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魯：談談供給側和需求側結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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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魯（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本站研究局專欄作家）
最近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
供給和需求是構成市場的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供給側提供產品和服務，需求側消費產品和服務。沒有供給，需求得不到滿足。沒有需求，供給無法實現。供給和需求總是處在動態變化之中，供求不平衡的情況會不斷髮生，但在市場經濟中，供需雙方在價格槓桿的作用下，通過靈活有效的調整，能夠隨時實現供求再平衡。一個能夠自發和及時實現供求平衡的市場，是健康和高效率的市場。
在宏觀經濟層面，古典學派經濟學家認爲總供給和總需求與單個商品的供求一樣，能夠自發實現平衡。而凱恩斯學派和部分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則認爲，總投資並不必然等於總儲蓄，因此總供給和總需求並不必然趨於自發平衡，經常需要政府進行干預。政府幹預的方向通常都是以貨幣刺激或赤字財政來增加投資，以彌補總需求的不足。但更深入的研究發現，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失衡和平衡都需要有一定條件。如果出現持續失衡，經常是由供給側或需求側的結構性問題導致，而且往往與體制和政策因素相關。
供給側的結構問題常常有如下情況：因市場壟斷程度過高，企業制度存在缺陷，過度的市場保護，或政府對部分企業的特殊保護等，使企業不能根據市場信號對需求變動作出靈活反應，不能及時進入和退出某些產業領域，不能實現優勝劣汰；或者因產品和要素的市場定價機制受到不合理的干擾，市場不能自發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和市場出清；這就可能出現總供給持續大於或者小於總需求的情況。前者導致產品或產能持續過剩，企業銷售困難，價格水平下降；後者導致產品供不應求，出現持續短缺或通貨膨脹。兩者都會導致效率下降、經濟增長疲軟。
需求側的結構問題也會導致持續的供求失衡。其一，當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或者居民、企業、金融機構、政府之間分配結構失衡，可能導致社會總儲蓄過高而消費過低，消費需求難以帶動經濟增長。其二，貨幣刺激和政府投資擴張雖能在短期擴大投資總規模以增加總需求、彌補消費需求的不足，但投資擴張的中長期效應是擴大產能、擴大供給，而且持續的投資擴張必然超過當時條件下的投資規模合理邊界，導致投資效率下降、資源浪費。因此過度和持續的刺激政策是寅吃卯糧、竭澤而漁的政策，反而會加劇供過於求的結構失衡。持續的刺激政策還必然導致高負債，擠佔原本用於居民正常消費和企業日常生產的金融資源，使消費需求不足和供給結構錯位加劇。其三，如果政府支出結構不合理，公共資源大量消耗在行政性支出和低效率投資方面，必然擠佔可用於保障民生、提供普惠式公共服務的資源，結果削弱消費需求對經濟的帶動作用，浪費了有用資源。或者可以說，是用無效需求替代了有效需求。
供給側和需求側結構失衡往往會相伴而生，共同導致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失衡。例如，當市場合理配置資源的機制受到干擾，就會出現無效投資和無效生產，這是供給側的問題。而貨幣刺激和財政赤字往往給這類無效投資和無效生產提供支持，使之能夠持續乃至擴大，這是需求側的問題。因此供求關係失衡的背後，往往是供求結構錯位和資源低效配置，根源是市場發育不健全或市場機制受到干擾。
我國當前面臨來自供給側和需求側結構失衡的雙重挑戰。結構失衡的突出表現，是產能過剩仍然比較嚴重，經濟效率仍然偏低，槓桿率在繼續上升，投資率持續偏高，消費率持續偏低。2019年，我國消費率（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只有55.4%，雖然比幾年前有所提高，但仍然大幅度低於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水平（平均80%左右），也顯著低於我國改革開放以後、2000年以前的水平（平均63%左右）。今年以來由於疫情衝擊，居民消費更加疲軟。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僅增長0.6%，而人均消費實際下降了6.6%。1—11月份累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下降4.8%，實際下降7.3%（據國家統計局數據）。
一方面消費率過低，消費需求不足以拉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除了少數新技術新產業領域外，大多數產業領域由於產能過剩，缺乏有效投資空間，致使投資需求相對疲軟。爲了拉動經濟增長，過去若干年來政府以借債的方式進行了大量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投資。但從目前需要來看，很多基礎設施領域已大體飽和，城市建設也不能脫離經濟合理性而盲目進行，因此可供有效投資的空間並無很多。繼續擴大政府投資只能降低效率，進行大量低效無效投資。在這種情況下，改善民生、促進消費率回升，恢復消費需求的內需主導作用，是唯一合理的宏觀政策選擇。發展的根本目的是爲了讓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改善大衆消費，也是政府經濟政策義不容辭的責任。
因此，推進供給側和需求側結構改革十分必要。供給側結構改革的關鍵，是形成公平、有效、充分競爭的市場，實行普惠式政策，減輕企業負擔，減少特殊優惠，減少市場保護和壟斷，實現優勝劣汰，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需求側結構改革的關鍵，是恢復貨幣中性，合理控制政府支出規模，提高政府支出效率，改善收入分配，縮小過大的收入差距，在民生優先、普惠式公共服務優先的前提下改善政府支出結構，促進大衆消費需求復甦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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