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90後的竈屋記憶

21世紀之前，在南方農村，人們會把燒飯做菜的地方稱爲“竈屋”。“廚房”一詞，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是一種既奢望又時興的叫法。

之所以奢望，是因爲在大多數人的概念裡，“房”是按套計量，“屋”則是按間來算。用“一套房”的空間作爲一日三餐的生產基地，是難以想象的奢侈。

至於時興，就如同秀蓮上石圪節公社找胡德祿弄的新發型一樣——洋氣但脫離鄉土氣息。

竈屋是一種很寫實的叫法，相比廚房，更具煙火氣息。

印象中，我家的竈屋——十來平大小的空間，地面用水泥平整，靠近竈臺的地方，有一道拇指粗細的裂縫，打我記事起就有了，母親說是父親在屋裡劈柴時震裂的。牆面用粗膩子簡單粉刷過，有一些地方已經脫落，露出裡面的紅磚，看上去像一面旗幟。靠近煙囪的牆面，被薰出了一大片火焰向上躥動的形狀，白天光線好的時候，從稍遠的地方望過去，有松柏的模樣。

遠離竈臺的那面牆，鑲了幾扇笨重的木框窗戶。大概是因爲油煙大的緣故，窗戶的活頁經常生鏽，導致向外打開的時候，不好發力，向內關閉的時候，發不上力。

後來乾脆就不關上了。冬天的時候，在窗框上糊上三層舊報紙，雖然阻了些光亮，但好在省事又防寒。

窗戶外頭，母親圈了一個小型雞圈，平時一些剩飯剩菜，擇菜時的爛菜葉子，順着窗戶直接扔進了圈裡。向外的窗臺上，用稻草和舊棉花做了兩個窩，想吃雞蛋了，伸手就能掏着。

竈屋的門，年久失修。有風就會有節奏。門外是一口大水缸，水缸上的水龍頭，被母親卡着最慢的流速，一年365天，重複滴答。有此經歷者都明白其中的妙處。

門對角線的位置，便是竈臺。四四方方，穩重得像一位扎馬步的氣功大師。竈臺邊是柴火堆。粗柴細枝，有序碼放。竈門口有一把瘸了腿的小馬紮，墊塊板磚，坐得很穩當。碳色的火鉗在左手邊，竹筒做的吹氣筒在右手邊。小時候，放學回家，正好趕上做飯的點，母親負責做飯，我便坐在馬紮上負責添柴。偶爾嘴饞了，起身在窗臺邊，踮起腳夠着掏一個雞蛋，用粗手紙打溼後包起來，埋進遠離燃燒中心的草木灰裡。有時候會因爲火燒得太旺，雞蛋在竈裡爆炸，但動靜不大，我也不會因此受傷。悶聲一響，意味着這顆雞蛋，一半是焦味兒，一半是草木灰味兒。不過十分好吃，焦香可口，乾淨又衛生。

竈臺旁邊，擺放着一張四方桌，斑駁的漆面，述說着年代的風塵；水杉木的，很沉，需要我跟父親兩個人才能擡得動。

桌上常年擺放着兩個帶蓋的大鐵盆，一個裝着豬油——豬油雪白雪白的，像極了長大後夏天吃的小布丁雪糕。另一個盆裡裝着雞蛋，似古代神話裡的聚寶盆一般，裡頭的東西，永遠拿不完。調料盒和一些瓶瓶罐罐，像站崗一樣，有序排列。

桌子下的空間，七八個大小不一的泡菜罈子擠在一起，有的壇蓋上還壓着半塊磚頭。只有母親知道每一個罈子裡對應着什麼菜。蘿蔔，豆角，黴豆腐……有些是用母親特別調製的酸水泡着，有些則是用油和辣椒幹拌的。春夏秋冬，不同的節氣，罈子裡裝着不同的期待。有的在發酵，有的在冒泡。味道，自然不用多說，沒有科技，全是絕活。

桌子的另一邊是一個老舊的木製碗櫃。70年代老木匠做的，雙開門，裡面用木板隔成了三個空間。最下層放盛菜的碗和碟；中間放吃飯的碗和剩菜；最上邊的一層，最精彩也最複雜，疊羅漢似的放着好些塑料袋，裝着明礬、白糖、梅乾菜、綠豆……總之，八竿子打不着的、又捨不得扔的、能吃的或者與吃有關的，全用不同顏色的塑料袋裝着堆到一起。

筷子簇擁在筷籃子裡，筷籃子掛在碗櫃的側邊。旁邊還掛着竹製的鍋刷，幹瓢瓜做的水瓢，絲瓜瓤做的洗碗布。幾乎是同一種色號，掛在一起，其樂融融。

那會兒，家裡還沒有電飯煲，需要先把飯燒熟，盛出來再炒菜。柴火竈鐵鍋燒的飯，會有米湯和鍋巴，米湯加白糖，鍋巴配罈子菜，加上從草木灰裡掏出來的雞蛋，菜下鍋前，就已經五飽六飽了。

竈屋的燈，像是沒給足電似的，慵懶又昏暗。泛着秋天田間水稻一樣顏色的光，燈泡上被塗上一層“煙燻妝”。吃飯的地方在堂屋，堂屋敞亮，有管狀的白熾燈。

飯通常是一葷一素一湯，一小碗罈子菜。葷菜會變着法子做，素菜總是季節性重複。一春天的萵筍和紅菜薹，一夏天的黃瓜和豆角，一秋天的茄子和絲瓜，一冬天的蘿蔔和白菜。

零幾年的時候，父親把整個房子進行了翻新改造，颳了新膩子，貼了地磚。堂屋變得更亮堂，新換的白熾燈下，掛了一幅毛澤東畫像。竈屋有了廚房的樣子，柴火竈被推平重建，換成了燃氣竈，加了油煙機。笨重的木框窗戶換成了鋁合金的推拉窗。桌子和木碗櫃換了位置，泡菜罈子跟着桌子一起，擠在了新的角落。

再後來，我上了大學，參加了工作，再也沒吃過柴火竈燒的飯菜，泡菜罈子也閒置了——母親很少再做罈子菜了。

母親說，懶得做，做了也吃不完。

再再後來，我來了北京。切身感受到了范仲淹所謂“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一手撐着深不可測的夜，一手用筷子來回扒着已經快涼透了的價格不菲的外賣。

難以下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