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坐在火山口上

我們正坐在火山口上

——一個高級官員見證的晚清危局

作平按：本文寫於2011年左右，刊於《歷史學家茶座》，後收入我的隨筆集《天朝1793—1901》（繁體版名爲《祖國的雜種》），公號應該推送過。幾年過去了，還是再推一下吧。

法國大革命前夕，儘管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但以國王爲首的特權階級依然過着醉生夢死的幸福生活。在一次由國王舉行的晚宴上，一個貴族以衆人皆醉我獨醒的口吻說，“我們正坐在火山口上”。

顯然，生活在距法國萬里之遙的大清國官員張集馨不可能知道這個法國貴族近乎預言的感嘆。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講，作爲清朝道光、咸豐年間的高級官員，張集馨通過他的自訂年譜給我們展示的他所見證的晚清危局，同樣讓我們清晰地看到，和大革命前夜的法國一樣，道鹹年間的中國，也是一個火山口上的國家。

這個貌似強大，時時以天朝大國自詡的帝國，它賴以立足的，是一座暫時還沒有爆發的活火山。雖然誰也說不清這座火山到底什麼時候噴發，但是，誰都可以肯定的是，這座火山一定會噴發，而端坐於火山口的社會精英們，必將成爲火山吞噬的首選目標。

張集馨，字椒雲，江蘇儀徵人，三十歲中進士。從翰林院編修外放後，先後任過山西朔平府知府、福建汀漳龍道、陝西督糧道、四川按察使、貴州布政使、甘肅布政使、河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直隸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江西布政使、陝西按察使、署理陝西巡撫等職。

從張集馨的履歷可知，他在清朝治下的十多個省做過高級官員，其中主要是管理司法和監察的按察使（略相當於今天分管政法和監察的副省長），以及管理民政和財政的布政使（略相當於今天的常務副省長）。

作爲地方大員，張集馨比大多數同代人更深刻地接觸和了解官場的規則與潛規則，而且，他是從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京官，通過自身的努力一步步升遷爲方面大員的，他的經歷，使得他見證了當時整個官場的原生態。

從個人品行上講，張集馨既不算以清廉和操守自命的清官廉吏，但也絕不是隻顧中飽私囊的貪官污吏，而是介乎於清與貪，廉與污之間的中間派。隨大流，識時務，不刻意索賄求賄，但也不放過可以撈錢的陋規。這就是他的行事準則。

從某種意義上說，張集馨正是大清運行體制內一個高級官員的標本。惟其如此，當我們今天透過他晚年自訂的年譜和他留下的與同僚、朋友之間的書信時，便更能客觀而又觸目驚心地還原一個病態的社會、一個病態的時代和一個病態的國家。

任何一個成型的社會，其人員構成不外乎官、兵、民三種。在張集馨筆下，道鹹時代中國的官場、軍隊和民衆，都顯現出了幾乎是不可救藥的病變。諸種病變的摧枯拉朽，已使這個國家病入膏肓。

即便是最不敏感、最缺乏判斷力的人，也能從張集馨的所見、所聞、所歷得出一個結論：這個國家行將就木。表面看，這個國家和這個政權似乎牢不可摧，但其實這是一座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如同白蟻般的諸種社會問題早就淘空了大廈的基石與樑柱，只要有一場足夠大的風雨，這座大廈一定會毀然倒塌。

一、官患

官員成爲社會最大的禍患，這與官員產生的初衷和旨義完全背道而馳。任何一個社會、一個政權走向沒落的開始，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從吏治上出問題的。

作爲社會的中流砥柱，官員的貪與廉，高效與低能，忠誠與離心，關係到國家機器的運轉是否正常有序。但顯而易見，道鹹時代的中國官員們，幾乎概莫能外地交叉感染了惡性病毒。這些病毒包括：

1、陋規成爲顯規則，貪墨公行

衆所周知，清朝在許多制度上沿襲了明朝，在官員的薪水上，明清兩代都實行的是低工資制，而清朝甚至比明朝還要低。如果官員們真的安心於這種低收入的話，他們的生活水準將比大多數平頭百姓還低――明代清官海瑞，官至方面大員，卻無法給自己多買一套衣服，母親慶生，不過買兩斤肉吃，還被上司拿來開玩笑。

