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藤教育利與弊：耶魯沒教給我的三件事

本文轉自《小火爐的BLOG》，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本站教育訊 喬治·布什(George Bush)與副總統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在白宮當政的那八年裡，中國人喜歡開玩笑說，從耶魯(Yale)畢業能當總統，從耶魯輟學能當副總統。今年有五百名中國尖子生會爭奪耶魯大學2012級的區區十來個學位，因爲他們相信耶魯文憑能帶來一生的成功、幸福與意義。

就像他們在美國與其它國家的同伴們一樣，這五百名中國學生似乎一輩子都在爲了進入常春藤而努力。他們每天花兩小時練鋼琴、花一小時學游泳。他們不僅會解最難的奧數問題，而且還自學計算機編程。在北京四中、復旦附中或南京外國語學校裡，這些學生往往是學生會主席；他們在艾斯特(Exeter)、安多佛(Andover)或者霍奇基斯(Hotchkiss)高中交流學習了一年，在青海的孤兒院當過志願者，同時還上着最難的課、維持着完美的成績、並擁有着2300以上的SAT分數。或許他們缺少睡眠，也沒什麼朋友；或許他們總是身負壓力，並且沒有安全感；但他們知道，只要進入了耶魯就成功了，就不再會感到如此的孤單與憂傷了。

然而，事實真是那樣嗎？進入耶魯或任何一所常春藤學校，對一個人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我們都知道進入耶魯能獲得什麼：引人注目的履歷；有錢、有名、有權的同學與朋友；以及最好的大學教育。可這一切的背後有沒有代價，又需要怎樣的付出呢？

18年前申請耶魯大學時的我，就像今年的中國申請生們一樣，相信進入耶魯就是一切的答案。於是我上了學校裡最難的課，在上學與回家的地鐵上背SAT單詞，加入了足球校隊，當上了校報編輯，並且每天只睡四個小時。在最後，這一切的壓力與孤獨似乎都是值得的，因爲耶魯和我彷彿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在進入耶魯後，我鑽研最深奧的書籍，面對了最苛刻的教授，並且發展出了高度的分析智能(analytical intelligence)——這讓我得了不少獎，也備受教授們的讚許。1999年大學畢業之後，我心中確信在耶魯教育的武裝下，我能夠征服全世界。

而如今，在隨着年齡的增長而變得成熟之後，我沒有當年那麼肯定了。是的，耶魯讓我看到了新的世界，但它也讓我忽略了其他的領域。是的，耶魯讓我明白我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但它也灌輸給我一套狹隘的成功定義，這讓我註定會失敗、孤單與不快樂。是的，耶魯鼓勵我去追求自己的夢想。但它也讓我對那些能幫我實現夢想的人們心生鄙夷。

當然了，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有至今的所作所爲，並不全因耶魯。耶魯錄取的學生是廣泛而多樣的——最終，我們在大學與生活中的經歷取決於自身的態度與選擇。許多經濟學數據都顯示，上哪一所大學對我們未來的工作收入、社會地位，以及幸福程度沒有多大影響。然而，在仔細回想過後，我認爲耶魯大學是一所自我選拔的(self-selecting)精英主義學府。掌管這所學校的學者們希望將自己的選擇與態度複製到學生身上，正因如此，他們沒能教會學生三個重要的人生道理。

那麼，下面就是三件耶魯沒有教給我的事。

首先，我沒能明白，正如哈佛教授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在《智能的結構》(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一書中所說，分析性智能——做數學題、分析書本與寫論文的能力——只是許多種智能中的一種。城市理論家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在《創意階層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書中研究了真正具有創新力的公司與城市，他發現這些社區往往開放而寬容，具有多樣性與靈活性，並由擁有社交技能與同情心的人們維繫在一起。正因如此，理查德·佛羅里達認爲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解讀並操縱社交情境以及他人情感的能力——在如今比分析智能更重要。

但是，耶魯卻只明白、只欣賞分析智能。耶魯的招生官注重學生的SAT、AP考試成績、高中成績單、以及申請論文，這些都是學生分析智能的體現。耶魯的教授們偏愛冷血而殘酷的競爭性課堂，學生們在其中通過攻擊彼此的邏輯而提升自己的思維技能。是的，在這種過程中學生們的邏輯推理能力得到了加強。但是，他們的情緒智能卻被削弱了。在耶魯大學，學生們你爭我鬥，爲了得到法學院有限的學位，他們兇殘地將彼此對《李爾王》的分析批判得體無完膚。在這種充斥着個人主義、競爭激烈的氛圍中，我學會了如何將冰冷的分析智能作爲盾牌，以僞裝自己在耶魯文化中所感到的痛苦與壓力、不安與孤寂。在耶魯大學，大家都認爲我很聰明；可在現實世界中，人們卻覺得我驕傲自大、高高在上。

