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故事:媽媽接客時 我們會跑到屋頂去玩遊戲

《生於紅燈區》這部Zana Briski和Ross Kauffman編導的電影於2004年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自此，號稱印度最大的紅燈區－位於加爾各答的索納加奇（Sonagchi）不再只是個陌生的地名；而多了令衆人想一窺究竟的神秘面紗。近幾年來持續有許多關於該地區現況的報導，但大多仍以最能夠吸引大衆目光的視角來呈現，像是以該地區人肉市場的活躍程度、買春的交易過程以及雛妓議題等等；該區孩童的生活情況則被鏡頭輕描淡寫地掃過，鮮少再有像《生於紅燈區》這般地深刻描繪與討論。

片中提到原本計劃是想長期田野式地拍攝性工作者的生活情況，但過程中發現紅燈區充斥了孩子的蹤影，他們一前一後好奇地跟着攝影機跑上跑下，Zana說他們再也無法忽略孩子的存在，於是他們共同開設了一堂攝影課程，共有八位孩童參加。Zana開始走入孩子們的生活，帶着他們看紅燈區以外的世界、進行個別的家庭訪談，關注孩子們的未來－也就是受教育的可能性，畢竟教育是擺脫社會底層桎梏的最佳管道。

然而，要找到願意讓這些孩子就讀的寄宿學校並非易事，因爲孩子們的父母親是性工作者、是違反法紀的罪犯，學校不希望和從事非法行業的家庭打交道。幾經相關拍攝人員來回奔走求助，最終八位小朋友雖然得以幸運地入學；但卻並非每位皆得以順利畢業，許多家長後來仍以家計爲由迫使孩子放棄學業，一切回到最初的原點。當初母親們答應Zana會讓孩子持續就學到畢業的保證猶然在耳，終究仍不敵現實。

每當鏡頭帶到孩子們嬉鬧、爭吵的畫面時，他們就和同年齡層的孩子一樣天真、活潑；但每當問到家庭狀況與未來發展時，稚嫩的臉孔就被迫換上世故無奈的面具，即使他們的平均年齡卻只有十一、二歲。

片中女孩Tapasi說，她從未想過要變得很有錢，即便生活拮据，也可以很快樂。他們似乎都知道父母親的工作性質，女孩Shanti一家四口就住索納加奇狹窄的隔板屋裡，這裡同時是住家又是媽媽的工作室。

Shanti描述道：媽媽接客時，我們就把屋子裡的簾子拉起來，這樣我們就看不到任何東西，或者我們會跑到屋頂去玩遊戲。十歲女孩Kochi目前由祖母撫養，她媽媽的精神狀況不佳，無法擔任起照顧她的責任，爸爸則曾經企圖想把她賣掉。她表示很害怕將來會變得跟父母親一樣，因爲她已經可以想象到自己的未來。

大女孩Suchitra的母親已經過世，她的阿姨一直在計劃把她賣到孟買，因爲家中的女性全部都在性產業工作，未來她也不例外。Avijit是極具藝術天份的小男孩，在媽媽離家之後，爸爸就染上煙癮、萎靡不振，他提到媽媽曾經開玩笑說要送他到英國唸書；「但我們連維持生活的費用都不夠了，更別提唸書了」。

然而，追蹤近年來的報導即可知道如今的Avijit已經二十來歲，是八個小孩中，據所知，唯一成功遠離紅燈區到美國唸書的小朋友，他的故事就像劃破黑夜的一道曙光，卻又很快地被黑暗吞噬。因爲另一個則報導提到，片中的一名女孩在2005年獲得奧斯卡獎一年後，已經按家中的安排，開始了在紅燈區的性工作。

這些報導同時令人欣慰也心碎，畢竟在印度重男輕女的觀念依然根植於許多經濟落後的地區。女孩子的教育問題，永遠排不進家庭事務的議程中，更別提在紅燈區的女孩，她們的宿命早已被註定，甚至同爲性工作者的母親認爲，賣淫與階級壓迫和剝削不相干，純粹是一種生理性行爲，一種自然性的生存方式。

