和其他幾位委員一起到梅校長住宅（當時稱爲甲所）訪問。梅校長在他家接待了我們。我記得當時梅校長對學生是十分愛護、關懷的。他說，現在局勢很緊張，軍警可能要衝進校內來，希望有被捕危險的同學要設法避一避。在我的記憶裡，當時梅校長曾交給我們一個名單，說是軍方交給學校要求逮捕的，這個名單上列名的同學約有二十餘人。其中有幾位同學的姓名上劃了兩個『○』，表示是一等要犯，我記得其中有黃誠、吳承明、劉毓珩（陳其五）等。第二等的劃了一個『○』，其中有我和洪綏曾（洪同），還有十幾人是沒有劃『○』的，大概算是第三等吧。我們從梅校長家出來，已將天黑，大家就按校長的話，設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葉公超教授家裡，像姚依林當時躲在馮友蘭教授家裡，這在近幾年來已屢見報刊，傳爲一時佳話了。從這一件事看來，梅校長當時作爲國民黨政府特任的國立大學校長，能冒着一定風險，如此保護學生，應該說是十分難得的。」

華道一的回憶大體可信，因爲名單上的主要分子，基本在當天夜裡得以躲避而倖免被捕。（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