其次，我在耶魯沒有學會生活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是一趟知識的旅途。事實上，耶魯教育學生們說，生活的意義最終在於成就與成功——正如前耶魯教授威廉姆·德萊塞維茨(William Deresiewicz)在發表於《美國學者》(American Scholar)雜誌上的《精英教育之弊》(The Disadvantages of an Elite Education)一文中所寫的那樣。德來塞維茨教授解釋說，耶魯的學生們在高中時往往規避風險、小成即滿，這種心態在耶魯更是得到了加強。但在生活中，成功往往需要人承擔大風險、追求大目標，這在大多耶魯畢業生看來，是件超乎想象的事。

這並不是說，精英大學的學生們在畢業後從不追求風險較高、利潤較小的事業。但即便在他們追求這些事業的時候，他們也比其他人放棄得快。這似乎不合邏輯，因爲精英大學的學生們在畢業時往往負債較少，並更有機會能靠家中的經濟支持過一段日子。我原本也不知道這個現象，直到有一天我部門裡的兩名研究生——一個來自耶魯，一個來自哈佛——提起了這件事。他們在談論嘗試寫詩的事情：他們的大學朋友們在寫了一兩年後就放棄了，可他們認識的一些學校名氣較小的人們卻還在努力。這是爲什麼呢？因爲來自精英大學的學生們期望成功，並且期望立刻成功。從定義上說，他們只體驗過成功。他們的自我認識也建立在自己獲得成功的能力上。“不成功”這個想法讓他們感到恐懼、迷茫與挫敗。

1999年5月從耶魯畢業之後，我在北京的一所高中當英語老師——這是一份我既喜歡又擅長的工作。然而，作爲一名耶魯畢業生，我感到這份工作的薪水與地位都太低了。於是我成爲了一名記者。在耶魯學習英文文學專業的時候，我十分享受寫作。然而，我的目標不是享受工作，而是獲得成功——這意味着給《紐約客》(New Yorker)與《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等最出名的美國刊物寫文章。作爲一名老師與一名記者，我自己過得還不錯：我受到學生與同事的尊敬，周遊世界，認識了許多有意思的人，同時也在做自己熱愛的事情。我應該爲此感到高興纔對。然而，身爲一個年輕的耶魯畢業生，我想要立刻成功。於是，當我沒能出版自己的書，沒能在雜誌上發表文章的時候，我陷入了深深的沮喪之中。我感到迷茫、憤怒，並對這個世界困惑不已。威廉姆·德萊塞維茨說得沒錯：“不成功”這個想法確實讓我感到恐懼、迷茫與挫敗。

但我認爲， 二十多歲時的我之所以如此不快樂，主要原因在於我將生活看做是一場個人主義的奮鬥——這種心態高度體現了耶魯的精神與態度。我的教授們、我讀過的書，以及我與同學的晚餐交談都讓我確信，耶魯學生是被選中的一個團體，命中註定要升至社會頂層，去統領那些愚昧而粗俗的大衆——這一切應驗得有多快，這個社會就有多麼公平與公正。我決心要靠自己獨立取得成功，以證明我有多麼出衆——正因如此，我不僅覺得憤怒與沮喪，而且還感到迷茫與孤獨。這便是第三條耶魯沒有教給我的人生道理：幸福與意義並不來自成功與成就，而是來自家人與朋友們的關愛與支持，正如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在《社會動物》(The Social Animal)一書中所寫的一樣。雖然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沒想通這個道理，我很幸運地在三十多歲的時候明白了過來，於是我回到了中國教書。這是我一直以來都熱愛的工作，在這裡，我認識了一羣與我抱有同樣教育理想的學生、家長[微博]與同事。

老實說，耶魯和常春藤確實有着一流的教授、上進的同學與世界一流的資源。那些有幸被它們錄取的學生們一定會經歷一場改變人生的教育。但進入常春藤並非一件生死攸關的事，而申請這些學校的競爭卻又如此激烈。在一頭扎入其中之前，我們應當先理清頭緒。

首先，沒有任何有力證據表明常春藤學位會影響畢業後的收入。研究者發現，雖然常春藤學生與其它學校的學生在畢業收入上有差距，但是常春藤學生與被常春藤錄取但去了其它學校的學生相比，在畢業收入上沒有任何差別。這也就是說，如果你既聰明又用功，無論上哪所大學在生活中都會成功。

其次，爲了取得成功，一個人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來自生活中的困苦與挫折。最終，是我們在生活中的態度與選擇——與人合作的能力，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以及克服挫折的能力——決定了我們能有什麼樣的成就。

最後，個人經歷告訴我，常春藤教育——因爲它熱衷分析智能而鄙夷情緒智能，因爲它與現實世界的分離與隔絕，因爲它的品牌與名望帶來太多自負——有時會讓學生們無法找到真正的成功、幸福與意義。

如果一切從頭來過，我在高中仍會上最難的課程、踢足球、當校報主編。但我會因爲自己真心享受這些事情而去做。同時我會確保自己有時間與朋友出去玩，並且保持充足的睡眠。我不會被耶魯錄取，但我會成爲一個更快樂、更健康的人。

別誤會了：對上了耶魯這件事，我還是感到很高興的。每次失敗只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自己究竟是誰，讓我們更努力地奮鬥，以成爲自己想做的人。對於我而言，耶魯是一場挫敗——可到最終，它只讓我變得更堅強、更明智、也更忠於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