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夢都想不到：彗星居然成了西方僞史的命門之一，哈雷彗星能打假

彗星是由稀薄的氣體與冰凍的固體塊組成，密度很低，但體積卻很大，其圍繞太陽運行的軌道極其扁長，當它在近日點時，太陽風會把它的氣體壓向後面，從而形成一條長長的彗尾。

華夏古人在很早、很早以前就發現了彗星。

中國古代把彗星稱作星孛（bèi）、蓬星，又或長星等。在俗語中，彗星便是“掃帚星”，所謂“彗”，即掃帚之意。

有學者認爲，近代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已有關於彗星的記載。在對甲骨文進行的研究中，有人發現甲骨文的“彗”字有四種字形：短尾型、長尾型、有頭型和分裂型。這極有可能反映了殷商時期的華夏古人對於彗星形態的分類。

西漢時期，淮南王劉安編撰的《淮南子·兵略訓》保存了一條迄今爲止世界最早的彗星記錄，即商代末年武王伐紂時，天上曾出現一顆大彗星，且柄在東方，如下所示：

[西漢] 劉安 撰、[東漢] 許慎 撰《淮南子》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五 “兵略訓第十五”，四部叢刊景鈔北宋本

此外，《春秋》（亦稱《春秋經》《麟經》或《麟史》等）中也有一條關於哈雷彗星的記載：

“魯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於北斗。”

魯文公十四年，即元始前613年。如前所述，星孛，即彗星。

注意，這是全世界關於哈雷彗星的最早記錄。哈雷彗星每76年迴歸一次，是可以驗證的。

此外，《春秋》中還記載了很多其他天文現象以及一些有關彗星的事蹟，例如，“日有食之”（日食），“有星孛於大辰”，等等。

《春秋》《左傳》中多把彗星記載爲“星孛”，而《公羊傳》對此解釋爲：“孛者何，彗星也”，可見彗和孛有時可以互相通用。

不過，《春秋》《左傳》中的“孛”也可用作動詞，比如，形容彗星光芒蓬蓬，孛孛而過。

經統計，《春秋》中記錄彗星共有四次，《左傳》傳之，又多記載了一條記錄，即昭公二十六年，“齊有彗星”。

晉楚城濮之戰（元始前632年四月）時，彗尾指向是“楚操其柄”，而“晉當彗末”；

元始前613年，“彗星入北斗”，記錄了彗星的出現方位或運動方向；

元始前525年，“彗星見辰”；

元始前510年，“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

齊景公時期（元始前547年-元始前490年），“有彗星……十六日而星滅。”

戰國時期，出現了世界最早的天文學著作《甘石星經》。

《甘石星經》是兩書合稱，作者爲當時的齊國人甘德和魏國人石申。甘德著有《天文星佔》八卷，石申著有《天文》八卷，兩書合稱《甘石星經》。

石申將彗星分爲以下四類：

“一名孛星，二名拂星，三名擔星，四名彗星，其狀不同。”

根據彗星形狀、顏色的不同，石申將彗星命名爲天槍、天攙、天掊、掃星和天戈，並嘗試解釋彗星的形成原因——“掃星者，逆氣之所致也。”

甘德對彗星也有一套區分之法，記錄在《史記·天官書》中：

“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掊，長四丈，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攙，長四丈，末兌。推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

漢朝時期，華夏已經對彗星有了初步分類：“孛星”、“長星”（又名筆星）、“彗星”。

現代天文學根據彗尾的不同，也將其分爲三大類，即：

後世的分類，恰好與漢代暗合。

漢代天文學十分發達，《漢書·天文志》中便記錄了許多天象。

其中，有一次星象觀察與樑國有關，時間發生在漢景帝中元三年（元始前147年）。

據《漢書·天文志》記載：

“（六月壬戌）蓬星見於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大如二斗器，色白；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且去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佔曰：‘蓬星出,必有亂臣。’房心間，天子宮也。是時樑王欲爲漢嗣，使人殺漢諍臣袁盎。”

蓬星，即彗星。這段記錄描述了彗星的顏色、性狀、方位，其色白，狀如“蓬”，在不同日期，相對於房、心、尾、箕等星官有不同的位置，其彗尾從“二斗器”增長至“丈所”，再至“六丈”，又“稍小”，最後縮至“大如桃”，可見期前後共有十日。

西漢時，樑國有一位精通天文曆法的著名人物，名叫壺遂，曾同司馬遷一起修訂太初曆，兩人一起商討過《史記》的義例（即提綱）。

漢武帝時，壺遂發現當時的曆法從顓頊歷、秦歷沿襲至今，存在諸多謬誤，遂與同爲中大夫的公孫卿，聯合太史令司馬遷等人上書建議重新制定新曆，奏曰：

“曆紀壞廢，宜改正朔。”

