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小民 | 四兄弟的恩怨裡，藏着一個縣城航運的興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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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縣緊靠長江，從古至今，水運發達。很早以前，縣裡有5個國營和集體性質的船運公司，改革開放後，個體船舶如雨後春筍，爲航運市場帶來了活力和競爭。2000年左右，原有的國有和集體船運公司，陸續破產或改制，新的民營船務企業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在工商聯的指導下，我們縣各種行業都成立了商會，可船老闆們都怕耽誤自己的生意，沒人願當“會長”，船務商會便一直沒組織起來，讓工商聯的費主席頗費腦筋。他偷偷做了番“民意調查”，船老闆們都推薦乘風船務公司的曾老闆做會長——曾老闆在我們縣專營船舶運輸，企業規模最大，相比其他老闆，人也年輕，費主席本來就看好他。但曾老闆推說自己能力有限，勝任不了，費主席三番五次去動員，他就是不答應。
春末的一天，我在工商聯開完會，費主席給我說：“你們老闆和曾老闆是結拜兄弟，給你們老闆說說，我請他去給曾老闆做做工作。”回去後，我把話帶給了老闆。老闆有點意外，臉上閃過不自信的神情，沉吟了一下，還是同意了。
我們老闆和曾老闆當年結拜時，是四個兄弟，知情的人並不多，我也是偶爾聽到老闆提起過。當時在酒桌上提出拜把子的，是我們縣農商行（當時還叫農村信用聯社）的韓主任，那天他喝多了，興奮異常，嚷叫着說大家要“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酒桌上其餘的三個老闆求之不得，紛紛響應。於是韓主任便給每人斟滿酒，四人碰了杯，一飲而盡，算是義結金蘭。
四人中，按年齡順序排，韓主任是“大哥”，江發公司的陳老闆是“二哥”，我們老闆是“老三”，曾老闆是“小弟”——他比我們老闆小五歲。這裡面，除了韓主任，他們三個老闆的手裡都經營着船舶運輸業務。
我們老闆說，那時國有銀行沒抵押根本無法貸款，只有信用聯社管理靈活點。我們縣煤礦多，煤炭銷路好，船運也跟着賺快錢。幹船運的老闆們不斷想法“找錢”擴大規模，所以，都和韓主任走得很近，請他吃吃喝喝是常事。
幾個結拜兄弟中，陳老闆的公司當時經營得最好，我們老闆次之，曾老闆那時纔剛起步，從原來跟人合夥辦的公司中退了出來，自立門戶。陳老闆過去是國有船運公司的副經理，和我們老闆交情不淺。90年代，個體船舶運輸還必須得掛靠在企業才能取得經營資格，我們老闆打的第一艘船就掛靠在陳老闆的國有船運公司。2000年後，國有和集體企業“關停並轉”，職工“買斷工齡”，政府鼓勵企業改制，在拍賣生產資料時給予優惠，之前公司的一把手想獨自收購，遭到職工們的強烈反對，大家說他整垮公司的目的就是想改公爲私，獨吞企業。而之前作爲副經理的陳老闆工作踏實、做事認真，職工們力薦他來領頭改制。最後，職工們自籌了部分資金，加上政府給的補償金，買下了公司的兩艘船，將公司改制成了民營股份制，取了個吉利的名字，陳老闆則被大家推舉爲負責人。
之後幾年，老闆和員工上下同心協力，企業經營節節攀升。陳老闆又帶頭出資，加上在社會上高息集了部分資金，打了一艘新船跑客運。在和韓主任成了“兄弟”後，陳老闆乾脆把三艘船全部抵給信用聯社，又貸款繼續打造新船。
那時，西南地區的陸路交通還不像現在這麼發達，沿江城市的物流大都是走水路，船舶載貨多、價格低，就是耗時長點。因爲船運行業的工資比別的行業要高出許多，吸引了大批農村60後、70後的人上船當“學徒”。有點文化、人脈的，學駕駛和輪機，文化低的學做水手。學個兩三年，考了職業資格證書，就能成正式工。
江發公司的老船員都是股東，工資加分紅，收入讓同行業羨慕不已。但好日子並沒過幾年，船員們的責任心就慢慢鬆散了，駕船漫不經心，工作都讓學徒幹，聚羣打牌賭博，安全事故不斷，不是船偏離航道擱了淺，就是油加滿了流進河裡。陳老闆既要打新船，又要跑業務，還要處理應急事務。