從1772年一直到1911年的140年間，加爾各答一直是英屬印度的殖民時期首都，是西方與印度文化衝撞與融合的交匯點，當時的加爾各答是教育、科技、文化與政治的中心，如今在其商務中心地區，仍遺留大量雄偉佇立、美輪美奐的維多利亞風格建築，紀錄着加爾各答最輝煌的十九世紀初期，怪不得以前的當地人稱之爲亞洲的羅馬。

如今，加爾各答依舊是印度東部和東北部主要的商業和金融中心，在印度獨立後經歷了長期的衰退。但自上世紀90年代以後，加爾各答經濟開始了自由化進程，也迎來新的機遇，IT產業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加爾各答的經濟復興。此外，加爾各答國際機場是旅客前往西印度以及內陸國家—尼泊爾、不丹、孟加拉國等國須經的轉運點，再加上當地豐富的文化遺產，爲當地帶來大量的觀光商機。根據統計，西孟加拉國省遊客人數（國內及國外遊客）從2000年的4,935,000人增加至2012年的23,949,000人，整體遊客人數增加了3.8倍。

觀光產業的興盛加上全球化的助瀾下，索納加奇的性產業也和經濟全球化緊緊相扣。一名現役的性工作者表示：「我過去曾當過女傭，每月薪水只有15英鎊（1英鎊約合1.5美元），現在我可以賺170英鎊，我遇到過很多將賣淫當作家庭傳統的人」。許多單身的性工作者得養活父母親及兄弟姊妹；連已婚婦女也是支付家庭開銷的主力；因此，認命的女性離不開這裡，離開了也不知應該何去何從。

性別政治學家Gayle Rubin企圖將女人引入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認爲女人同時作爲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產業後備軍，又是無產階級主要的家務勞動者，成爲真正雙重剝削的受害者。

奇怪地是，在印度較底層的社會階級中，妻子是擔任家庭的主要生產力者，丈夫不僅不事生產還經常伸手向她們要菸酒錢，這與印度社會父權體制至上的結構似乎有點衝突。女性主義學家Marilyn Frye曾說這種男性寄生於女性的現象，是透過女人的力量、精神、靈感與撫育讓男人得以存續，男性因爲害怕被女人遺棄，所以會對寄生這種情形展現出驚慌、憤怒、歇斯底里，即可已說明爲何許多家庭隨着母親的離去而分崩離析，丈夫因此一蹶不振。由此可見，索納加奇的紅燈區不再僅是觀光客尋花問柳的娛樂聲色場所，而是桎梏着上萬名性工作者家庭存亡的關鍵。

索納加奇這個號稱印度最古老、最大規模的紅燈區早已聲名遠播，吸引了許多國際NGO從二十世紀末就開始在此深耕，目的在於改善當地性工作者的生活質量，予以他們應有的尊嚴。其中的「杜爾巴行動」（Durbar Mahila Samanwaya Committee）於1995年7月成立，長遠的宗旨在於爭取性工作的合法化，希望政府能夠將性工作納入法律規範中，保障他們更多的基本權利。其次是提倡性健康以及反非法交易活動，提倡使用保險套並宣傳性病與艾滋病相關的訊息。

這個以小區爲治理基礎的組織，爲性工作者服務也爲性工作者擁有，他們僱用當地的性工作者爲計劃的倡導者，不僅加強他們自我主導的意識，也希望透過同理心去影響更多的人。該組織的性病與艾滋病防範計劃也被「聯合國愛滋防治計劃」認可爲性工作者介入計劃中最可行的範例。杜爾巴行動也爲性工作者及其子女的教育作全面計劃，目前該組織運行31個、覆蓋人口700名性工作者及其子女的教育中心。

除了衛生和教育計劃，還展開了打擊販賣人口的計劃方案－自我管理委員會機制（Self-Regulatory Board）。這些委員會是未成年或被迫進入性行業女性的一道防火牆，並作爲捍衛性工作者權利的仲裁員。

從2004年紀錄片《生於紅燈區》播出以來至今，十多年光陰飛逝，持續追蹤這些年的報導；儘管索納加奇紅燈區得到了不少非營利組織的幫助，但成效並不如預期的顯著。性工作的罪刑化及其工作環境，還有未依據法律行事的警察和政府，是目前印度性工作者最大的威脅。畢竟當地的小小改變，牽動的卻是整個地方社會、經濟以及政治上利益的分配問題，事情可大可小；唯一可以預期的是，政府最大的作爲始終如一：以不變，應萬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