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改編的電影,一定不如原作嗎?這裡有一些反例

利維坦按:

事實上,可以說大多數改編電影都搞砸了。 但換個角度,一本原著能被電影製作方盯上,本身也是一種品質保證。因此也不乏存在一些改編得當的電影能夠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演繹原著,甚至超越原著。

基於這樣的事實,我們與“多多讀書月”一拍即合,盤點了一些值得推薦的書籍及其改編電影。當然還有很多改編作品不容錯過,我們評論區見。

去年十月,我們就曾推薦過這一企畫,反響熱烈。這是一項拼多多在3年前發起的大型知識普惠活動,從源頭直補優質圖書,輔以活動補貼,爲大家帶來大量的平價正版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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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讀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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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大會》

——斯坦尼斯拉夫·萊姆(Stanisław Lem)

“太空航行只不過是逃避地球上各種問題的手段。換句話說,你飛往羣星的時候,暗地裡會希望在你離開的這段時間裡,地球上最壞的事情已經發生並且結束了。”

1999年,《黑客帝國》裡年輕的尼奧第一次面臨紅藍小藥丸的難題,是面對殘酷的真相還是自我欺騙換來的美好假象,全憑自己選擇。

而在此之前,波蘭科幻作家萊姆(Stanisław Herman Lem)在他1971年的小說《未來學大會》(Kongres Futurologiczny)中早已有類似的設定。

萊姆不僅是個科幻大拿,也是精於諷刺藝術的一把好手。小說中對於未來烏托邦式假象的細緻刻畫可說“繁榮”,而對孱弱人性的刻畫則入木三分。天馬行空的設想與跳脫的語言藝術放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來看,仍舊讓人口舌生津。

而相比於原著,2013年上映的同名改編電影雖在敘事上有所偏差,但仍共享着原作的設定背景與貫穿始終的存在主義焦慮。少了幾分荒誕,卻也增添了一縷奇幻色彩。羅賓·懷特(Robin Wright)在片中的演技幾乎要滿溢出屏幕,後半段的動畫篇章更是不可多得。

《未來學大會》劇照。 © STUDIOCANAL ALL RIGHTS RESERVED

基於萊姆作品的改編其實有另一部更爲有名,就是塔可夫斯基執導的《索拉里斯星》(Солярис,又譯作《飛向太空》),在此不多展開。

《沙丘》

——弗蘭克·赫伯特((Franklin Patrick Herbert, Jr.)

同爲科幻小說改編,維倫紐瓦最近幾年的兩部《沙丘》在知名度上無疑超越《未來學大會》,但在這裡要聊的,則是大衛·林奇在1984年拍攝的版本。

1965年,小說《沙丘》在被20多家出版社拒絕之後,終於由Chilton Books(一家以汽車維修手冊聞名的印刷廠)出版,次年便斬獲星雲、雨果雙料大獎,被視爲最具影響力的科幻作品之一。

然而《沙丘》的影視化卻一波三折。《猩球崛起》的導演雅各布斯、《聖山》的導演佐杜洛夫斯基、《異形》的導演雷德利·斯科特都先後都曾嘗試改編《沙丘》,但全都無疾而終。直到大衛·林奇接過衣鉢。

林奇拍《沙丘》時,搭了16個攝影棚、80個佈景,動用了1700名工作人員與20000多名羣演,主演是日後在《雙峰》中一戰成名的凱爾·麥克拉克倫(Kyle MacLachlan),配樂則有布萊恩·伊諾(Brian Eno)鼎力加盟,放到今天來看也是大製作。

《沙丘》劇照。© filmthreat

然而這部電影所收穫的卻多是差評。“一次難以理解、醜陋、無組織、毫無意義的旅行”、“年度最糟糕的電影”……製作花了4000萬美元,票房收入卻只有3000萬出頭。

評價與票房的雙重失敗使得導演本人也不願意討論這部電影,稱自己“消除了關於那段時間的記憶”。

至於爲什麼會失敗,一方面是原著的龐大架構與大信息量本身就對改編提出了極爲苛刻的要求。另一方面,林奇原本對電影的剪輯後時長預期是近三個小時,資方卻決定採用標準的兩小時剪輯。而爲縮減時長,後期又無奈補拍了簡化的新場景來代替原來較長的篇幅,大量的畫外音與旁白代替了原有鏡頭,影片則被剪得支離破碎。