本來江發公司爲壓縮人力成本，辦公室的人員配置本來就少，平時副經理除了管船舶航行和調度，還要負責處理公司內部事務。每次船舶回港，陳老闆和副經理都要上船開會，解決各種問題，批評處罰違規的船員，督促員工提高責任心。但收效甚微，公司出行的船，仍是想停就停、想走就走，中途擅自接私活掙錢，業績逐年下滑。即便陳老闆加大處罰力度，也沒什麼改變，倒是他熱衷造船吃回扣的事，在船員中傳得有鼻子有眼。
等公司出現虧損，職工們便常來公司鬧，問責陳老闆，說他沒管理好企業，有私心，要召開股東代表會。會上，股東代表們有備而來，咄咄逼人地說要對公司賬目進行清查，每一筆開支都要說清楚用途。陳老闆自認無愧，答應了，但沒想到代表們又得寸進尺，提出：“還有，公司的重大決定，必須要我們同意；公章，財務章，我們要暫時代管。”陳老闆無奈，依舊只能答應。
這樣一搞，公司用公章都要一堆人同意，很多急着辦的事，他們都拖着。公司需要馬上決定的事，因代表們意見不統一，遲遲不決，嚴重影響了生產經營。陳老闆忍無可忍，和他們爭吵了多次。
2004年國慶節，江發公司一個船員結婚，因工作沒有趕上午宴的客船船員們，晚上又去補桌。一衆人推杯換盞，比誰酒量大，喝完沒躺下的，又開始賭了起來，都忘了船上要值班。拂曉，客船突發大火，火借風勢，把船燒成了光架架。看着江上黑黢黢的、已經變形的空殼，陳老闆悲痛欲絕，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
火災還沒有處理完，又發生了沉船事故，死了兩個船員。陳老闆對公司徹底寒了心，提出辭去職務，退出公司，可股東代表們把公章交到公司後，都不管了。陳老闆沒法，向法院提交了破產申請，江發公司成了我們縣第一個宣告破產的民營企業。
陳老闆之前對公司的投資很大，他賣了房子、散盡家財，又找我們老闆借錢，總算還清了親朋好友的賬。之後，他徹底退出江湖，遠走他鄉打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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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縣緊靠長江，從古至今，水運發達。很早以前，縣裡有5個國營和集體性質的船運公司，改革開放後，個體船舶如雨後春筍，爲航運市場帶來了活力和競爭。2000年左右，原有的國有和集體船運公司，陸續破產或改制，新的民營船務企業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在工商聯的指導下，我們縣各種行業都成立了商會，可船老闆們都怕耽誤自己的生意，沒人願當“會長”，船務商會便一直沒組織起來，讓工商聯的費主席頗費腦筋。他偷偷做了番“民意調查”，船老闆們都推薦乘風船務公司的曾老闆做會長——曾老闆在我們縣專營船舶運輸，企業規模最大，相比其他老闆，人也年輕，費主席本來就看好他。但曾老闆推說自己能力有限，勝任不了，費主席三番五次去動員，他就是不答應。
春末的一天，我在工商聯開完會，費主席給我說：“你們老闆和曾老闆是結拜兄弟，給你們老闆說說，我請他去給曾老闆做做工作。”回去後，我把話帶給了老闆。老闆有點意外，臉上閃過不自信的神情，沉吟了一下，還是同意了。
我們老闆和曾老闆當年結拜時，是四個兄弟，知情的人並不多，我也是偶爾聽到老闆提起過。當時在酒桌上提出拜把子的，是我們縣農商行（當時還叫農村信用聯社）的韓主任，那天他喝多了，興奮異常，嚷叫着說大家要“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酒桌上其餘的三個老闆求之不得，紛紛響應。於是韓主任便給每人斟滿酒，四人碰了杯，一飲而盡，算是義結金蘭。
四人中，按年齡順序排，韓主任是“大哥”，江發公司的陳老闆是“二哥”，我們老闆是“老三”，曾老闆是“小弟”——他比我們老闆小五歲。這裡面，除了韓主任，他們三個老闆的手裡都經營着船舶運輸業務。