至於京官，收入更是低得可憐。清朝末年，劉光第被任命爲刑部主事，就因爲知道京官薪水極低，如果不是有一個聯宗的鹽商每年給他提供幾百兩銀子的補貼，他只能擇辭官不就。

作爲對這種低工資的補償，清代的官員們有許多被稱爲陋規的灰色收入。陋規中最大的項目，莫過於官員之間的相互饋贈――說是饋贈，其實是有着半合法外衣的公然賄賂。其中最主要的內容，是進京辦事的地方官向京官行賄，和京官到地方公幹時打秋風，此外，則是京官被放爲地方官時，向同僚行賄。

道光二十七年，張集馨被任命爲四川按察使，晉見咸豐皇帝時，咸豐勉勵他做一個曲突徙薪的能臣，並要求他趕快赴任。但前腳從紫禁城出來，後腳就得按照已成顯規則的陋規辦事――向各個相關部門的官員送禮，稱爲別敬。

此別敬範圍之廣，耗費銀兩之多，令人咋舌：軍機大臣，每人四百金，軍機章京，每位十六金，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較大實權的，則八十到一百金不等，六部尚書、總憲一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同鄉，同年及年家世好，均要一一送禮。

也就是說，他的這些別敬，幾乎把整個中央政府稍微有點權力和地位的官員都送了個遍――幸好當時官員的數額不像今天這樣衆多。這一番送下來，一共花去銀子一萬五千餘兩。

這次別敬說明了兩個問題：

其一，作爲正三品的按察使，張集馨向只有品級比自己低的軍機章京送禮（軍機章京一般從各部門的中下級官員中抽調，比如清末主持變法的軍機四卿，雖然在任命爲軍機章京後都得到了破格提拔，但品級仍不能和按察使相比，只是正四品），這說明贈送別敬已蔚然成風，並不僅限於向比自己級別高的官員送禮即可，還得向手裡有一定實權，雖然級別比自己低的官員行賄。

別敬敬的不是人品，不是感情，甚至也不是級別，而是權力。同時，這也是對陋規這種大家已經約定俗成的遊戲規則的尊重，否則，你就沒法在這個圈子裡混下去。

其二，如果這些別敬從張集馨的薪水裡拿，他一家人只能去喝西北風。作爲正三品級別的高級官員，張集馨的合法收入爲歲俸銀一百三十兩，米一百三十斛，加上從雍正年間開始發放的因官位不同而數額極其不等，但大約爲歲俸十倍的養廉銀，他的年收入大概在兩千多兩銀子左右。

這筆錢，不僅要負責他和家人的生活，還得支付手下一大批爲他工作的幕友的工資，兩相對比，可謂杯水車薪。因此，張集馨送禮的這些錢，顯然來自於他薪水以外的收入，說白了，不外乎是在地方上做官時撈到的好處。

如前所述，京官的實際收入和名義收入都很低，地方官實際收入高而名義收入低，京官因時時接近權力中樞而有合法傷害地方官的能力，因此，地方官得約定俗成地向京官饋贈別敬――此外還有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等各種名目，這其實是對官員們從民衆那裡撈來的錢進行的二次分配。

說到底，不論是坐在京城裡守株待兔收取別敬的京官，還是深入民間撈錢的地方官，從本質上講，他們都是一羣貪腐之輩，貪腐的能力和機會來自於他們手中掌握的權力。

值得格外一提的是，張集馨記載說，他的這次大規模送禮，只有一個人堅決不收。這個人就是軍機大臣賽尚阿。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裡，曾經把他描繪成與林則徐針鋒相對的投降派。

作爲一個地方官，他每次進京――尤其像張集馨這種級別的高級官員，進京的次數相當頻繁――都得向大大小小的官員送禮，因此，他們肩負的撈錢的任務相當重。那麼，地方官如何巧取豪奪地爲整個官員集團撈錢呢？張集馨年譜中，頗多此類記載，茲舉兩例一說：

其一，陝甘總督樂斌，是從一品的封疆大吏，此人的生財之道之一是，從省財政的國庫裡，提銀一萬兩，通過中間人借給典當行，所收取的利息，則成爲其小金庫的源頭活水。

其二，官員要去任之前，宣佈所收稅賦打折，以此提前收取次年稅賦，這種做法，稱爲放炮。一般情況下，經濟好點的縣份，放炮一次，官員可能收入五、七千金到一萬金不等；有時候，官員並沒有去任之實，謊稱將要去任，也減價催稅，老百姓不知究裡，也紛紛交稅，稱爲太平炮。