後來的電視版雖然也有三小時時長,但仍是用概念藝術照來交代場景。林奇則乾脆在電視版的導演欄署上了假名“艾倫·史密西(Alan Smithee)”。

這是美國導演協會當時的騷操作,在導演中途離職或對電影不滿時,就會用這個假名代替自己的真實姓名。這一假名在2000被正式停用。

但其實,對林奇版《沙丘》的積極評價也並不罕見。“作爲商業企業失敗了,但仍然成功地捕捉和提煉了原著中最晦澀的重要內容”、“大衛·林奇的超現實天賦給它帶來了一些趣味”……原著作者赫伯特則在去世之前表示,他對林奇的《沙丘》非常滿意。

究竟是好是壞,只能自己去看了。

《1984》

——喬治·奧維爾(George Orwell)

“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現在,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未來。”

與《沙丘》同在1984年上映的電影《1984》,根據喬治·奧維爾的著名反烏托邦小說《1984》改編。影片則拍攝於1984年4-6月的倫敦及其周邊地區,這也是小說裡的背景時空。

這顯然是有意爲之的,據說爲了能在當年上映,劇組還曾頻繁趕進度。他們希望讓《1984》留在1984的當下,正如奧威爾從未說過他在書中所描寫的是未來。

影片中老戲骨約翰·赫特(John Hurt)飾演的男主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骨瘦如柴,纖細的脖頸頂着佈滿皺紋的疲倦臉龐,表情沉默而真誠,簡直就是完美的史密斯。

此外本片還是理查德·伯頓(Richard Burton,在片中飾演奧勃良一角)的最後一部電影,他曾在1963年的《埃及豔后》中飾演安東尼。

《1984》劇照。© watershed

雖拍攝於40年前,但影片完美再現了原著中所描寫的時代,洗腦影像循環播放,謊言與審問令人麻木,老大哥的凝視則無處不在。而爲了呈現特殊的清冷視覺效果,導演曾想用黑白的方式呈現整部電影,卻遭到了資方反對。

最後,他們使用了一種名爲”Bleach bypass“的特殊處理技術,形成了看上去有點褪色的特殊效果。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也是這項技術的推廣者。特殊的視覺效果受到了不少導演的青睞,同樣採用這項技術的電影包括且不限於《拯救大兵瑞恩》、《搏擊俱樂部》、《少數派報告》。

《摩托日記》

——切·格瓦拉(Ernesto Guevara)

當時,我們並沒有預料到旅行途中的困難之艱鉅,我們目力所及只有前方道路上的沙塵。

一個23歲的醫學生棄醫從戎,最終成爲上世紀後半葉最著名的理想主義革命家,以及被廣泛印在T恤、海報、搪瓷杯上的流行文化符號。切·格瓦拉的回憶錄《摩托日記》所講述的便是這段歷史的開篇故事。

1952年,格瓦拉與好友阿爾貝託·格拉納多(Alberto Granado)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發,用9個月的時間探索南美洲土地。一路所見赤貧之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讓這趟以遊玩冒險爲發心的旅程逐漸變得嚴肅。

人類的苦難、社會的不公、生活的意義……就像很多旅程之於旅行者一樣,這趟摩托車之旅讓格瓦拉開始思考那些廣泛而深刻的命題。

《摩托日記》劇照。© intofilm

影片拍攝於2014年,馬丘比丘的美攝人心魄,阿塔卡馬沙漠看不到盡頭。既是一部人物傳記片,又是一部公路電影。

順道說一句,片中飾演格拉納多的演員,在現實生活中是格瓦拉的遠房表弟。

《失明症漫記》

——若澤·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

“即使災難降臨在所有人頭上,總是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生活得更糟。”