我們老闆說，那時國有銀行沒抵押根本無法貸款，只有信用聯社管理靈活點。我們縣煤礦多，煤炭銷路好，船運也跟着賺快錢。幹船運的老闆們不斷想法“找錢”擴大規模，所以，都和韓主任走得很近，請他吃吃喝喝是常事。
幾個結拜兄弟中，陳老闆的公司當時經營得最好，我們老闆次之，曾老闆那時纔剛起步，從原來跟人合夥辦的公司中退了出來，自立門戶。陳老闆過去是國有船運公司的副經理，和我們老闆交情不淺。90年代，個體船舶運輸還必須得掛靠在企業才能取得經營資格，我們老闆打的第一艘船就掛靠在陳老闆的國有船運公司。2000年後，國有和集體企業“關停並轉”，職工“買斷工齡”，政府鼓勵企業改制，在拍賣生產資料時給予優惠，之前公司的一把手想獨自收購，遭到職工們的強烈反對，大家說他整垮公司的目的就是想改公爲私，獨吞企業。而之前作爲副經理的陳老闆工作踏實、做事認真，職工們力薦他來領頭改制。最後，職工們自籌了部分資金，加上政府給的補償金，買下了公司的兩艘船，將公司改制成了民營股份制，取了個吉利的名字，陳老闆則被大家推舉爲負責人。
之後幾年，老闆和員工上下同心協力，企業經營節節攀升。陳老闆又帶頭出資，加上在社會上高息集了部分資金，打了一艘新船跑客運。在和韓主任成了“兄弟”後，陳老闆乾脆把三艘船全部抵給信用聯社，又貸款繼續打造新船。
那時，西南地區的陸路交通還不像現在這麼發達，沿江城市的物流大都是走水路，船舶載貨多、價格低，就是耗時長點。因爲船運行業的工資比別的行業要高出許多，吸引了大批農村60後、70後的人上船當“學徒”。有點文化、人脈的，學駕駛和輪機，文化低的學做水手。學個兩三年，考了職業資格證書，就能成正式工。
江發公司的老船員都是股東，工資加分紅，收入讓同行業羨慕不已。但好日子並沒過幾年，船員們的責任心就慢慢鬆散了，駕船漫不經心，工作都讓學徒幹，聚羣打牌賭博，安全事故不斷，不是船偏離航道擱了淺，就是油加滿了流進河裡。陳老闆既要打新船，又要跑業務，還要處理應急事務。
本來江發公司爲壓縮人力成本，辦公室的人員配置本來就少，平時副經理除了管船舶航行和調度，還要負責處理公司內部事務。每次船舶回港，陳老闆和副經理都要上船開會，解決各種問題，批評處罰違規的船員，督促員工提高責任心。但收效甚微，公司出行的船，仍是想停就停、想走就走，中途擅自接私活掙錢，業績逐年下滑。即便陳老闆加大處罰力度，也沒什麼改變，倒是他熱衷造船吃回扣的事，在船員中傳得有鼻子有眼。
等公司出現虧損，職工們便常來公司鬧，問責陳老闆，說他沒管理好企業，有私心，要召開股東代表會。會上，股東代表們有備而來，咄咄逼人地說要對公司賬目進行清查，每一筆開支都要說清楚用途。陳老闆自認無愧，答應了，但沒想到代表們又得寸進尺，提出：“還有，公司的重大決定，必須要我們同意；公章，財務章，我們要暫時代管。”陳老闆無奈，依舊只能答應。
這樣一搞，公司用公章都要一堆人同意，很多急着辦的事，他們都拖着。公司需要馬上決定的事，因代表們意見不統一，遲遲不決，嚴重影響了生產經營。陳老闆忍無可忍，和他們爭吵了多次。
2004年國慶節，江發公司一個船員結婚，因工作沒有趕上午宴的客船船員們，晚上又去補桌。一衆人推杯換盞，比誰酒量大，喝完沒躺下的，又開始賭了起來，都忘了船上要值班。拂曉，客船突發大火，火借風勢，把船燒成了光架架。看着江上黑黢黢的、已經變形的空殼，陳老闆悲痛欲絕，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
火災還沒有處理完，又發生了沉船事故，死了兩個船員。陳老闆對公司徹底寒了心，提出辭去職務，退出公司，可股東代表們把公章交到公司後，都不管了。陳老闆沒法，向法院提交了破產申請，江發公司成了我們縣第一個宣告破產的民營企業。
陳老闆之前對公司的投資很大，他賣了房子、散盡家財，又找我們老闆借錢，總算還清了親朋好友的賬。之後，他徹底退出江湖，遠走他鄉打工去了。
煤炭暢銷的那幾年，也帶動了其他行業的繁榮。縣信用聯社的存貸業務連年取得了“雙贏”的局面。業績突出，韓主任也膨脹了，爲人處世很是傲慢。總社派人下來檢查工作，若工作組沒有的人物，他都端着架子懶得搭理。信用聯社的職工們對他意見很大，說開會時都是他一言堂，大事小事都是他拍板決定。