漢武帝表示贊同，下詔命其三人以及司馬遷父親的老師、精通天文的唐都，以及落下閎、鄧平、射姓等二十餘人，共同議編、勘正漢歷。

經過將近七年的觀測計算，壺遂等人終於在武帝元封七年（即元始前104年）製成新曆，並上書奏請修改正朔。

漢武帝允准，賜名爲《太初曆》。

新曆頒行天下，而元封七年也因此改爲太初元年，易服飾、旗幟等爲黃色，壺遂因功累至上大夫。

《太初曆》有何意義？

《太初曆》第一次測出日食週期爲一百三十五個月，還觀測得出五大行星的會合周期，把一日分爲八十一分，故此《太初曆》又名“八十一分歷”。《太初曆》以正月爲歲首，克服了自秦以來以十月爲歲首所造成的混亂，第一次把二十四節氣編訂入曆法，對農事的指導和社會生活影響至今。

便如有客稀來一般，彗星有時也被稱爲“客星”。

據《後漢書·志第十一·天文中》記載：

“……十六年（即永元十六年，元始104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出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

這雖然只是一條簡短的記載，但同樣提供了彗星的顏色（白氣）、形態（如粉絮）、運動路徑（出於紫宮，西行至昴）、可見期（四月丁未出現，五月壬申滅）等詳備信息。

西漢末年至東漢，華夏天文學有了進一步發展，已經開始使用“度”爲單位來精確描述彗星的位置和運動情況，例如：

上述記錄反映了當時在實測天文學中球面距離單位和座標系的實際使用情況。

經統計，兩漢時期，華夏曾觀察到彗星共計七十六次。

除了上述史料文獻中有關於彗星的記載外，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也有彗星，而且是彗星圖。

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一件帛書被命名爲《天文氣象雜佔》，全圖共分爲約250個圖幅，其中第六列中部，有二十九幅彗星圖像。

二十九幅彗星圖畫與雲、氣、月掩星和恆星等一起出土面世，除一條文字磨滅外，其餘部分皆很完整，上面繪有各種形態和名稱各異的彗星，有彗核、彗發、彗尾等諸多形象，尤其是對彗尾的描繪較爲細緻，有粗、有細、有彎、也有裂分成幾枝狀的。

這29幅彗星圖的文字註釋，保存了戰國時期對於彗星形態的18種分類，其名稱分別爲：赤灌、白灌、天箭、槐、彗、蒲、耗、稈、帚、厲、竹、蒿、苫、苫發、甚、薔、抐、幹、蚩尤旗、翟。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彗星圖2（摹本）

據已故中國科學院院士、原《中國國家天文》雜誌科學顧問席澤宗先生等衆多學者的考證，通過其中的文字避諱、戰國時期國名，以及吳楚柏舉之戰等史實，考定該帛書29幅彗星圖繪製於西漢初年，即元始前200多年（馬王堆漢墓是元始前168年），應當“出自戰國時楚人之手”。

長沙馬王堆出土的29幅彗星圖由此成爲目前世界上有關彗星形態的最早著作。

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另一件帛書《五十二病方》中，還有這麼一句話：

“噴者虞噴，上如彗星。”

可見，天文術語誕生後，已經逐漸向人們的日常生活滲透，併產生了影響。

魏晉以降，華夏對於彗星的觀測也從未間斷，並對彗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據唐代李淳風所撰《晉書·天文志》記載：

“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

華夏古人認爲，根據星芒的不同，彗星也有所區別，光芒偏向一方的，名“彗星”；光芒之氣散向四周的，則名爲“孛星”。

《晉書·天文志》又言：

“彗體無光，傅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

彼時，古人已經認識到彗星本身並不發光，而是因爲太陽照射、反射了太陽光才發光。這條記錄明確指出太陽與彗尾方向的關係，指出彗尾總是背向太陽，如果沒有多次觀測作爲基礎，是很難提出這種見解的。

注意，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彗尾指向背日性的記錄。

西方世界，直到1540年，纔有所謂的德國天文學家阿比安提出彗尾指向的背日性。

彗星中還有一種極爲罕見的特殊情況，一顆彗星會有幾條彗尾，名曰五殘、獄漢，又或昭明。

據《新唐書·天文志》記載：

“唐乾寧三年（元始896年）十月，有客星三，一大二小，在虛、危間，乍合乍離，相隨東行，狀如鬥。經三日，而二小星沒。其大星後沒虛、危。”

