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挑戰 打贏碧水保衛戰
水環境出現了問題，就好比人得了病，“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要清除幾十年形成的污染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水環境治理是一項長期、複雜和艱鉅的系統工程和任務，這就要求我們對中國的水環境質量以及治理路徑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面對挑戰，我們必須系統謀劃、精準施策，才能真正打贏碧水保衛戰。
那麼，水質提升到底面臨哪些挑戰？如何有效治理水環境、保障水安全？
湖泊富營養化和流域污染治理任重道遠。舉例來看，日本霞浦湖在20世紀70年代初曾嚴重富營養化。1984年到2011年，日本政府實施了六期治理工程，使霞浦湖污染得到控制，但是截至目前，霞浦湖治理尚未真正完成。霞浦湖的化學需氧量(COD)治理目標爲3毫克/升，但目前經過治理之後COD濃度仍然在7毫克/升左右，離目標還有相當的距離。在我國，湖泊富營養化問題也很突出，長江流域最大的三個湖泊鄱陽湖、洞庭湖、太湖都是輕度富營養化；流域方面，除長江和珠江以外，淮河、海河、遼河、松花江等流域也屬於輕度污染。因此，湖泊治理和流域水質根本改善尚需時日。
黑臭河道返黑臭的風險依然存在。在城市黑臭河道治理中，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爲應對環保與水質達標限期，個別地方的河道治理“以標代本”。“本”是什麼？就是要實現水體水質的根本改善和生態系統的穩定修復，有完整的生物鏈和生物的多樣性――通俗地說就是“可漁可遊”。可見，生態修復與單純的河道治理是兩個概念。生態系統恢復往往需要很長時間，如何保證治理的衆多河流不返黑臭，這是我國面臨的一個重大環境考驗。
控制污染源難點衆多。改善水質、提高水環境質量，控制污染源是根本。我國擁有完善的工業體系，這意味着可能排放的污染物種類也多。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把獲得的經濟效益和經濟利益反饋到水污染治理、水環境整治當中，這是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長遠策略。
研究表明，長江流域將近67.8%的磷來自農業農村，而控制量大面廣的農業和農村分散污染源，並不像城市那麼簡單。在城市建立一個集中式的污水處理廠，就可以處理大量污水，但是在農村把污水收集起來就比較困難，後續的處理與管理工作更是不易。
此外，還有一些潛在風險大、底數不清的新型污染物，也給水環境治理帶來挑戰，如抗生素、病原微生物、有機物複合污染等。2020年1月，美國在飲用水中檢測出會引起肝臟損傷的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之前，在美國的多個水源中，也檢測出了此類物質。PFAS的特點是長期不會降解，所以就會在環境中越積累越多，對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產生潛在風險。美國有關方面正考慮如何從飲用水中將其消除。
2019年，由美國疾控中心和《國家地理》發佈信息表明，除了南極洲以外，其餘大洲都存在抗生素污染物。特別是在孟加拉國的一個河流中，抗生素濃度超過限值300倍。在多瑙河中，檢測出7種抗生素，而且這7種當中的克拉黴素濃度是安全閾值的4倍。如何控制抗生素污染、加強抗生素廢水處理，也成爲了一個重要課題。
其實，真正威脅我們飲用水安全的，更多的還是病原微生物。去年以來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提醒我們，一些病原微生物可能成爲水源的重大潛在風險。1854年8月，倫敦在10天之內就由於不明原因死去了500人，後來發現是由於病人的糞便排入水源，造成居民飲用水污染，從而導致疫病傳播。直到1883年，人們才發現這是一種由病原微生物――霍亂弧菌引發的疾病。
那麼，當有機污染物、重金屬、常規的耗氧有機物質同時存在時，會造成何種後果？人們提出了很多假想，認爲這些污染物放在一起會產生我們意想不到的放大效應。2002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員蒂龍・海斯做了一個試驗，將3000只蝌蚪放在混合有10種化學品的水中培養――這10種化學品單獨計量都不會產生損害效應，加到一起濃度也是一個安全閾值。試驗結束後，蝌蚪的生長卻出現了異常情況。他由此得出結論：儘管單個化學物質不產生效應，但將這些物質放在一起就有可能產生聯合毒性。只是截至目前，並沒有證據表明這些物質混合在一起會對人體健康產生影響。看來，如何預防和控制這些共存污染物帶來的潛在風險，仍然有待進一步的科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