我曾經陪他喝過兩次酒，第一次敬酒時，他見我只喝了一杯，就板着臉教訓我說：“我的規矩是：你敬我酒，你必須乾兩杯。”我趕緊表示“補一杯，再罰一杯”，他的臉色才平和下來。
酒喝高了，韓主任就會大講他的“豐功偉績”，陪酒的人必須要聚精會神地聽，不能吱聲，不能走神，不然他就罵罵咧咧地發酒瘋。
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禍。後來韓主任被人舉報到總社，說他收受賄賂，弄虛作假，一手遮天，總社便將他的材料交給了當地檢察院做深入調查，人直接被抓了起來。據說檢察院來我們縣調查時，去“反映情況”的人排起了長隊。在拘留期間，韓主任悄悄請人捎話出來，讓“兄弟們”想辦法撈他出來——陳老闆已經身在他鄉，多少年沒回過家鄉了，他能指望的，只有我們老闆和曾老闆了。
我們老闆爲了尋求更多的業務和更大的發展，早把船務和房地產公司率先遷到了市裡，只在縣裡設了分公司，自己也常住在市裡了——市裡股份制銀行多，通過和他們的合作，老闆又打了幾艘新船，下水（往下游）裝煤炭，上水（往上游）運集裝箱。雖然公司的船隊規模沒有曾老闆公司的大，但集團的綜合實力和知名度已是縣裡民營企業的榜首了。
爲了撈出“大哥”，我們老闆專門回到了縣裡，聯繫人脈，疏通關係。另一邊，曾老闆也全力以赴，四處請客送禮。
三個月後，韓主任出來了，捱了處分，退了贓款，撤了職，被調到別的縣去了。期間他幾次召集“兄弟們”商量，想借力東山再起，還親自上門找過我們老闆幾次，但均沒有得到什麼迴應。老闆閒時對我們講：“他這次能夠平安着陸、沒被判刑，我們破財不說，真是絞盡腦汁，費盡了心機！”
3
我們老闆和曾老闆都屬志向遠大、想幹一番大事業的人，若不是因韓主任這個“大哥”，他們本不會有太多的交集。本來就是同行生嫉妒，業務上又都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兄弟之間交情不深不說，因爲暗中收購陳老闆船舶的事，我們老闆對“小弟”一直耿耿於懷。
自打煤炭行業火熱之後，我們老闆就把資金重點放在發展煤礦上了，對船運公司不再上心。
但看在工商聯費主席的面子上，他還是專門去找了曾老闆，委婉地勸他接受船務商會會長的職務。
曾老闆客氣地說：“三哥，我們都做企業，不說你也懂，我真的沒時間打理商會。”
我們老闆建議道：“你可以像我這樣，日常事務找個人來兼管，反正行業商會的事不是很多。”
曾老闆沉思了片刻，似乎也找不到理由推辭，反過來跟我們老闆說：“那你幫着推薦一個。”我們老闆想了想，便向他推薦了在一旁的我——我真是躺着中槍，有苦難言。我們老闆笑着對我說：“沒辦法，你幫着搞，不是盡義務，商會每月給800塊補助。”
就這樣，縣船務商會隆重成立了。曾老闆任會長，我們老闆加上另外七個船老闆被選爲副會長，我被聘爲秘書長。
船務商會不像煤炭和建築房產商會那麼財大氣粗，能租專門的辦公室、請專職人員——辦公室設在曾老闆的乘風公司，平時我們都在各自的企業工作，開會時大家才聚在一起。工商聯有什麼指示、要求，能處理的我就處理了，該傳達的我就通過電話、網絡傳達。船務商會既沒煤炭商會的張揚，也無建築房產商會的團結，會長、副會長、會員就像一羣散兵遊勇。
我對曾老闆說：“既然成立了商會，就要爲大家服務，給大家乾點實事，增強商會的凝聚力，讓大家擁護、信賴。”
曾老闆熱切地說：“我全力支持。於秘，我時間緊，公司的船在更新換代，商會的事，你放手大膽做，出了什麼差錯，由我負責。”
我只好應承表態，又問了句：“你還在造船，想當內河船業大王？”
“不是增加數量，有的是以舊換新，‘小改大’，淘汰舊的機器設備，更新不了的，賣了新造。”他停頓了一下，又道，“我這人能力有限，能守住現有的攤子就不錯了，不想再擴大了。”
有天商會開會，一衆老闆都感嘆現在行業稅費太重。我提醒曾老闆說：“你是人大代表，開會時可以提出減免稅費的建議。”
曾老闆說：“我是由鄉鎮選上的，分組時（界別）就分在‘鄉鎮’了，都談的是農業，我沒搞農業，討論時就隨便說了幾句。”
“你分到‘鄉鎮’是方便管理，討論時，你是民營企業家，就談企業的事，意見、建議、想法都可以說。討論有記錄，會後大家提的建議會分門別類進行梳理歸納，供領導決策。宏觀的大問題政府會研究解決，微觀的小問題就由主管部門辦理。”