此外，還有些官員甫一上任，就宣佈減介催稅，稱爲倒炮。如此炮來炮去，國家的稅賦成了官員手裡的變形金剛，而流入官員口袋裡的到底有多少，永遠是個謎。

張集馨曾任過陝西糧道，這是一個當時官員視爲肥缺的差事：陝西糧道的主要職責是掌管軍糧，每年向軍隊發放的軍糧約十九萬餘石，但實際向民衆徵收的糧食則有二十萬石。

這樣，其中盈餘的一萬石軍糧，就落入陝西糧道的腰包。張集馨的前任方某仍感不足，慫勇他的侄子們，在軍糧中摻入麥殼四千石，幾乎引起軍隊譁變。

2、腐敗觸目驚心，官場視爲理所當然

與貪污賄賂相伴相生的必然是腐敗。張集馨年譜裡，對腐敗的記載多如牛毛。但以他平淡無奇的記述文字來分析，作爲清政府的高級官員，他本人早就對腐敗見慣不驚，甚至還隱約有幾分炫耀。

張集馨在陝西糧道任上時，由於西安乃進入西藏、新疆、甘肅和四川、雲南等地的交通要道，往來官員絡繹不絕。到了一定級別的官員，就得由當地負責接待，而張集馨因爲手裡的錢最多，大多時候都由他買單。

凡是有官員到來，官署裡就張燈結綵，每次備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的菜品裡一定得有燕窩，中席的菜品裡也得有海蔘和魚翅。

西安本不產大魚，但上席必須得有大魚一尾，每一尾，就需制錢四五千文。其他菜品則包括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否則客人就會怪主人吝嗇，如此一來，豈不名聲大壞？況且，大家都在官場上混，保不準哪一天這客人就成爲自己的同事乃至上司，豈可因一時招待疏忽，給自己的前途埋下隱患？

至於飲宴之時，必然得有戲班助興，每次需請兩個戲班子對臺演出。等到次日客人動身上路時，還得趕到城外相送，並饋贈盤纏，“其饋送之厚薄，則視官職之尊卑”。

每次宴會的開支，除了贈送的盤纏外，需要二百餘金。酒局之多，以至於張集馨感嘆：“大宴會則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

除了迎來送往外，本地的官員們也有許多相襲已久的腐敗慣例：每逢年節，糧道必請將軍、副都統及中丞、司道府縣，以及本省內其它府縣到省城辦事的官員，吃酒看戲。有時十天半月沒有需要接待的過往官員，則又由糧道出面，邀約按察司、布政司和鹽道的大小官員“傳戲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聯友誼也”。

總而言之，政以賄成的另一種衍生物則是，帝國的運作幾乎都在酒桌上。對於張集馨和他的同僚們來說，革命就是請客吃飯，就是收錢送錢。

張集馨統計他在陝西糧道任上的腐敗花銷，發現連同進京的炭敬在內，一年需要五萬金。張自承，他每年的入項爲六萬餘金――按清制，他在這一職位的工資應該是年薪爲銀一百零五兩，米一百零五斛，加上大約十倍於此的養廉銀，其所有收入也不過銀兩千兩。

兩相比較，相差竟然達三十倍，可見作爲貪墨的陋規帶來的好處，要遠遠高於看似廉潔的低薪。

如果說低薪是海面上的冰山，那麼陋規纔是海水下面那更龐大的基座。張集馨本人，似乎也覺得這種迎來送往，吃吃喝喝的官場生活過於奢侈，在回朋友的信時，曾自我批評說，“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有識者恥之”，

然而，恥之不過是一種口頭的說詞，骨子裡，他和這種腐敗生活已經水乳交融，片刻不可分離。

與富庶的陝西相比，甘肅是個不折不扣的窮地方。但既便是在積貧積弱的窮地方，官員們的腐敗興致依然生機勃勃：張集馨任甘肅布政使時，他的頂頭上司是陝甘總督樂斌，此人粗通文墨，“公事例案，閱之不甚了了”，最大的興趣是“聽戲宴會”，“終日酣嬉淋漓，徹夜不休”。

上行下效，雖然時事艱難，連軍隊上的普通士兵和下級軍官也常常領不到軍餉，但以總督和按察使爲首的官員們卻“俱尚浮靡”，“兩暑笙歌，竟無虛月”。官員們聚衆泥飲看戲，往往通宵達旦，秋冬春三季，蘭州天氣寒冷，侍候他們的僕從不得不忍飢受凍，瑟瑟立於風雪之中。