上述這段話描述了一顆彗星分裂爲三部分，乍合乍離，方向往東，其狀如鬥，兩條彗尾持續三日後消失不見，而較大的那個部分後來也在虛宿和危宿之間消失。

上述有關彗星分裂的現象，華夏史籍中記載過多次。

反觀西方，直到1846年比拉彗星迴歸時，那裡的人們才發現彗核存在分裂現象。

東西方觀測記錄的時間，大約相差了一千年。

至元代，由於郭守敬等人的貢獻，由於大都天文臺的先進，華夏對於彗星位置的觀測更爲精確，例如：

與此同時，華夏所修的《金陵新志》等地方誌中，也開始出現一些可與正史互相印證的宋元時期的彗星記錄。

及至明清，彗星記錄不僅出現在各地方誌之中，還出現在了各類私家筆記和著述之中，且記述之豐，令人驚訝，有部分記錄甚至不爲正史所載。

清初，欽天監爲湯若望、南懷仁等傳教士所掌控，關於彗星的觀測，《清史稿·天文志》中僅有順治九年的一條記錄。

然而，後人研究時發現，通過《上海縣誌》、《重慶府志》、《福建通志》、《嘉禾縣誌》、《吳江縣誌》等十多種方誌，順治元年、二年、六年、七年、十年、十四年、十八年，曾經多次出現彗星。

傳教士掌控下的欽天監居然鮮有記載，這些傳教士的真實水平着實令人堪憂。

面對華夏數千年如此多的彗星記錄，西人天文史顯得十分尷尬，因爲幾乎拿不出什麼像樣的彗星觀測記錄出來。

爲了掩飾自己在這方面的缺失，他們只好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美麗的傳說與故事，聲稱元始前4世紀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和他的後繼者們其實也發現了彗星，但一直把彗星看作是地球大氣中的燃燒現象，由於這種看法影響深遠，所以西方科學家長期以來僅僅把彗星看作是氣象範疇，而未加記錄。

元始前1世紀，古希臘著名天文學家托勒密在其著作《天文學大成》中也不把彗星看成是天體。

16世紀，傳說中的波蘭傑出天文學家哥白尼也沒有擺脫前人對彗星的陳舊觀念，認爲彗星只是一種大氣現象。因此，哥白尼說：“高層大氣被認爲是它（彗星）誕生的地方。”

1577年，歐洲天空出現了一顆大彗星，傳說中的丹麥傑出天文學家第谷·布拉赫曾試圖測量這顆彗星和地球之間的距離，但卻因爲彼時不具備正確的測量方法，最後一無所獲。不過，有鑑於此，第谷已認識到地球到彗星的距離至少要比到月亮的距離遠六倍，說明他已經逐漸擺脫彗星是大氣現象的“固有認識”，所以，在西方歷史上，第谷·布拉赫成爲第一個把彗星視作天體的人……

儘管天文學上的認識是如此尷尬，卻仍有西方國家筆耕不輟，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與事實相矛盾的故事。

這就要提到著名的哈雷彗星了。

有人宣稱，西方對哈雷彗星的紀錄十分詳盡，最早的紀錄可追溯至元始前164年。據說，那時的巴比倫天文學家，留下了最早的哈雷彗星記錄。正是這次彗星運動的記錄，讓今天的西方天文學家可以推算哈雷彗星千百年來的軌道變化。

然而，有個問題是，哈雷彗星間隔76年纔回歸一次，就算巴比倫是真的，就算那個所謂的天文學家記錄下了哈雷彗星第一次出現，可是，沒有連續的觀測，他怎麼知道這是哈雷彗星，而不是偶然出現一次的別的什麼彗星？至少，得連續觀測數次迴歸後，發現它每次間隔76年，這才能確定是哈雷彗星吧？

可是，一次間隔就是76年，那個所謂的巴比倫天文學家能活那麼長久嗎？難道，還沒斷奶就開始進行天文觀測？然後，時隔76年，臨死前終於看到哈雷彗星迴來，才如願以償，兩腳一蹬，閉上眼睛？

天下居然有這麼巧的事情？

西人又說，哈雷彗星出現時，被衆多迷信的居民聯想成災星、禍星，它的出現總是與災禍聯繫在一起。

例如，元始1066年4月，哈雷彗星迴歸時，英國恰好遇到所謂的諾曼底公爵威廉（約1028年～1087年）爲首的法國封建主對英國發動入侵戰爭，彼時西人見到彗星高掛於天空，十分恐懼，其場景至今被繪在貝葉掛毯（又譯作巴約掛毯）中留傳後世。

