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防核歷史

日前林耀盛教授的〈震災打破安全社會的迷思〉一文，點出了「創傷」在二十世紀末期藉由一連串科技化的歷史脈絡，進入了常民的生活空間，心理經驗「樣板」的誕生，集體、同質化了人類心理。「創傷」的普遍存在有正反兩大意義，雖然它提醒了人類想像的安全社會其實並不存在，若不審慎應用這個觀念，便容易窄化人類面對極端外在環境時，多樣的心理反應。而這次發生在日本的三合一災難告訴我們的是，苦難之大，擁有科技的我們能做的事卻很少。

事實上精神醫學在歷史上的進步，往往和人類的極端處境有關。有關壓力、創傷的觀念，是十九世紀末以降工業化、都市化以及戰爭經驗所發展的理論。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興起的國際精神流行病學研究，還有疾病診斷的標準化，更因爲二戰付出的代價太高─納粹屠殺，以及投在日本的兩顆原子彈，讓專家們不得不開始研究人類在「和平時期」的心理狀態。

世界衛生組織在一九四八年誕生，它的設計呼應了經濟學家們針對戰後民族國家和平共存所泡製的藥石。同年世界心理衛生大會在倫敦召開，催生了世界衛生組織的心理衛生部。這個部門在一九六○年代有關國際精神流行病學的計劃，以及疾病診斷分類學，對於現代精神醫學有着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是在經費不足的一九五○年代初期，這個部門卻設置了一個由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還有心理學家共同組成的專家委員會，討論的內容是「如何安全使用原子能」。

早在戰後初期，精神醫學專家便意識到反省原子能源的迫切性，這是包含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組織，對於人類發展罕見的檢討論述。在經費不足以及許多科學家不願插手的狀況之下，這個專家委員會只能蒐集相關的實驗和理論，針對在冷戰初期各國的核彈試爆、核廢料以及各種核能裝置對人類的健康影響進行批判。然而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世界衛生組織卻和國際原能署（ＩＡＥＡ），不再對原子能發表公開評論。精神醫學對於核能的探問在短短十年之間宣告終結。

這個夭折的專家委員會代表了幾個歷史意義。首先它告訴我們：面對人類羣體的災難，精神醫學一開始的確有着高遠的人道抱負。專家委員會的組成包含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等，足見當時一個尚未成型的科學的自由度和可塑性。而國際原能署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封口，除了可視爲醫學對於核能效用的默認之外，卻也附帶地中止了精神醫學在人類災難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二十五年前車諾比發電廠爆炸的受害者，至今依然每天排班在世界衛生組織外面抗議。他們的聲音至今依然無法獲得世衛的任何迴應。

如今人們熟知的「創傷後壓力疾患」，是一九八○年美國精神醫學會爲了補償越戰傷兵所制定的診斷，它也存在於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疾病分類碼當中。疾病診斷的全球化，是從五○年代至今仍未有定論的志業。然而已經建制化的科學─擁有學會、訓練標準、臨牀路徑─卻容易限縮科學專業對瞬息萬變的社會能夠採取的作爲。就「創傷」而言，每次有地震、海嘯、戰事發生，這個疾病都會被媒體拿出來宣揚一番。當然，精神科醫師自然也必須擔任諮詢。然而，在災難發生的同時，我們真的知道自己的角色在哪裡嗎？

這次日本人面臨地震、海嘯、核災所展現的冷靜態度，除了告訴我們在不同文化脈絡中，各民族遭逢鉅變時的反應各異之外，還存在強韌的心理「復原力」和「能動性」。專家們唯有重新回到懵懂時代，在各文化當中尋找受苦的根源以及恢復的驅力，才能避免過度依賴建制化的精神醫學診斷，而成爲把創傷商品化、消費主義化的幫兇。（作者爲科學史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