張集馨感嘆，“而欲不被惡名，其可得乎？”——是啊，如此腐敗無人性的官員，想要不被民衆痛罵，有可能嗎？

張集馨任福建汀漳龍道時，其上司閩浙總督伯燾被革職，這位爲官一任卻沒造福一方的封疆大吏返回故鄉廣東時，必經之地是張集馨治下的漳城。數天前，張即接到通知，要求他做好伯燾過境的接待工作。

初一到初十，每天都有爲伯燾運送家財的伕役過境，每天多達六七百名。初十，伯燾及其衛兵、苦力、家屬和僕人到境，人數多達三千餘名。張集馨爲此每天得安排酒席達四百桌之多。

伯燾一行在漳城駐紮了四天，漳城縣令蔣某向張集馨訴苦，說是縣中供應“實不能支”。張集馨不得不賄賂伯燾最信任的黃守備，巧妙地讓伯燾及時上路。

張集馨對伯燾行李之多感到奇怪，蔣某告訴他，除了伯燾自家的行李外，伯燾隨行的警衛和僕人，爭相去包攬了一些商人和客棧的貸物，代爲運輸。

這當然不是警衛和僕人在學雷鋒做好事，而是他們可以通近伯燾的身份，合法地利用驛站免費運輸，而商人們的運費，則成了警衛和僕人的外快。

張集馨被任命爲陝西糧道時，因家境尚不殷實――當然更大的原因在於，需要別敬的人數實在太多，他不得不借了一萬七千餘兩銀子去送禮。在糧道任上僅一年，他不僅還清了借款，還寄回老家儀徵一萬多兩銀子。兩項合計，就達三萬餘兩。張集馨在清朝高級官員中，還算是相對有良知並守規矩的，渠亦如此，況乎他人？

3、官員顢頇無能，愚昧無知

如此貪墨腐朽的官員，如果他們在治理國家的本職工作上還算稱職的話，也許民衆的氣憤會稍微減輕一些，就好比養了一隻貪吃的貓，如果它還能捉老鼠，主人家大抵會容忍它。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張集馨的同僚們，幾乎都是一些尸位素餐的顢頇之輩，不僅無能，而且無知。

張集馨在汀漳龍道任上時，恰好遇上了英軍入侵的鴉片戰爭，而他的上司伯燾之所以從閩浙總督位子上被革職，乃因其對英軍的抵抗荒唐可笑：英軍入侵福建前，守土有責的伯燾認爲英軍根本就不堪一擊――他好像對英軍此前在廣東和浙江的戰績一無所知。

爲了守衛廈門，他下令把各地的巨炮全部集中於廈門海口。這些早年所鑄的巨炮極其沉重，要幾十個人才能拉得動。伯燾爲了節約經費，拒不造炮車。手下人勸告說，炮臺在城牆外邊，如果在打完一炮後，不用炮車把炮拉回來，兵丁是不敢出牆去裝藥的。

伯燾非常自信地說，英軍不堪一擊，只需打一炮即可滅賊，何須再裝藥？等到英軍進攻廈門時，守城的士兵遠遠地看到英軍的帆影就開始放炮，炮放完後，全都躲到城牆上。

結果，皮毛無損的英軍軍艦對着炮臺一陣狂轟濫炸，清軍除了捱打，完全沒有還手之力。至於伯燾本人，“衣物並失，僅以身免”。

與伯燾對英軍的輕敵相映成趣的，是另一個位列總督的高級官員，即兩江總督牛鑑。“先是夷船在上海，總督牛鑑見敵輒奔。”牛逃到鎮江，英軍也接踵而至，牛不作任何抵抗，又逃往南京，“夷亦尾追”。這位守土有責的封疆大吏，幾乎成了英軍進入內地的稱職的導遊。

張集馨顯然是一個不屑與伯燾和牛鑑之流爲伍的人，他自視甚高，有意無意地把自己視作當時腐敗無能官場中罕見的能吏和幹才。但從他的行狀看，他其實並不比當時的大多數官員更高明。

或者說，他的識見說明，當時的絕大多數官員都是閉關鎖國的基本國策下圈養的無知無能之輩。有什麼樣的國策，就有什麼樣的官員，有什麼樣的官員，就會有什麼樣的鬧劇。

張集馨守衛漳城時，手下的城守遊擊琳潤悄悄向他獻計，說他認識一個會魔法的咒蠱人。此人能夠對芥子大小的牛皮詛咒，凡是經他詛咒後的牛皮，一旦人吃入肚中，必死無疑，“試之而驗，思以中敵。”

