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里頭遺址思考夏代｜訪古

文博時空 作者 翟德芳 洛陽有一個我必定要去訪問的地方，這就是二里頭遺址。其原因倒不是由於它的“夏都”的定義，而是出於我對它四十年的景仰。我上大學時，商周考古，第一課講的就是二里頭遺址；我負責編輯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商周考古分支，“夏文化問題”和“二里頭遺址”都是重要條目；而在三聯書店工作時，又出版了許宏的《何以中國》，書中討論的主要是二里頭的發現與意義。

由於二里頭遺址與白馬寺距離不遠，所以出了白馬寺，我立刻奔往二里頭遺址。今天，二里頭遺址已經建成博物館，所以訪問起來就更加方便了。結合有關文獻和這次訪問的觀感，遂有了這篇訪古文章。

宏偉的二里頭遺址博物館

01

衆所矚目：二里頭的發現發掘史

從《史記》開始，傳統上，講中國歷史，往往是從三皇五帝開始，直到夏商周、春秋戰國講下來，然而五四運動後出現的古史辯學派推翻了傳統的 “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構成的中國古史系統。顧頡剛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他着重考察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源頭，認爲 “時代愈後，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許多學者認爲夏朝不能確認。在國外，以前的西方學者因爲沒有發現夏代和商代的文字，便否定夏商的存在，主張“東周之前無信史”。

1899 年甲骨文的發現和 1928 年安陽殷墟的發掘，證實了殷商的存在，有學者據此認爲《史記·夏本紀》也應爲信史，因此，在 20 世紀 50 年代，考古界就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課題。1959 年夏，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率隊在豫西調查“夏墟”，發現了二里頭遺址， 夏文化探索從此展開。

徐旭生先生塑像

此後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進行了持續的考古發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穫。發掘探明，二里頭遺址範圍爲東西約 2 公里，南北 1.5 公里。包含的文化遺存上至距今 5000 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下至東漢時期，但其興盛時期的年代爲公元前 18 世紀至公元前 16 世紀，也就是在文獻記載的夏代紀年範圍內，考古學界將這一階段的文化遺存稱爲“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遺址俯瞰

在 60 多年裡，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對遺址的發掘先後有階段性的成果：20 世紀 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建立起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文化框架序列，1 號、2 號宮殿基址的存在確定了該遺址的都邑性質；80 年代至 90 年代，一系列的搶救性發掘發現了多處建築遺址和墓葬，出土大量陶器、青銅器、玉器、漆器、綠松石器等；90 年代至今，在宮殿區發現並清理數座大型建築基址，在宮殿區外圍發現了縱橫交錯的大路、宮城城牆、大型夯土牆、綠松石器製造作坊、中國最早的雙輪車轍使用痕跡等重要遺存，尤其是在 2003 年，在遺址宮殿區發現了面積逾 10 萬平方米的宮城。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堆塑龍紋透底器

在多年發掘的基礎上，2020 年公佈了二里頭遺址考古新發現，認爲二里頭都城極可能是以縱橫交錯的道路和圍牆分隔形成多個網格，每個網格應屬不同的家族，可能已出現家族式分區而居、區外設牆、居葬合一的佈局。2022 年 9 月，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發佈河南洛陽二里頭遺址考古發掘新成果，確認二里頭遺址的新發現，認爲這裡嚴謹、規整的規劃佈局顯示社會結構分明、等級明顯，統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當時有成熟發達的統治制度和模式，是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誌。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七孔玉刀

02

都邑氣象：二里頭的遺蹟遺物

二里頭遺址沿古洛河北岸呈西北—東南向分佈，東西最長約 2400 米，南北最寬約 1900 米，北部爲今洛河沖毀，現存面積約 300 萬平方米，估計原聚落面積應在 400 萬平方米左右。其中心區位於遺址東南部的稍高起的區域，包括宮殿區和宮城（晚期）、祭祀區、圍垣作坊區和若干貴族聚居區等重要遺存；西部地勢略低，爲一般性居住活動區，常見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以及隨葬品以陶器爲主的小型墓葬。

二里頭1號建築基址復原圖

遺址中已發現 30 多座夯土建築基址，是迄今爲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宮殿建築基址羣。其中最大的 1 號宮殿建築基址平面略呈正方形，東西長 108 米、南北寬 100 米、高 0.8 米，面積達 1 萬多平方米。復原後，1 號宮殿建築基址的主殿爲“四阿重屋”式的殿堂，殿前有數百平方米的廣庭，主殿四周有迴廊。大門位於南牆的中部，其間有 3 條通道。時代較早的 3 號宮殿基址屬二里頭文化第二期，被 2 號宮殿基址疊壓，南北窄長，由三重庭院組成，長 150 米、寬 50 米。

基址院內發現一座貴族墓，出土隨葬品中，以一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最爲珍貴。5 號基址總面積也超過 2700 平方米，由至少 4 進院落組成，每進院落都有主殿和貴族墓葬，年代爲二里頭文化第二期。如此規模宏偉的宮殿建築，只有使用大量勞動力才能建成，證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