“可有人提了很多意見，我看也並沒有起到作用。”
“現在政府加大了責任監督，對民生意見很重視。過去你們有了問題習慣用錢用關係去解決，也不能改變現狀，不要只埋頭拉車，還要擡頭開路。”
我請各位船老闆對船運稅費發表意見，做進一步瞭解後，就船運涉及的港口建設費、噸稅、貨物港務費等過重問題，向上級寫了一份建議，以商會的名義交給了縣工商聯一份，曾老闆也以人大代表的名義提交給了縣人大一份。上書後，我對曾老闆說：“我們參加大會小會，只要有領導，都去彙報，催他們儘快處理。”
這份建議還真起了作用，經研究後，縣政府便對船舶相關的行政收費進行了下調，並對建議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書面回覆和解釋。
費用的減免，有效的樹立了船務商會形象，我們接到更多要解決的問題——比如罰款的事。我們縣的主管部門，那時對違規違紀和“小犯法”的企業和個人，都是“以罰代管”，縣財政會依據罰款數額給主管部門返“補助”。所以，罰款成風，違章違紀要罰，巧立名目也要罰。教育不是目的，罰款纔是目的。
船運行業深受罰款其害，各種罰款雖然數額不大，但次數實在太多。有個副會長講，有次他的船還沒出縣界，就被不同的部門罰了三次。罰最後一次時，船長抱冤地叫道：“我船上的生活費都被拿來繳了罰款，你們總得先讓我們把命活着，才能去掙錢繳罰款吧？”現場的檢查人員看在他們當天已經被罰了兩次的份上，才讓他們寫了欠條，說回來再交。船長馬上給老闆打了電話，老闆又找關係，才免掉了罰款。
其實船老闆們也不想找關係減免罰款，一筆罰款的款額不大，找關係就落下了人情，還人情時花的錢更多。有時就算把罰款減免了，主管部門就說錢已經繳給財政了，叫你去找財政退。到了財政局，又說違章該罰，喊你找主管部門去退。來回跑上幾趟，企業也就放棄了。
爲罰款的事，曾老闆專門召開了會議，要大家想辦法，說他在人大會上要去提出來。我想了想，說：“這就快到春節了，我們來舉辦一次迎新年登山活動，一是邀請主管部門參加，以互相增進感情、增強了解；二是邀請有關領導參加，除了站臺助威，也讓他們知道企業處境，引起他們的重視。”
大家表示贊同，會後我去縣工商聯給費主席做了彙報。費主席說：“我來邀請縣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和政協主席，還有主管的副縣長，曾老闆去邀請人大的領導。”結果人大主任在外開會，就派了兩個副主任參加。
登山活動由縣工商聯主辦、船務商會承辦，開幕式熱鬧非凡，領導致辭，全程記者報道。登頂後，大家在“農家樂”搞了個領導座談，曾老闆首先介紹了縣船運行業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和對上級部門的期望。老闆們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對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各位領導都講了話，勉勵船運行業加強自律、遵章守紀的同時，也要求各主管部門端正服務態度，對行業企業的發展要給予大力的支持，以促進本縣民營經濟的快步發展。
然後，領導們和老闆們共進午餐，商會給活動參加者都發了紀念品。春節後，我們縣“兩會”召開，人大和政協同時對濫罰款問題表示了關注，縣政府才進行了整治。
4
2010初，我們老闆高調宣佈，今年將舉全集團之力，力爭年底在北美上市。隨後全集團都緊鑼密鼓、各負其責地開始了上市的準備工作。老闆嚴厲地告誡管理層：“在上市的關鍵點上，‘安全’上務必嚴防死守——出了事故，不僅財產受損，聲譽也會大打折扣，上市就會泡湯。”
沒想到，就在上市的節骨眼上，我們租給小張的那艘船，卻出了事故。
12月上旬的一天，新上任的市委書記在市公安局長的陪同下，第一次來我們縣視察安全工作。書記和局長都是有名的鐵腕人物，縣裡各單位和部門都緊急行動起來，交通要道及縣城裡車輛限速限進、市容市貌要求整潔乾淨，領導視察的路線，閒雜人員一律不得逗留。
因領導要視察江兩岸的綠化林，本地船舶要暫停行駛半天。結果小張偏偏擅自開船去支流裝貨，鬧出了人命。