張集馨對這種不經之談，竟深以爲然。他屬咒蠱人依法咒之，然後把牛皮滲進麪粉裡，吩咐一個機靈的士兵擔了麪粉到泉州的英軍軍艦停泊處販賣。由於麪粉白淨，價格又低，英軍果然買了數石。賣了麪粉之後，咒蠱人“晝夜咒之”。

這些詛咒是否真有作用，張集馨承認“不得知也”，但他又曲筆說，“後買得廣東新聞紙，雲：夷酋白某，在廈門宴客中毒死；夷兵被毒死者幾及百人，以糞汁救灌，得生者僅一二人。計其時日，恰在售面之後。”也就是說，張集馨不但相信他的詛咒可以令英軍死傷，而且死傷慘重。

但考諸史料，任何稍有智商的人，也不會相信所謂夷人中毒死亡幾百人，得生者僅一二人的鬼話是真實的歷史。張集馨此舉表明，當西方已經把中國的國情摸得一清二楚時，中國的高級官員們所理解的世界卻依然是以他們的帝國爲中心，周邊不過是一些不足爲怪，可以通過民間伎倆就能略施小懲的蠻夷之國。

二、兵患

軍隊是捍衛一個國家主權和使其政令能夠得以暢通無阻的暴力機器。歷史上，八旗兵向來以驍勇善戰著稱――想當年，努爾哈赤和他的繼任者們能夠以滿州區區數萬之衆席捲中原，可見其勇猛。

不過，時過景遷，兩百多年後的滿州鐵騎已成爲一盤散沙，鐵騎已蛻變爲病馬。道鹹時代的清軍，不但不能作爲國家抵禦外患和維持國內和平的有力武器，反而成爲社會動盪的一大誘因，成爲病骨支離的老大帝國的另一種無法治癒的痛。

4、將領昏庸，軍紀敗壞

張集馨在任汀漳龍道時即發現，福建這個原本比內地更得風氣之先的地方，卻是一個強凌弱、衆暴寡的弱肉強食之地。剽悍好鬥的民風，決定了鄰里之間也常突發血腥之爭。

如果一家人想不被人欺負，最好的辦法是到軍隊上去掛個名，門口懸掛某營的旗燈，也就是戴頂紅帽子，“兇便不敢滋攏。”即便受到詐害，只要到軍隊上去報告一聲，也會有人幫助出頭。

這樣，福建境內大多數地方，只要家境尚可的人，“必謀入營，以保全門戶。”當然，軍隊的紅帽子不是誰都有資格戴的，必須得用銀子打通關節。久而久之，平民向軍隊各級將佐行賄，買頂紅帽子當護身符竟形成了一個固定的產業。

軍方在同意某人掛名營伍時，所收取的費用，也隨行就市，根據當地的經濟狀況和本人的經濟能力來決定，從十餘金到數十金不等。這是一筆龐大的經常性收入，千總、把總、都司、守備之類的中下級軍官負責具體辦理，而參與分肥的則包括總兵、提督這樣的高級將領。

勝保帶兵攻打太平軍時，手下一個叫琦齡的將領。此人原本是甘肅的地方官，因貪污被免職，通過走後門的方式投到勝保營中。“借帶勇爲名，無非爲侵漁之計”。此人“隨營至人村莊，擄掠甚至於盜賊。”更聳人聽聞的是，他在把守臨清河時，凡是從他的防區經過的往來客商，一律被誣爲太平軍奸細。

其目的，就是要把這些倒黴客商攜帶的貨物“概行留下，乾沒入已。”後來，此人因與手下人爲了一個妓女爭風吃醋，被手下人暗中擊斃。勝保作爲統軍大帥，對琦齡的所作所爲心知肚明，卻向朝廷彙報說琦齡乃是陣亡殉國。

勝保手下另一個將領尹紹烈，曾經做過刑部郎中，因違禁放債和強娶寡婦，被降職調到勝保軍中效力。用張集馨的話說，此人“卑鄙無恥，所到之處，無不搜刮”。當時河南、山東一帶，因清軍與太平軍連續作戰，難民不絕於途。

尹紹烈作爲政府軍將領，竟然攔路搶劫，連女性難民的衣服也要悉數剝去。當他返鄉路過濟南時，被當地官員盤獲，連同其子一起鎖拷在濟南府中。後來經過勝保說情，方纔被釋放。尹本人爲了得到升遷，多次捏造自己作戰受傷的“事蹟”：