《失明症漫記》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何塞·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在1995年出版的小說,講述了一種會讓人失明的傳染病在社會中流行、人性與文明遭受諸多考驗的反烏托邦式寓言。

改編版電影《盲流感》則由曾執導《上帝之城》的費爾南多·梅里爾斯(Fernando Meirelles)擔任導演。在漫威電影中飾演綠巨人的美國演員馬克·魯法洛(Mark Ruffalo)則在本片中搖身一變成了名醫生。

薩爾瓦戈的文字是魔幻且具有實驗性的,有時長達數頁的篇章卻沒有一個標點符號。本書中的所有人物則都沒有名字,只有故事。正如1998年薩拉馬戈的諾獎頒獎詞所說的那樣:“薩拉馬戈用想象力、同情心和反諷所維繫的寓言,持續不斷地觸動我們。”

《盲流感》劇照。© midwestfilmjournal

“失明”則是對人性再明顯不過的一個隱喻:偏見、自私、暴力和故意冷漠。歷史從未間斷過對文明的消解,而“肉眼上的失明,代之以靈性的視域,足以補償”。

作爲生活在葡萄牙的一位少見的無神論者,薩爾瓦戈始終以清醒的筆觸書寫光明。

《白癡》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iy)

不知道爲什麼,大家還認爲我是白癡,我的確生過病,病中像是個白癡。但是現在我既然明白人家把我當作白癡,我還算什麼白癡呢?

《白癡》的故事基於這樣一個設想:一個積極、善良、完美的人將如何應對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又將如何迴應他?在連載這部小說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坦言自己就和角色一樣,對於未來將會發生的時候毫不知情。創作是即興的,時間是開放的。

基於《白癡》的改編影視作品有很多。塔可夫斯基也曾嘗試改編可惜未能順遂。但其中最出名的大概是黑澤明執導的1951年版。

故事發生地被從十一月清冷的聖彼得堡搬到了同樣寒冷的北海道,男主是剛演完《羅生門》的三船敏郎,女主則由日後飾演《東京物語》中紀子一角的原節子擔任。

從《亂》到《蜘蛛巢城》,將世界名著影像化、本土化,一直是黑澤明的拿手好戲。

《白癡》劇照。© scielo

不過,我們現在能看到的版本並非最初版。最忠於原著的265分鐘版本原本打算分成兩部分發行,卻在一次反響不佳的試映後遭到發行方的腰斬式剪輯,最後只剩下166分鐘。

對於發行方的如此操作,黑澤明抱怨“這樣子搞,乾脆剪成縱向的好了”。他也曾試圖找尋原來的版本,可惜一無所獲。因此最原始的版本至今下落不明。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人永遠都無法知道自己該要什麼,因爲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來生加以修正。

去年以94歲高齡仙逝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我國的高知名度,可算是個文化奇蹟。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最初由韓少功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翻譯成中文,滋養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讀者。

在1988年的改編電影《布拉格之戀》中,昆德拉也作爲顧問參與到了影片製作當中,比如男主托馬斯在妻子特麗莎入睡時在她耳邊輕語的那段詩,就是他爲電影特別創作的。

《布拉格之戀》劇照。© collider

但另一方面,昆德拉在2006年發行的該書捷克語版的註釋中明確說,電影跟小說的精神或其中人物沒有關係。且在這次經歷之後不會再允許任何對他本人作品的改編創作。

不過即便如此,本片仍被評爲美國十佳影片之一,並在次年被奧斯卡提名最佳攝影與最佳改編劇本。

從某種程度上說,小說與電影似乎存在天生的矛盾性。前者通過白紙黑字激發想象,幾乎有着無限的自由度;後者則通過聲畫效果來具體化想象,提供最直接的視聽刺激。

而基於小說改編電影,是在以影像作爲敘述形式來傳達文本信息,不僅要作爲電影接受審視,又要與原作及讀者對話,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話還得說回來。我們從未見過有人責怪一部改編電影是爛片的理由,是原著本身就不太行。

開卷有益這句話,在不管什麼時間什麼地方終歸都是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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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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