本來那艘舊船出了故障，之前一直在造船廠修。小張急着去裝貨，又差錢沒付清修理費，只想着跟過去一樣，寫張欠條先把船開走。但船廠新來的主管小紀不認識小張，年底船廠的資金也緊張，便堅持要小張付完現錢再走人。
兩人發生了爭吵，小張執意要開船走，小紀就站在船上不下來。小張把船開出船廠後，小紀就報了警。兩人在駕駛室繼續爭吵，小紀要下船，叫小張靠岸。小張自然不從，說前面就是裝貨碼頭，到了你就下船。小紀威脅稱，“再不靠岸我就跳河了”，小張衝口而出：“你願跳就跳，管我屁事！”小紀就從駕駛室走到船尾，又打了一次報警電話。
本來這艘船應配備船工不得少於5人，小張爲降低成本，自己幹駕駛，老婆幹機艙，就夫妻倆在船上。那天傍晚，小紀的屍體在江中被發現，小張都不知道他是何時跳的船。刑警隊排除了他殺後，小紀的親戚們把他的屍體停在縣政府大門前討要說法，說兩次報警卻無人出警，這才發生了悲劇。
縣裡的安全工作剛受到了市裡領導的表揚，可領導剛走就出了這樣的麻煩事。爲了不把事情搞大，公安先把小張抓了起來，他老婆嚇得躲去了外地。縣政府迅速責成交通、公安和我們公司組成工作組，牽頭人是縣交通局的王副局長，公安則派來了水上派出所的趙副所長，我則要協助我們船務公司經理。
三方都互相推諉責任，公安說交通沒有盡到“禁航”的責任，交通說我們沒盡到船主管理責任，我們說公安沒有盡到“出警”責任。趙所長說：“我們沒出警，他也不該跳水啊。”我們說：“他倆雖有爭吵，小張也沒逼着他自殺啊。”趙所長說：“小張不和他爭論就沒有起因了。”我們說：“你們要是出警了，他也就不會死了。”
吵來吵去，趙所長和我們都覺得關鍵還是“禁航不力”，不約而同地將責任推給了王局長。王局長爲人平和，快退居二線的人了，不緊不慢地說：“只能講小紀陽壽盡了，人死不能復活，看家屬要多少錢補償。”
後來我私下裡問趙所長：“當時你們怎麼不出警？這該算瀆職行爲啊。”
他嘆口氣，回答：“警力不足，都抽去給領導做安保了，接到報警時以爲只是一般糾紛，沒想到卻出了人命。”
小紀的屍體停在殯儀館，家屬揚言，解決了就火化，解決不了擡着屍體去市裡上訪。通過工作組和主管部門協調，小紀被定爲“工傷死亡”，但家屬認爲補償低了，說人死是有關部門不負責造成的，還要再補償60萬。我們經過幾輪艱苦談判，家屬讓到40萬後，就算找小紀的在政府裡的親戚朋友去做工作，也不肯再讓步了。
趙所長火了，對小紀的家屬說：“沒人逼着他去死，他的行爲該自己負責。雖然我們沒出警，有責任，我們會按規定處理有關人員，你們也可以上法庭起訴。要再一意孤行，我們就以擾亂公務、尋釁滋事抓人！到時我們給他定的‘因工死亡’要取消，孰重孰輕，你們自己權衡！”最後，賠償減到20萬。
晚上我和趙所長、王局長等人吃飯，又因爲誰來出賠償款踢起了皮球。趙所長對我說：“兄弟，給你們老闆說一下，把錢賠了，今後我們工作上多關照你們。”
知道死者家屬不是衝我們公司來的之後，老闆早明確交待我，目前企業資金要力保上市開支，能推就推。我跟趙所長喝了口酒，說：“民營企業掙錢不容易，你們是行政單位，賠錢又不要你們掏腰包……”
“市公安局局長的厲害，家喻戶曉，你不是沒聽說過。我們局裡都瞞着，怕被樹成‘黑典型’。我們要是給了錢，就沒法辯解了。”
繼續喝着酒，不知誰說了一句：“喊王局長買單，主要是他們不負責。”我和趙所長相視一笑，結成了聯盟，但王局長打着哈哈不同意：“都有責任，不該我們全部買單。”
於是，後面的幾天，我和趙局長每天心不在焉地待在交通局小會議室，吹着空調，喝着王局長泡的好茶，邊評論着茶葉，邊聊些社會新聞。
眼見春節即將來臨，小紀的家屬又鬧到了縣裡。節日“維穩”是大事，縣領導作了急，又把我們工作組喊去。領導非常不滿地說：“人抓了，由公安想法逼小張交錢，沒錢借錢也要交！不夠的，三家平分，就這樣定了！”我正要據理力爭，領導又說：“你回去先給你們老闆匯個報，我過會兒給他打電話！”
小張在牢裡堅決不肯出錢，只承諾給點安慰金或安葬費。他跟公安說，按照法律規定，再拘押兩天，定不了罪，你們就該無條件放人了。
但在小張被拘留的最後一天，他在農村的老父親，終究承受不住鄉政府和公安的接連施壓，怕兒子判刑，兒媳也不敢回家，東拼西湊交了錢。