一次宣稱頸項受了槍傷，用絹帛纏裹，不到三天卻完好如初；一次宣稱子彈從其嘴裡射入，竟已由大便瀉出。此等荒誕不經的光榮負傷情節，“人皆竊笑”，但作爲大帥的勝保卻深信不疑，反而給以六品翎頂――其實，與其說這是勝保的糊塗，不如說是勝保得到好處之後的裝糊塗。

勝保所率軍隊乃從各地抽調，其中帶領山東單縣勇的叫黃良楷，此人“極不安頓，姦淫搶掠，無所不爲。”黃良楷出陣作戰時，隨營親兵把他的酒菜盛在食盒裡跟隨，士兵們在前線作戰，他在帳外飲酒作樂。太平軍見狀，突然衝往黃的營帳，黃大窘狂奔。太平軍把黃的營帳焚燬，並把他來不及帶走的頂帶拿去，釘在城牆上以示羞辱。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無能之輩，卻被清軍將領們認爲是奮勇之士，乃至於張集馨長嘆，“真不值一笑。”來自吉林的幾個騎兵，在駐地附近的莊稼地裡，縱馬食麥，並闖進村莊敲詐勒索。村民們氣不過，把這幾個騎兵綁起來痛打了一頓。

騎兵們回到軍營，向勝保哭訴捱打，勝保不問事情因由，即令一位副都統率兵三百，打算血洗村莊。幸好村民們事先逃到了附近山上，才免遭一劫，然而他們的房屋悉數被燒燬，財物悉數被抄擄。

5、兵無鬥志，反成公害

張集馨曾以糧道的身份，參與了清軍對太平軍李開芳所部北伐軍的圍剿，對清軍從高級將領到普通士兵的各種荒唐情狀，所見不鮮。是故，在年譜裡，這類記載比比皆是。

有勝保這樣的大帥，也就必然有琦齡、尹紹烈和黃良楷這樣的將領，有琦、尹、黃這樣的將領，也就必然有了無鬥志，反成公害的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

清朝軍隊分爲八旗和綠營兩個體系。其中，八旗略似於中央軍，綠營略似於地方部隊。兩者都屬於正規軍。兩者之外，還有民兵性質的鄉勇。清末戰亂頻仍，朝廷四處用兵，漸漸捉襟見肘，因此各地紛紛招募鄉勇送往前線。

然而，這些近似於烏合之衆的鄉勇，非但不能成爲國家機器的有效部分，反而突變爲民間之禍害。以天津爲例，此地民風浮動，閒人極多。年輕男人裡，大多以娼賭爲業，“俗名混混子”，他們被招爲鄉勇，目的不是爲了報效國家，而是“貪圖口糧”。此外，還可“借勇名以肆其攘奪耳”――希望以軍人的身份幫助他們巧取豪奪。

因此，這些鄉勇私鬥則勇，真正衝鋒陷陣，卻怯弱無能，而以由這種人組成的軍隊爲國之干城，豈有不敗之理？

鄉勇如此，作爲正規軍的八旗滿兵和綠營兵則有過之而無不及。經過清初到道鹹時期兩百年的承平，當年英勇善戰的滿州鐵騎早已腐化墮落爲養尊處優的八旗子弟。此外，由於清政府所施行的優待旗人政策，使得滿兵的跋扈橫行更在鄉勇之上。

張集馨在代理太原知府時，太原城駐防的八旗軍“兵丁驃悍，窩盜爲匪，肆無忌憚”，以至於市民都把八旗兵居住的滿城稱爲梁山泊。地方官對八旗兵的違法行爲，根本不敢過問。

有天晚上，幾名八旗兵違禁闖入大街柵欄，負責看守柵欄的更役依照規定不肯打開，八旗兵就用石頭將更役打傷。次日，縣令李廷揚和理事通判麟耀對此進行會審。

麟耀是旗人，他不但偏袒滿兵，反而把忠於職守的更役杖責痛打。雖然民衆對此議論紛紛，但“未敢爭也”，而滿兵“益無顧忌。”

不久，李縣令帶了一個僕從上街查夜，在一家旅店門口，幾名入旗兵跳將出來，拉住李縣令就是一頓痛打。李縣令急忙亮明身份，八旗兵卻假裝沒聽見，反而誣李縣令想“欲入店強姦。”雖然不明不白地捱了頓黑打，但李縣令“深知滿營驕悍，不敢追究。”

