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東西問》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頭銜，中國需要擔心嗎？（蔡昉）

在吉林長春的中國一汽紅旗製造中心繁榮廠區，全自動機械手臂在裝配輪胎。智能化、自動化、無人化成爲生產生活發展的趨勢。（中新網）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預估，印度在今年4月份成爲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中國已進入人口負增長軌道。

中國人口發展正面臨新形勢、新挑戰，但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蔡昉在其新着《人口負增長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挑戰與機遇》中指出，這也是改革紅利應運而生的機遇。失去「世界人口第一大國」頭銜，中國需要擔心嗎？中國如何從規模巨大的存量人口中繼續挖掘經濟增長動能？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了蔡昉。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有觀點認爲，中國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頭銜後，長遠看可能影響經濟發展。中國需要爲此擔心嗎？

蔡昉：「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現在只是一個象徵性的稱號，並不重要。從歷史上看，在工業革命前的「馬爾薩斯時代」，中國和印度的人口總量就曾交替領先。這一時期，全世界無論何時何地，所有國家生活水平都很低，人口多就意味着總收入多，某種程度上也意味着創意多。在當時，創意來自於直接經驗，所以人口大國有機會走在科技前沿，成爲經濟大國。但工業革命後一切都不同了，尤其現在的新科技打破了原有資源界限。比如以往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現在數據也成爲一種生產要素。新的生產要素遠比傳統要素更加可再生、可持續。

所以，經濟增長表現會受人口轉變因素影響，或正面或負面，然而人口發展趨勢的變化並不是宿命或極限，不應該成爲經濟增長的終極決定因素。任何國家，無論人口轉變處於哪個階段，在既定的內外部經濟環境中，只要具備恰當的經濟體制和機制，足以充分動員資源和要素，並對資源和要素進行有效配置，就能夠克服不利的人口因素干擾，實現良好的經濟增長表現。

中新社記者：2022年中國人口總量已出現負增長。中國經濟增長曾長期受益於人口紅利，這種紅利未來將如何演變？

蔡昉：與包括印度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高速增長時期的經驗表明，不管人口格局是怎樣的，無論是收穫人口紅利還是克服人口阻力，都需要依賴一系列其他條件，包括經濟體制的激勵水平、勞動力整體受教育水平、配置資源的市場化水平、對外開放水平及經濟發展的分享水平等。如果不具備這些發展的必要條件，人口只能成爲一種負擔，而不會被轉化爲加速經濟增長的紅利。

作爲一個人口大國，印度其實過去也一直有潛在的人口紅利，但其發展的一個很大制約是勞動力受教育年限較低。印度這一指標不僅顯著低於中國，也低於世界上很多其他發展中國家，這就導致其製造業等無法得到充分發展。儘管後來其外包服務業有所發展，一部分人也接受過高等教育，但規模還不夠大。因此，從人口紅利的角度上來說，當勞動力數量優勢減弱時，未來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勞動力質量，培育人才紅利，對中國來說就顯得更加重要。

中新社記者：中國仍有超過14億人的巨大人口規模，當下可以採取哪些措施進一步從中挖掘經濟增長潛力？

蔡昉：人口紅利的含義就是，擁有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同時由於年輕一代往往比上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新成長勞動力不斷涌現，就可以帶動人力資本快速增長。這種情況下，不管投入多少資本，總會有相應的人力資本和勞動力進行匹配。此外，從農業等其他生產率較低的部門還有大量勞動力可以轉移出來，重新進行資源配置。這些都有助於提高一個經濟體的潛在增長能力。

當前中國人口雖然出現負增長，勞動力資源優勢有所減弱，但依然有巨大潛力可以挖掘，比如從農業向外轉移的勞動力規模就依然巨大。我們談論勞動力充足與否時，主要針對非農產業的需求。據統計，發達經濟體農業勞動力佔比約爲3%，中國則高達23%，縮小兩者之間20個百分點的差距，意味着規模巨大的勞動力可以在今後10年到20年裡從農業中逐漸轉移出來。爲此，要用改革的辦法挖潛，比如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落戶城鎮等。

此外，未來經濟增長會受到需求側制約，特別是要應對居民消費不足問題。進入老齡化社會，老年人消費能力相對較弱，養老負擔也會改變消費觀念、擠壓消費意願。在此背景下，要解除民衆消費的後顧之憂。一方面，政府要在生育、養育和教育等方面強化公共服務保障；另一方面，在就業政策方面要提供更高質量培訓，促進人力資本發展。一旦勞動者就業更充分、縱向流動更快，其收入和消費能力也會水漲船高。總的來看，無論供給側還是需求側，都存在改革紅利，這種改革能夠直接提高經濟增長速度，讓所有人從中受益。

中新社記者：全球已有數十個國家和地區正經歷人口負增長。應對人口新形勢對經濟增長帶來的挑戰，中國是否能從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

蔡昉：人口負增長對經濟帶來的影響是一隻「灰犀牛」，但也可能產生未曾預見的「黑天鵝」事件。吸取其他國家經驗教訓，避免人口轉變衝擊經濟增長，需要關注四個關鍵詞。

第一，日本式應對。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勞動年齡人口開始負增長，潛在增長率降低，供給側增長能力顯著下降。但此時，日本在提高生產率、增強供給側能力方面沒有什麼作爲，決策層和經濟學者普遍認爲癥結在於需求側衝擊，因此推動了大規模刺激投資需求的政策，推起了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泡沫。最終日本又不得不捅破泡沫，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第二，歐美經濟的「日本化」。歐美髮達國家整體都遇到了老齡化、人口增長停滯等問題，導致投資意願不足、消費下降、過度儲蓄，進而又造成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爲了刺激經濟，這些國家只能提高負債率，最後形成了「低通脹、低利率、低增長、高負債」「三低一高」的長期停滯格局。這一現象從日本開始，隨後歐洲、美國都出現了該趨勢。

第三，疫情中斷(Covid Break)。新冠疫情讓歐美經濟的「日本化」趨勢暫時中止。疫情期間，歐美國家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加以大規模財政刺激，爲居民發放大量補貼，從而對消費形成支撐。但由於供應鏈中斷導致的供給短缺、烏克蘭危機等原因導致的石油、糧食等供給和價格衝擊，令其供給側在需求並未減弱的情況下遭遇供給不足，導致數十年未見的高通脹，最終不得不轉頭加息。

第四，「日本化」的變種。我們尚難以確定歐美加息之後會出現怎樣的格局，是迴歸「三低一高」的長期停滯狀態，還是形成高通脹、高利率、低增長和高負債的更糟糕組合。在這些國家的主流宏觀經濟學家之間，仍在進行激烈的爭論，央行的政策走向也尚不明朗。

所有這些因素都是人口問題這個「灰犀牛」在各種因緣際會之下，可能產生的「黑天鵝」事件。但在應對挑戰時，中國與日本、歐美不一樣，中國邁出的第一步是正確和成功的，即部署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且在過去十年做得非常好。如今需求側問題顯現，中國又通過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等部署，積極挖掘需求側改革紅利。在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加大的當下，我預期中國改革力度會進一步加大，釋放更多潛在改革紅利。

受訪者簡介：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長期致力於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人口和勞動經濟學、經濟增長、收入分配、減貧等。曾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中國出版政府獎、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中國發展百人獎、中華人口獎、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獎等。

（本文來源：中新社「東西問」專欄，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