過年後，我們集團在北美證交所成功上市，名聲大振。老闆接受採訪時，當記者問到他下一步的打算時，他侃侃而談：“我們準備打造江東地區最大的造船廠，再開闢海上運輸；擴大現有煤礦，收購幾座新礦，做到產運銷結合，拉動股價不斷上漲，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可2012年初開始，煤炭價格一路狂跌，我們集團的煤礦嚴重虧損，股票也“跌跌不休”，之前因爲擴張過快，融資也快用完了。老闆又打起了“再次上市”的主意，組織大家全力以赴趕資料，去新加坡進行二次上市。
煤炭滯銷，導致船運業競爭更加激烈，利潤拉薄。我們集團的船舶一直沒有更新換代，噸位小，設備落後，跟曾老闆公司幾萬噸級船隊相比，我們就是原地踏步。之前集團負責船務業務的劉經理，在水運行情好的時候多次建議老闆打造新船，結果老闆也只是磨磨蹭蹭地造了一艘。見老闆對業務發展漸漸偏心，劉經理就蒙生了退意，和別人合夥打了船，辭去了公司的職務。
老闆的大舅子接手了集團的航運公司，上任後，別人大賺，我們小賺，別人小賺，我們虧損。大舅子見狀，又搞起“改革”，實行“單船承包”，結果承包人對船舶不保養、不維護，超載運輸，帶“病”作業，無視安全規定。搞了三年，又只能把船都收了回來。可船舶都已經“傷痕累累”，經常要維修，更無盈利可言。
大舅子不承認自己管理不善、經營無方，眼紅別人的新船，要求老闆也造新船，淘汰舊船。“船務基本沒有利潤，還在還貸款，哪有錢打新船？你是負責人，自己去籌錢打。”老闆的反饋不鹹不淡。大舅子不服氣，自己去找有關係的銀行和社會人士集資，又是請客，又是送禮，最終因爲貸款額太大又沒有抵押物，竹籃打水一場空。
過去集團的船運業務依賴自產的煤炭貨源，很少和本地其他行業、企業有什麼業務關係，所以虧損就嚴重了，造船廠因行情不好，也沒了訂單。老闆對自己的大舅子很失望，卻也無可奈何——老闆娘是“扶弟魔”，一直想要弟弟練手，以後擔當大任。
半年後，因爲上市資料不真實，集團在新加坡的上市失敗了，爲把資產盤活、止住船運公司的虧損、還銀行的貸款（好讓集團能再貸新款、以新還舊），老闆就把船運公司整體賣給集團的上市公司。
經第三方審計和評估，由上市公司高價收購了我們的船務公司——沒錢支付，就把上市公司的股權質押給銀行，用貸款支付。接着，老闆把船全部承包給了私人，船運公司就留了兩人——他的大舅子和一個辦事員，其餘人員全部解聘，由集團其他沒上市的公司員工在船運公司冒領工資。
我們辦公室也多了一項工作——按照上市公司的管理規定，每兩個月，就要寫一些船舶需維修費和事故賠償費的申請，或寫煤礦購買貴重或大宗設備費的申請，再寫“批准同意”，營造企業“產銷兩旺”的假象，以套取資本市場的資金，維持企業運轉，苦等着市場回春。
5
2015年春節前，我們縣很多船都回了港。裝了貨的船，船員也藉故不出航。正月初四，船員們突然聚集起來宣佈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待遇、節假日按國家規定發放加班費，還去縣府上訪，要求維護員工合法權益。
雖然還在放假，縣裡也不敢怠慢，啓動了應急方案，調動交通、人社、工商聯、船務商會等單位的人員組成了調解工作組，與船員代表在商會會議室面對面解決問題。船員代表提了四點要求：增加工資，參加社保，節假日拿加班費，工資不能拖欠。這幾點要求，一直是近年來縣裡船運企業與船員的矛盾焦點，多次鬧上了法庭，但基本都是船員們輸。
對社保的問題，人社局法制科張科長說：“工傷保險企業己繳了，養老失業險自《社保法》實施後，我們考慮到企業的困難，採取逐步推廣執行，很多企業都是把辦公人員保了，一線員工的保得少。今年我們將實行社保‘私企員工全覆蓋’，我們執法隊上班後，將對每個私企進行檢查，限期今年全部參保。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包在工資裡，企業必須按時向社保局繳納。對拒不執行的企業，我們將進行處罰。員工也可以依法起訴，或向我局舉報。”