三、民患

在清朝這座即將倒塌的大廈裡，億萬民衆無疑是最底層的基石。他們地位最爲低下，人數最爲衆多。當大亂來時，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將成爲吞噬整個社會和時代的火山岩漿，一部分則將成爲炙熱岩漿的受害者。

在作爲上層建築的政府和作爲暴力機器的軍隊走向不可救藥的病變時，這個國家賴以存在的民衆作爲肌體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已不復舊時的健康。通過張集馨平淡而忠實的記載，我們看到了道鹹時代普通中國人的疼痛與恐懼，麻木和無奈。

6、司法不公，民命如草

司法不公的實質，仍然是官場的腐敗。不過，與官場腐敗相比，司法不公給民衆帶來的不滿和恐懼更甚，對帝國統治基礎的危害也更大。

張集馨曾做過四川等幾個省的按察使，這個職位的主要責任就是司法和監察。張集馨的前任是山東人劉燕庭，此人乃著名金石學家、古錢學家和藏書家，其書齋名爲十七樹梅花山館，看上去似乎是一個優雅博學之士。

然而，就是這個優雅博學之士，在四川按察使任上，所幹的都是些血腥而野蠻的勾當。

張集馨說，每當有罪犯――其實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只能說是犯罪嫌疑人――解到省上，劉燕庭的處置辦法有兩種：

其一，不論有罪無罪，也無論男女老幼，先行重打四百板。打得皮開肉綻之後，再行審問――如此酷刑之下，當然是想要什麼樣的供詞，就能得到什麼樣的供詞。所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也。

其二，同樣不論有罪無罪，也無論男女老幼，徑直押到城隍廟裡，令犯人跪在神前，自行抽取一筊。

所謂筊，是一種用木塊或龜骨製成的塊狀物，分爲陽筊和陰筊兩種――抽到陽筊的，哪怕是犯了殺人越貨的大罪，也一律免死；抽到陰筊的，哪怕只是偷了鄰居三瓜兩棗，也當即在神像前杖斃。

這些可憐的人，有的被打得腦漿迸出，有的被打得肢體斷折，“慘酷不可言狀”――這種類似於鬼判或神判的斷案方式，乃是上古時代在部分地區流傳的野蠻之舉，但在十九世紀中期，當人權精神已經在歐美深植人心時，古老中國的封疆大吏居然以此爲日常功課，這不僅是底層民衆之大不幸，也是高級官員對《大清律》的公然挑釁。

在四川，令張集馨感到震驚和不忍的，還有一種稱爲卡房的黑牢。當時四川幾乎所有州縣，都設有卡房。大縣的卡房裡，長期非法關押了幾百人之多，小縣的卡房裡，則從十數人到幾十人不等。

這些被關押於黑牢中的倒黴蛋，其中固然有犯下彌天大罪的江洋大盜，但更多的卻是民間因婚姻、田土、借貸等民事而引發訴訟的證人和當事人，他們也被無辜的關押在黑牢裡，與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同處一室。卡房裡，每人每天只給稀飯一甕，終年不見天日，其苦楚比之正式監獄，更甚百倍。

比卡房更令川人聞風喪膽的，當數木籠。木籠是一種用實木製成的籠子，被處罰之人驅入籠中後，既不能站，也不能坐，更不能躺，只能半彎着身子。因此又稱爲站籠或坐籠。這些被認爲有罪的民衆被關進木籠後，“斷其水食，一日而斃。”

這些冤死的民衆裡，哪怕真有犯下該當償命罪行的罪犯，也涉及到不訊而誅的程序非正義，何況其中更多的不過是因爲與鄉紳和保甲長有隙，即被誣扭送至州縣的。然而，對於這種駭人聽聞的酷刑，“州縣習以爲常，各上司恬不爲怪。”

張集馨認爲，在當時的各省中，四川刑名之繁重，甲於海內。但在酷吏們如此嚴刑竣法之下，則是執法者們利益驅使下的貪贓枉法：有的把強姦逼認爲和姦，有的把仇殺說成是姦殺，有的把小偷小摸上升爲江洋劇盜。

成綿道徐有壬，在他的轄區內，不到半年，就處死了八十多人。有的人在行刑前，還預先重打二三千板子。至於雙流候補知縣毛某，吊打犯罪嫌疑人猶嫌不夠狠，有時竟然用大鍋蒸煮。張集馨評論說，“國家無此典章，而酷吏任意慘虐，羅鉗結網，不是過矣。”