貝葉掛毯《人羣敬畏地凝視彗星；哈羅德被告知預兆》，據說描述的是元始1066年哈雷彗星迴歸時的情景

哈雷彗星？

華夏記載了那麼多彗星，怎麼會少了這位大名鼎鼎的不速之客呢？

實際上，從秦始皇七年（元始前240年）開始，一直到清宣統二年（元始1910年），中間這2149年，哈雷彗星週期爲76年，每76年左右迴歸一次，2149年一共迴歸了29次，每一次迴歸，中國都有詳盡的記錄。

一次都不少，一次都沒有落下。

假如英國的記錄是真實的，那麼請問，1066年後哈雷彗星的下次迴歸記錄在哪裡？後面的所有記錄，都有嗎？能否拿得出來？

不論民間是如何吹噓的，國際天文學界的身體卻是實誠的。

1850年，近代西方天文學家欣德（J.R.Hind）計算哈雷彗星軌道時，使用的是華夏2000多年來從未間斷的觀測數據，而不是什麼西方觀測數據，從華夏的記錄中，他發現哈雷彗星的軌道面和黃道面的交角在逐漸變小，漢代爲170°，到19世紀中葉時已經減至162°了，這對於研究彗星起源和演化有着重大意義，該項發現一經公佈，立刻引起了國際天文學界的重視。

請注意，迄今爲止，在國際天文學界，元始1500年以前出現的40顆彗星的近似軌道，全部是根據華夏古代的觀測記錄推算出來的，無一例外。不僅如此，中外科學家還利用中國古代彗星的觀測記錄來計算彗星軌道的根數。

據統計，從殷商時代至1911年，中國古代的彗星觀測記錄不少於360次。

法國著名天文學家巴爾代曾說：“彗星記載最好的，當推中國的記載。”

等到真正要用的時候，說好的古希臘，說好的托勒密，說好的《天文學大成》（《至大論》），居然關鍵時刻都派不上用場，是不是有點好笑？

西人後世縫縫補補，又有人說當年第谷觀測到的不是彗星，而是一顆燦爛的超新星（即今天的SN1572），可時間對不上啊，前後差了5年，沒關係，把時間從1577年改成1572年不就成了？

由此，這位偉大的第谷又成了西方發現超新星的第一人。

17-18世紀，來華的耶穌會教士宋君榮、南懷仁等人將華夏古代的天象記錄資料陸續傳往歐洲。爲此，宋君榮特意撰寫了《中國所見彗星表》。

1705年，在中國人發現哈雷彗星兩千多年後，西人哈雷成功地預測了哈雷彗星每76年光臨地球一次，並將於1758年再次光臨地球，因此，該彗星便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美其名曰——哈雷彗星。

1846年，畢奧在法國發表了《1230年至1640年在中國觀測的彗星表》，向西方學者介紹了中國古代的各種彗星觀測記錄。

20世紀初，英國人克羅密林和科威耳將中國古代哈雷彗星記錄與現代天文學回推的過近日點時間和迴歸週期相比較；

1971年，旅居愛爾蘭的華人天文學家江濤重新審查了華夏有關天文記錄，提出了非引力效應的存在；

1972年，美國的J.L.B rady應用中國彗星記錄研究哈雷彗星的運動，提出太陽系中存在第十大行星的假說；

1978年，張鈺哲院士應用中國古代彗星記錄進行研究，提出在離太陽50天文單位處可能存在一個環狀的、總質量與地球相當的彗星雲。

張鈺哲院士在研究哈雷彗星的運動時，還曾提出一種歷史年代學假說：

“如果《淮南子·兵略訓》中記錄的彗星是哈雷彗星，那麼就可以利用現代天文方法回推其時代，由此可以定出武王伐紂的年份爲元始前1057年，從而解決一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年代學謎案。”

當然，就現有史料尚無法證明武王伐紂時的彗星是哈雷彗星，但因爲那天出現了某顆彗星，倘若將來有辦法確定這顆彗星是一顆週期性迴歸的彗星，那麼，就可以沿着這個思路，確定武王伐紂的確切時間。同樣，這個方法也可以用於確定歷史年代久遠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時間。

數千年來，華夏古代天文學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無論是用於指導農業生產，還是爲皇家占卜，都體現了極強的實用性，其傳承脈絡無比清晰，呈現在世人面前的不僅是科學的星圖、精緻的儀器、精確的歷法，還有深邃的思想，以及豐富的想象力，當天文對日常生活產生影響，這些又都成爲了華夏在物質和精神層面汲取養分的重要源泉。

竊以爲，引領一個文明所能達到的高度，最終必然是天文的高度，文化的高度，精神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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