綠松石龍形器出土狀況

二里頭遺址發掘的墓葬有數百座，但規模較大者僅 1 座，位於 2 號宮殿夯土基址的北部正中。這裡的墓葬規模雖然不大，但隨葬品十分豐富，其中也不乏精品，尤其是那座規模較大的墓中出土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全長逾 70 釐米，由 2000 餘片形狀各異的細小綠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都十分罕見，具有極高的價值。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爵

二里頭遺址發掘出的手工業作坊，包括鑄銅、制玉、制石、制骨、製陶等行業。青銅爵、斝（jiǎ）是中國發現最早的青銅容器。這些合範鑄造的青銅器，標誌着中國青銅器鑄造進入了新紀元。

遺址中出土的數件鑲嵌綠松石的獸面銅牌飾是中國最早的銅鑲玉石製品，製作精美，表現出了極其熟練的鑲嵌技術，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二里頭遺址的玉器數量豐富，風格獨具，器形有圭、璋、琮、鉞、刀和柄形飾等，多爲禮器，其中的大型玉刀、玉璋、玉戈顯然具有很高的等級。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嵌綠松石獸面銅牌飾

二里頭的陶器以夾砂灰陶和泥質灰陶爲主，紋飾以繩紋爲主，包括深腹罐、圓腹罐、鼎、甑、鬲等炊器，平底盆、三足皿、豆、簋等食器，鬹、盉、爵、觚等酒器，以及深腹盆、大口尊等容器，雙聯鼎、鼓形罐、象鼻盉等器物極富特色。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質象鼻盉

03

爭論聚焦：二里頭是夏都嗎？

儘管目前學術界的主流意見把二里頭認定爲夏都，新建的二里頭遺址博物館也命名爲“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但是關於二里頭遺址的時代和性質還是存在爭論的。爭論的要點，除了是否應該定爲夏都，還有二里頭文化堆積與夏文化之間的關係。關於後者，有兩種意見：一是二里頭一期至四期均爲夏文化，四期的部分時期或者全部爲夏遺民遺蹟；另一種意見認爲遺址的第一、二期是夏文化遺址，第三、四期是商湯都城的遺址。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戈

爭論的產生基於兩點，一是文明出現的標準，二是二里頭四期遺存的年代。關於文明出現的標準，過去一直是以柴爾德提出的文明的“三要素”——冶金術、文字和城市的出現爲標誌。傳統上，學術界是把夏代作爲國家產生之始，也就是說，從夏代開始中國進入文明社會，而現實情況是，在被認定爲夏代遺址的遺存中，始終沒有發現文字，所以就有人認爲，夏代不能確認，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時間應該從商代起計算，如此說來，夏都當然是不成立的。

關於二里頭遺址四期文化的年代是這樣的：二里頭一期，爲公元前 1735 年-前 1705 年；二里頭二期，爲前 1705 年-前 1635 年；二里頭三期，爲前 1635 年-前 1565 年；二里頭四期，爲前 1565 年-前 1530 年。因爲這個年代與傳統上夏代紀年（公元前 2070-前 1600）碰不上，二里頭第三期後段和第四期實際上落入商代的紀年範圍內，所以出現了前述的分歧意見。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白陶盉

實際上，我們可以拋開二里頭來討論這兩個問題。關於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是否有文字並不一定是必須的，比如美洲的印加文明就沒有文字，但誰也不能否認其是文明。近年中國學術界提出了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標準，是出現城市、出現階級、出現國家，而出現國家的特徵，是都城、宮殿神廟、大型墓葬、禮制、戰爭與暴力等的出現。按照這個標準，中國在公元前 3000 年前甚至更早，在紅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中已經出現文明的萌芽，而在公元前 2300 年前後，如山西陶寺和陝西石峁這樣的巨型都邑已經出現，可以肯定地說是進入了文明社會，比夏代開始的公元前 21 世紀還要早 200 多年。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璋

另一方面，我們在考古學意義上對古代文化的認識還不能說是到位的，尤其是對夏代前後的歷史的瞭解還是很不充分的，比如夏代初年的“萬國”是個什麼分佈狀況？夏王朝的統治地域到底在哪裡、面積有多大？夏國的首都有幾處、都在哪裡？歷代夏王的承繼順序和在位年代如何？是否能把二里頭文化分佈區與夏王朝等同？如果這些問題不能解答，匆忙地先認定一個夏都其實意義不大。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網格紋銅鼎

當然，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以二里頭遺址爲代表的二里頭文化，以其高度輝煌的王朝氣象、高度發達的控制網絡和統治文明，成爲距今 3800-3500 年前後東亞地區的核心文化、廣域王權國家。二里頭遺址的宮殿建築，形制和結構都已經比較完善，其他如縱橫交錯的中心區道路網、方正規矩的宮城和具有中軸線規劃的建築基址羣，都表明這裡是一處經慎密規劃、佈局嚴整的某個國家的大型都邑，標誌它已經進入了很高的文明階梯。確立了這一點已經足矣！至於它是不是夏代的首都，其實已經不太重要了。

作者介紹

圖片 | 翟德芳

排版 | 小謝

設計 | 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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