如此殘酷慘烈的司法，卻只能激起底層民衆對官員和政府的仇恨，只能加快這座巨型活火山的噴發時間。以簡州爲例，此地一年之間發生的搶劫案即多達三百餘起。

當時的四川總督惡聞此類事件，“專務粉飾”，因此手下人也就報喜不報憂。雖然盜賊充斥，生民塗炭，但自總督到朝廷，都以爲四川仍是豐衣足食，人民恭謹，深沐皇恩的天府之國。

7、民多戾氣，基層不穩

苟且於如此亂世之下的民衆，與承平的盛世相比，沒有了自信，博大和寬容，多的是仇恨，兇狠和好鬥。可以說，道鹹時代的中國基層，瀰漫着一股無法肅清的暴戾之氣。

福建的漳州一帶，“其俗專以械鬥爲強”，下屬的龍溪、漳浦和雲霄三縣爲最。當地人大多聚族而居，不同的宗族之間，相互綁票索贖，糾衆殘殺，是司空見慣的家常便飯。至於冤冤相報，根本就沒有停歇之時。

每逢兩個宗族之間發生械鬥，相互之間像兩軍交戰一樣，先下戰書，定下日期。屆時，“大姓則合族相幫，小族則合幫相助。”如果本族的壯丁不夠，就出錢到外面招募僱傭兵。丈夫和兒子出鬥之時，妻子和母親不以爲憂，反而喜笑相送，“不望生還。”

有時候，父親受僱於甲方，兒子受僱於乙方，甲乙雙方一旦交鋒，父子均紅眼相拼，“若不相識。”至於在械鬥中的死亡者，則由主事者付給洋銀三十元――這就是當時一條人命的價錢，以張集馨在陝西糧道上的進項而言，他的年收入可以買斷二千條人命。

如果說這種合族械鬥尚是民間行爲的話，那麼政府的舉措可謂離譜之極：械鬥時，政府坐山觀虎鬥，等到械鬥結束，政府必然出面向雙方徵收一筆費用，這筆費用名爲械鬥費。

如果不肯交納的話，政府就會調集武裝人員前往洗莊，“房屋樹木，一概毀伐。”張集馨的前任告訴他，單是漳州一地，十一年之間發生的兇案，就多達九千餘起。

至於張集馨任過按察使的四川，自清初開始，基層就是一個幫會林立的溫牀。其中，最大的幫會乃是亦正亦邪或者說邪大於正的哥老會——張集馨時代稱之爲嘓匪。哥老會的起源，據說和鄭成功領導的反清復明有關，但經過兩百年的變異，到道鹹時代，基本已淪爲社會動亂的誘因。

張集馨在四川按察使任上時，關於嘓匪的所見所聞，大多是“殺人於市，擄搶勒贖；”“無日無之，逼近省城，肆無忌憚。”嘓匪如此橫行不法，和地方官睜隻眼閉之眼，乃至於從中收受好處不無關係。乃至於張集馨的按察使官署中的屬員，竟然也有通匪之人——所謂蛇鼠同眠，警匪一家，蓋如是也。

所以，有時當局打算派兵清剿，但還沒開始行動或是行動剛開始，嘓匪就已經得到情報，早就逃之夭夭了。 這種多年來的養癰貽害，乃至於張集馨這個四川司法的最高長官出門到廟裡燒香，也深感嘓匪威肋： “非以重兵圍護，不敢出署。 ”

張集馨這種封疆大吏，也對動盪的社會頗感不安，何況普通民衆呢？因此，動盪的社會裡，當人心思亂，而當局卻完全無能控制時，我敢打賭，這樣的政府的存在時間絕對不會長久。

官兵民，三者俱已完全爛掉，大清王朝粉飾太平的所謂長治久安，不過是癡人說夢。張集馨在見證大清帝國面臨的種種危局時，他雖然沒有、也不可能斷言他所效忠的這個王朝即將走上不歸之路，但事實上，他所描述的諸種山雨欲來，火山將噴的細枝末節，卻讓我們看到了比改朝換代更可怕的社會現實。

有時候，改朝換代給普通民衆帶來的並不完全是痛苦，而是痛苦中的希望與新生。但像道鹹時代那種改朝換代的前夜，普通民衆所承受的則完全是痛苦和不幸，卻根本看不到希望的火種在何處。

張集馨死於同治六年，即公元1867年。在他身後，大清王朝在風雨飄搖中又走過了四十餘年。也就是說，火山口上的動盪，還要折磨這個古老國度的子民們長達將近半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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