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我們的時代》第一次在臺灣Live House表演
天色越來越暗了，永和中正路上塞滿了下班的車流，便當店的炸排骨味道和尾氣混合在一起，這個臺北周邊最擁擠居民區的夜晚即將降臨。
裝着THR音箱的揹包，被汪冠宇用繩索緊緊扣在機車後座。我們開着兩輛不同年分產的光陽二手機車，一人背上一把吉他，朝新店溪福和橋方向開去。
通往另一蠻荒之地
Pipe是臺北自來水公園旁一間老舊的Live house，它知名卻地處偏僻，常常無人問津。放下樂器，空空的房子裡只有調音師和助手兩個人在等我們。我們肚子太餓，決定先去吃點東西。
冠宇是上學期陳茻介紹我認識的臺灣朋友，建中生，183的個子，棱角分明的臉廓，看起來削瘦。後來他成了我的電吉他老師。我們走去吃東西的時候，天上下起了毛毛細雨，演出前已經長久沒有說話的他開始懷疑我選錯了路：這條通往汀州路的小道兩旁蓋滿了違章建築，好像通往另一個蠻荒之地。
他繼續沒有說話，我們繼續走着，看來今晚不會有什麼人來，而留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調完音，我們在Pipe門口吞雲吐霧，像兩個在海邊釣魚的男人。魚並沒有朝我們的方向游過來，這裡只有些在河濱散步的人，大橋下賣烤肉和啤酒的桌子零零落落地擺放着，遠處是新北市高低不齊的民宅和明亮的燈火。老闆說今天草東在legacy（另一間較大的Livehouse）開唱。他看看錶，又說，所以你們要開始了嗎？我們說好的。
於是我們唱了《伯夷叔齊歌》，唱了《想和你鬼鬧》。調音師的手法相當高明，唱《我會悄悄離開北師大》的時候，我都覺得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好好唱過這首歌了：「香山的楓葉紅了嗎，秋天的雨總是一層一層地下……」自己都被自己感動起來。
舞臺上的每一個部件都是靈活而鬆動的，要達到所有音效的最終均衡，必須能夠對不同樂器的個別音色有細膩的把握，又必須有能夠協調整體的全局觀。大陸的現場演出起步得晚，早期調音師供不應求，養成了這個行業「架子大、脾氣臭」的不良風氣，每每歌手樂團都得把他們當爺伺候。相比起來Pipe的調音師活好脾氣佳，令人十分感嘆。
給冠宇彈野草的節奏吉他時，空調吹出來的冷氣讓我手有些發抖。在舞臺上可以看到房子高處的窗戶，外面是深黑色的新店溪。紅的、紫的、藍色的光照在我們身上，下面是零散的聽衆偶爾傳來稀疏的掌聲，嗓音被話筒放大，形成巨大的混響飄散在空蕩蕩的房間裡。
我常認爲音樂是感動和影響他人最有效的表達方式，但在這一刻，歌唱純粹的本質逐漸顯露，它與我們做的其他事一樣，並非爲了別人，而是爲了我們自己。
冠宇在舞臺上的情緒表達流暢自然，他寫作的旋律，在簡單的起伏裡隱含一種緊密的結構。寫任何旋律都不是件容易事，不過我覺得，手中演奏過、腦袋裡積累下的經典之作，將在我們每個人的作品裡得到最終呈現。因此成長過程中聽到的音樂將發揮極大的影響力。
冠宇的聽覺系統幾乎已「全盤西化」，聽到音樂時就能將它們「自動歸檔」，分別納入不同的西洋曲風裡；相比起來，我仍受到紅色歌曲和中國民樂的影響。我們之間的區別造成了我們之間的碰撞，那種被對方啓發的瞬間獲得的快樂，往往難以言說。
而歌詞好像是另一種東西，它意味着告別你熟悉的文本，獨自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
告別文本創造世界
所以相較起寫作時會具備明顯的文體風格，能從兩岸間的歌詞裡看到的區別或許並不明顯，或許具備旋律性的文字能超越使用日常使用習慣，在中文世界內形成一種共識。
結束後我們看了接下來一個香港樂隊的演出。因爲我所能思考的一首歌曲的最終呈現形式仍是樂隊，這部分對我的啓發尤其大。爲什麼這樣一個樂手具備高超技巧、風格、音色素養的團體，仍沒能順利讓觀衆收穫感動呢？冠宇說它們把全盤西化的節奏、旋律用在中文歌詞上，水土不服是小事，它們每個部分的獨自具備的能量互相干擾，最後縮減了表達效果，纔是更壞的影響。
這也是我所感受到的地方。即便我們一直練團，達到很強的演奏水準，如果不能找到最適合自身的表達方式，把主唱的嗓音、詞曲的搭配、節奏的安置以及各樂器演奏風格統合起來，最終的效果一定是不盡理想的。
這對於我們樂團中常常秉持技術不足論的樂手、和思想上傾向全盤西化論的我來說都是一種重要檢討。樂隊的生長土壤是本地的聽衆，因此它的最終特徵也應該本土的。更本土化的表達意味着更創作前更充分消化，也是樂隊通往普世性價值的唯一道路。
聲音讓更多人聽見
成爲一個好的樂團不是件容易事，試想吉他、貝斯和鼓這三件各自孤立、只能發出乒乒乓乓響的樂器，要怎麼結合到一起融成一首能打動人的歌呢？同樣，怎麼把別人早已用得滾瓜爛熟的七個音符、生活中那些平凡無奇的句子，轉變成自己內心想要訴說的東西呢？做音樂總是讓我體會到這樣一種近乎極限的艱難，藝術創作的魅力和艱辛，大抵如此。
儘管在這個時代，音樂能力已經可以幫那些沒紅起來的主唱和樂手們不至於忍受饑饉與寒冷，但趁着二十四歲的年紀，我還是想爲能讓更多人聽到我們的聲音，再努力試一試。（Sasha／臺灣大學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