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與中國 | “產能過剩論”實爲質疑中國新話術

作爲新能源產業綠色產品的代表，中國的外貿“新三樣”——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在世界範圍內尤其是歐洲頗爲暢銷，獲得了消費者的廣泛青睞。然而，近期西方一些媒體政客頻繁炒作“產能過剩論”。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曾多次談及中國新能源產業存在所謂“產能過剩”問題。美國政府還於2024年5月宣佈在原有對華301關稅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對自華進口的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電池等產品的關稅。具體來看，美國將對中國電動汽車的關稅提高至100%、對太陽能電池的關稅提高至50%、對鋰電池的關稅提高至25%。爲從經濟學角度起底“產能過剩論”的話語陷阱之源頭與脈絡，本報記者採訪了美國羅伯特·莫里斯大學傳播與組織領導系副教授安東尼·莫雷蒂（Anthony Moret-ti）。莫雷蒂表示，產能不斷提升是新興行業的必經階段，但這一階段並不必然導致“產能過剩”，中國政府也不樂見“產能過剩”。西方部分媒體和政客炒作的“產能過剩論”帶有強烈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違背經濟學基本原理。通過與技術、安全等領域的大國競爭相關聯，“產能過剩論”成爲西方大國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最新質疑話術。

政府補貼與產能過剩並無必然聯繫

“產能過剩論”的表現之一是一些西方政客聲稱中國政府補貼導致了“產能過剩”。例如，美國財政部副部長尚博在一次演講中指責中國“產能過剩”源於“過度投資和中國政府廣泛扶持”，稱中國的產業補貼約爲國內生產總值的5%，這一比例是美國等國家的10倍。

談及此，莫雷蒂首先從西方政客口中的“產能過剩”的定義入手進行了剖析。他對記者表示，從字面含義來看，“產能過剩”是指行業生產能力飽和且超出社會需要，最終造成供給大於需求的結構失衡狀態。歷史上，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煤炭、鋼鐵、頁岩氣等領域多次出現此類問題。在這些國家，當一些新興行業出現時，似乎總要經歷一個備受煎熬且繞不開的“去產能”階段。然而，從如今的現實狀況來看，這種經濟現象並沒有出現在中國新能源領域。今天，中國電動汽車等新能源產品在西方多國持續熱銷，衆多發展中國家對此類產品的潛在需求依然巨大。換言之，在國際市場上，中國新能源產品當前的供給仍小於需求，也就是說中國新能源領域生產能力遠未飽和。

莫雷蒂接着分析稱，不能簡單地把“產品平價”歸因於“政府補貼”，也不能簡單地把“高生產能力”等同於“生產能力飽和”。新能源產業是新興產業，判斷其產能是否過剩，應以企業產能利用率、庫存水平和利潤率爲標準。一些媒體例如彭博社曾經指出，中國絕大多數排名靠前的汽車製造商產能利用率處於國際公認的正常水平。而按照“產能過剩論”持有者的論調，似乎任何國家都不應生產超出國內市場容納能力的產品。“那麼，按照這一標準，如一些國際人士所質問的那樣，美國波音公司是否應該減產？美國種植大豆的農場是否應該限產？”莫雷蒂如此發問。

在莫雷蒂看來，部分西方媒體和政客炒作“產能過剩論”並將其與“政府補貼”聯繫在一起，折射出一些西方大國的“雙標”邏輯。按照此邏輯，西方大國進行補貼是進行“至關重要的產業投資”，其他國家進行補貼則是“令人擔憂的不公平競爭”。事實上，近年來，一些西方大國不斷出臺政策措施，扶持本國新能源產業發展。例如，2021年11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案》（又稱《兩黨基礎設施法》），承諾提供75億美元資金用於建設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2022年8月，又簽署了《芯片與科學法案》，向美國芯片製造商提供約527億美元的資金支持和稅收等優惠政策，並要求接受美方補貼的企業必須在美國本土製造芯片。2023年4月，美國政府發佈了《通脹削減法案》細則，公佈了可以獲得補貼的電動汽車名單。

莫雷蒂補充道，從經濟學的學理角度來看，政府補貼與產能過剩之間並無必然聯繫。一國的稟賦包括許多要素，例如自然稟賦和制度稟賦，而補貼是其中具備能動性、靈活性的要素，不必然導致市場扭曲。事實上，任何國家要發展某個新興產業，在初始階段都會提供政府補貼。補貼是各國政府常用的促進企業發展的方式，它符合現代國家產業發展基本規律，與削弱自由貿易或壟斷市場無關。

西方大國人爲構建市場壁壘的表現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新自由主義主導了美國等西方大國的經濟政策，這突出表現爲提倡自由放任、自由貿易。有學者指出，如今，一些西方大國將其向其他國家出口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歸功於“自由貿易”，卻將別國向全球市場出口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稱爲“產能過剩”，這無疑是一種帶有偏見的認知。

對此，莫雷蒂十分贊同。他從“自由貿易”概念的角度進行了闡釋，提出“自由貿易”以強調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爲特徵，通常默認商家A與商家B之間是絕對的競爭關係。然而，過於強調“自由貿易”容易陷入“過度簡化”陷阱，導致一種對市場競爭的偏激性看法，即放大市場主體之間的競爭性，認爲某一個商家在市場上的“風光”須以其他商家的“落寞”爲代價，或部分商家的存在會擾亂、打破原有市場秩序——這種認知無疑是偏頗的。

