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都精神病殺人，爲何殺警案和小燈泡案結果不同？
● 沈伯洋／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筆名撲馬PUMA，曾任律師。
剛剛看了一下判決，其實跟我想的不太一樣，果然必須要先看判決比較好，媒體的資訊真的太片斷了。
被害妄想會影響到一個人控制自我的能力，因而可以根據《刑法》第19條不處罰，但是這個案子並不是控制自我的能力出問題，而是牽涉到「辨別能力」的問題，所以整個案件的事實認定非常長。
▲ 《刑法》第19條規定，因精神障礙不能辨識行爲違法，不罰。（圖／翻攝全國法規資料庫）
2. 法官認爲案發當時是「急性的思覺失調」，主要是根據被告被制伏當時的情況、發言，明顯當時還在被害妄想之中，而且行爲與被害妄想有直接關連。
而鑑定人也指出，因爲事發過了三個月，被害妄想還是很嚴重，因此案發當時理應不會更好。
3. 檢察官的策略一直都是「不是因爲被害妄想，而是因爲別的情緒因素，例如沒有買票的不滿等等而殺人」。
但這個說真的很容易被證據駁倒（因爲被害妄想也可以有情緒啊），如果法官採信了檢察官的說法，我覺得纔會是大問題。簡單來講，檢察官提不出更好的說法。
4. 法官爲了謹慎，進而判斷了案件前後的被害妄想。
找LINE對話記錄、保險公司（被告當時要退保）、派出所、社會局等等，要確認被告是不是真的被害妄想？
而的確，他在前後的行爲和發言，完全是嚴重的被害妄想，這個一直持續到他上車都沒有消失。
這部分的論證看起來是很充足的。
▲ 法官發現，鄭男在犯案前後都有嚴重的被害妄想。（圖／記者翁伊森翻攝）
5. 由於當時的急性發病，使得智商減低，辨別能力已經喪失（而且這邊的認定是完全喪失），而且其行爲與辨別能力的喪失有關，故依《刑法》第19條不罰。
6. 檢察官有去比較小燈泡案，法官也有迴應，但是這部分我覺得有點不足。
法官提出三點理由：
第一、小燈泡案是預謀，本案不是；
第二、被害妄想在本案與殺人有絕對關連，但是小燈泡案的關連沒有那麼強。
第三、小燈泡案沒有本案的智力退化問題，因此辨別能力與本案不同。
除了第三點以外，其實我覺得前兩點並沒有太大不同。
我自己認爲是「基於事實」的控制能力與小燈泡案明顯不同，因爲事實認知基礎不一樣（小燈泡案是認爲自己是四川皇帝之類的，本案是被害妄想，後者會有反擊動機）。
▲ 殺警案判決有跟小燈泡案做比較。圖爲小燈泡案兇手王景玉。（圖／資料照／記者李毓康攝）
7. 很多人在討論「原因自由行爲」（《刑法》19條3項），但問題是這條要用，必須要是被告「在還沒陷入急性思覺失調之前，故意想要殺人，並且故意讓自己停藥去殺人」或者「不小心停藥，而且自己應該要注意到停藥之後的幻想會去殺人」（其實還可以有另外兩種，故意過失交叉）。
兩個我都覺得很難符合，必須要提出更多證據，這可能是檢察官可以的着力點，比如說，去找他停藥當時的證人來判斷他的認知，但檢察官並沒有這麼做。
另外，檢察官或許也可以反駁說是誤想的問題，而進而討論誤想的可歸責性，只是這樣講下去，我猜法官的回答不會改變。
8. 最後，人爲什麼可以因爲欠缺辨別能力或控制能力不處罰？
主要原因是我國刑法（以及世界各國大部分的刑法）都採取了「責任原則」，通常認爲對一個人的刑事處罰，前提是要「明明認知事實的一般人類似，也知道這是錯的，但最後還是執意去做」，理由是因爲這樣的處罰纔有「意義」。
這原則可以辯論，但如果覺得責任原則有錯的話，應該要找立法委員重新立法，而不是找法官。
判決其實沒有很長，阿扁的判決纔是看到眼睛脫窗，更別說一些金融案的判決...
我看到有人問說會不會法官和鑑定人都被騙了...說真的，作爲一個象牙塔學者，我承認我做不出判斷，我也很想知道，到底誰最適合判斷「說謊」一事，以及無法判斷的時候，判決應該對誰有利？
而我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沒有人應該在這個案件從外部判斷、討論是否是欺騙？要知道，很多人連好好面對都沒有時間，根本沒時間去想欺騙這件事，不要把例外當原則。
（編按：殺警案判決全文請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8年度重訴字第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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