社保落實了，就是工資的問題了。交通局李副局長接着說：“對於工資漲多少，政府只規定了保底工資，希望大家互相體諒，能否協商達成一個意願？對於加班工資，船運是特殊行業，大家可以商討辦法。”言下之意，現在船務商會正副會長都在，你們都是縣裡大船企的老闆，關鍵就看你們怎麼解決了。
曾老闆無奈地說：“拖欠工資我們也是沒辦法，鍋裡米少，碗裡飯就少。現在航運行業運力過剩，看着熱鬧，實際都賺錢不多。人工漲，油料漲，成本漲，就是運價沒漲。加上稅費，銀行利息、保險費、維修費、貨物中介費等，落到我們手裡就沒幾個錢了。關鍵是我們應收的運費，還經常被拖欠，然後就耽誤了發工資。這幾年，船舶升級換代的速度太快了，我們過去賺的錢，都不停地投入到打造新船中，就是爲了多裝快跑，降低成本。造船的錢除了自有資金，很多是貸款，還有的是社會高息集資。我們也是頂着壓力，苦苦掙扎，你們爲了生活，我們爲了生存，都不容易。早上一睜眼，我們想的就是船舶安全，就是有無貨源，就是銀行的貸款到期沒有，運費收回沒有。實行全員社保，我們還不能降工資，又要額外支出一筆。我也清楚現在物價連年增高，爲了安居樂業，我以商會名義建議各企業給船員每人漲300元。”
船員代表認爲這個數太低了，不肯讓步，紛紛質問曾老闆：“主管部門的數據顯示，船運公司大半都賺錢，你們摸着良心說，節假日大家是不是在跑船？與別的地區同行業相比，我們工資不求高過他們，但也不能低得離譜啊！”
曾老闆底氣不足地答：“別的地方有‘兄弟船’、‘夫妻船’，該按規定船上配員10人的，只配了3人，我們這裡卻行不通。現在行情不好，需要大家同舟共濟，共渡難關……”
船員代表們反駁說，那只是小部分的家庭運營的小船舶，大部分的公司配員都是齊的，不然主管部門根本不給放行。
工商聯也好，商會也好，有關部門也好，都不可能給工資定標準——這是市場行爲，不是政府行爲。於是雙方約了時間，考慮一下，再進行討論。
可沒過幾天，罷工便自行瓦解了。個體船舶耗不起——船裝着貨，交付時間都訂了合同的——就參照別的地區行業標準，分工種，率先給船員們漲了工資，低的漲了500多，高的漲了2000，此外，週六週日除外，只要是國家規定的節日，船在航行就算加班。
漲了工資的船啓航了，剩下的船主也慌了神，只能跟着漲。
風波過後，各公司的老闆都在想方設法節能降耗、壓低成本。船上的技術人員沒法減少，就辭退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員。船務商會很久沒再開會，偶爾開會人也到不齊，都說忙。我和曾老闆聊起行業的處境，他不無憂慮地對我說：“現在的內河船員，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都老了。80後很少有人願意上船工作，船上既關照不了老人，也幫助不了老婆，還教育不了小孩，外號就是‘水和尚’。飄在船上，孤單寂寞，年輕人找不到老婆，也沒有耐心工作，寧願進廠打工。部分家庭貧困、文化不高的農村青年倒是願意上船工作，可船上駕駛、輪機得有技術等級證才能上崗，船舶機器設備科技化快速提升，文化要求高，所以船員越來越緊俏，工資只會愈來愈高，船運盈利只能越來越少。現在高速公路通車了，鐵路正在興建，船員又青黃不接，行業要洗牌了……”
眼見市場回暖無望，我們老闆又想借殼上市、搞私募資金助力企業解困，結果費用開支不少，但都失敗了，只得斷臂求生，把上市公司90％股份轉給了外國公司，退出了造船、航運、煤炭行業。企業把債務留給了原公司，換了個“馬甲”，又找銀行貸了款，開始了新的發展。但自從老闆嚐到了上市賺快錢的甜頭，就似乎沒了過去的拼搏精神。
昔日縣裡經營船企的三兄弟，就剩曾老闆一棵獨苗了，但他的日子過得也不舒暢。2017年，曾老闆又賣了幾艘千噸的船，貸了款，開始打造萬噸輪——船小賺不了錢，他打算對公司的船舶全部更新換代，背水一戰，將原來的九艘船縮減到四艘。他深知，要想生存，除了打緊開支、縮小規模、多裝快跑外，更要搶先用先進的智能設備、增速減人。
這是企業唯一的生機了。
（文中人物均爲化名）
作者：於夫
編輯：許智博
題圖：《大時代》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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