莫雷蒂表示，當過度着眼於“自由貿易”爲市場主體帶來的益處時，市場壁壘就容易被人爲建立起來，以阻止特定產品進入特定市場空間。“產能過剩論”是西方大國人爲構建市場壁壘的表現，目的是消除中國產品在歐美市場脫穎而出的可能性。按照西方大國的邏輯，若每個國家都出於不向或少向他國“輸出產能”的考慮，減少出口量，甚至“關起門來做生意”，那麼市場應有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便無從談起，這與西方大國宣揚的“自由貿易”理論自相矛盾。

中國綠色產業擁有綜合性競爭優勢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相關數據，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容量達510吉瓦，太陽能光伏佔其中四分之三。2023年，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增長全球領先，中國風能新增裝機容量比上年增長66%，中國太陽能光伏新增裝機容量相當於上年全球太陽能光伏新增裝機容量。該機構預估，可再生能源將迎來快速增長期。在世界經濟復甦步履蹣跚的背景下，以太陽能光伏產業等爲代表的中國綠色產業逐漸成爲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對此，莫雷蒂尤爲認同。他認爲，當前，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全球氣候危機愈演愈烈，追求綠色低碳已經成爲潮流所向，電動汽車在全球的發展方興未艾。中國也不例外。然而，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是，從全球角度來看，太陽能發電基礎設施的數量仍不足以滿足需求。在此背景下，世界需要中國的清潔能源技術來應對挑戰。莫雷蒂說：“鑑於此，中國新能源產品的產能幾乎不可能過剩。”

莫雷蒂還指出，中國新能源產業等綠色產業所擁有的優勢是一種綜合性競爭優勢，是市場規律發揮作用的結果，也是長期研發積累形成的先進技術、日臻完善的產業配套設施、超大規模市場、豐富人力資源等因素共同促成的結果。中國生產的電動汽車被證明比許多耗油量大的傳統汽車更爲智能、環保。

“如今，人們正在目睹中國從改革開放初期生產成千上萬廉價初級產品、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向生產高附加值的深度、綠色加工產品轉變。這種轉變的背後，凝聚着許多中國勞動者的心血，也匯聚着中國決策層的智慧。然而，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有意渲染中國產品的價格上升趨勢，卻對中國產品的質量優化視而不見。中國是否在創造全球市場追捧的平價高端產品方面表現優異？事實證明，答案是肯定的。消費者會自動被他們喜歡的產品所吸引，這符合市場規律。消費者一定希望用最實惠的價格，購買最爲優質且綠色的產品。如果中國生產的產品帶來了美國口中的‘標價衝擊波’（令人瞠目結舌的高價所引起的波動），且消費者的‘購物興奮感’因此而消失，那麼中國產品不會在歐美多國暢銷。”莫雷蒂如此說。

以學術爲“外衣”的霸凌話術

一些國際觀察人士指出，“產能過剩論”本質上是一種以學術爲“外衣”的霸凌話術，是將產能等經貿問題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的表現。“產能過剩論”隱藏着西方大國例如美國電動汽車發展放緩的事實。爲激發民衆購買電動汽車的積極性，美國爲自己設立了“到2030年建成50萬個公共充電樁”的目標，然而，據美國能源部估算，目前美國僅有約16.8萬個公共充電樁。這一數字背後，是美國電動汽車產業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

莫雷蒂談道，由於缺乏合格勞動力等原因，美國相關工會一直對電動汽車產業持謹慎和保守態度。“美國本可以作出與中國相似的市場決定，將產業重點由原先強大的老牌傳統汽車產業轉向電動汽車產業。然而，現實中，美國並未選擇這樣做。也許是出於不屑，也許是由於傲慢，也許是因爲無知，也許只是單純的恐懼。這一切共同導致今天的美國成爲短期思維的犧牲品，在電動汽車生產方面逐漸處於劣勢。”

莫雷蒂接着闡釋道，“產能過剩論”牽扯到國際關係中的“自私心理”。這種心理認爲，如果自己無法成爲“贏家”，那麼就要採取行動阻止他人成爲“贏家”，具體行動包括設置關稅壁壘以及採取其他限制性措施。這些措施往往會以某種看似具有說服性的“說辭”和“話術”作爲藉口，例如最近的“產能過剩論”。如今中國已經在新能源行業處於全球領先地位，然而美國不願承認其在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領域日漸落後的事實。當某個國家意識到自己在國際競爭中呈現落後勢頭、與以往相比處於較弱地位，或面對自身無力改變現實的挫敗感時，保護主義的念頭和措施很容易隨之而來。

在莫雷蒂看來，過去三十年裡，西方大國始終持有一種矛盾、猶豫而難以自洽的對華心理。一方面，這些國家認識到了中國的市場優勢，希望繼續加強與中國的合作，不希望與中國市場“脫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些西方大國通過開闢多種合作渠道，例如建立高層對話機制，試圖從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充分地獲得收益。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大國意欲遏制中國崛起，尤其迫切希望中國經濟走向衰退，爲此做出了構築“小院高牆”、製造芯片聯盟等舉動。

莫雷蒂總結說：“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大國從內心深處相信，中國經濟蓬勃發展只會爲世界經濟帶來益處，而非損害。可惜的是，在現實中，當中國經濟稍稍嶄露頭角或呈現出向上生長的趨勢時，在一些西方政客羣體中，樂觀主義便會轉變爲悲觀主義，以短視爲根基的決策也會隨之而來。相比之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來臨之際，中國提出的‘新質生產力’這一術語不僅對中國國內產業意義重大，也將爲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變革帶來寶貴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