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重看《孽債》與《東方母親》：反思道德大批判的悲劇（徐全）

文化大革命掀起大批鬥，是許多中國人的痛。（本報系資料照片）

《孽債》是一部紅遍1990年代中國的電視劇，之所以成功，是它用最悲情的方式講述了文革年代，上海知識青年到雲南西雙版納插隊下鄉的故事。當文革結束、知青開始返回上海時，他們帶走了自己的火紅歲月，卻帶不走在西雙版納、在雲南結婚的妻子、誕下的孩子。當留在雲南的孩子們陸續長大、來到上海找尋父親時，他們發現父親們已經有了新家。

在《孽債》中，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是盧曉峰。他的母親是雲南人，父親是上海知青。母親亡故後，盧曉峰從雲南來到上海，上海的新家慷慨接納了他。但他找不到自己的爸爸。後來才知道，自己的爸爸盧正琪因爲所謂的「強姦罪」，而被判刑坐牢。因爲父親是一個在押服刑人員，在羣體壓力和道德氛圍下，盧曉峰只能將對父親的愛壓在心中。

然而，盧曉峰始終認爲父親是一個有情有義、富有道德感的人。凡走過必留痕跡、人生不可能船過水無痕。盧曉峰最後終於找到「受害人」寫給父親的情書，證明了父親與控告人乃情侶關係，最終判決被撤銷。當受冤的盧正琪出獄時，本着「相識一場便是緣」的大度，一點都不抱怨曾誣陷他入獄的前女友，而是對前女友點了點頭；他只覺得青春已逝，所以離開上海、去了雲南。

如果《孽債》拍攝在今天這個時代，劇中的男主角估計還要多一個時髦的道德罪名：恐怖情人。人生中，有時似乎是愛情有風險，入場須謹慎；男女情侶你濃我濃時形影不離；但翻臉之後因爲無法面對情感失敗而潑糞攻訐，更是屢見不鮮，各種道德指控也是萬箭飛來。

某個意義上說，一種更爲可怕的「恐怖情人」之舉，是無法面對自己經營情感失敗、不敢正視自我個性缺陷、卻揮動道德大棒並以「受害者」之姿去向前任潑髒水。這些固然是《孽債》對人性的刻畫，但這部電視劇所要呈現的反思，絕不止步於此。

1990年代末的中港合拍電視劇《東方母親》，點出了在那個紅色年代中，這種社會問題的實質：道德大批判的僞善與恐怖。梅豔芳的《女人花》就是這部電視劇的主題曲。主演是張敏、湯鎮宗、劉美娟、湯鎮業等一衆港星。除了《女人花》哀婉的旋律，時人對這部電視劇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紅色政治主導下的泛道德主義、禁慾主義以及族羣刻板印象的呈現。在紅色的泛道德主義之下，公開的批鬥和羞辱是對當事者的懲罰。作品的開頭是文革中的廣東，男女主人公爲了愛情，交合於一起。被發現後，男的被掛上「流氓犯」的牌子，女的被掛上「大破鞋」的牌子，一起接受批鬥，一起被押着遊街示衆。逃亡香港成了他們唯一的選擇，他們的愛恨情仇也從廣東延續到了香港，成爲一世的冤親債主。女主人公面對初到香港的不適應、到在地化、最終成爲一個偉大而充滿慈愛的母親，令人催淚。當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倒臺時，女主人公在香港大學校園寫信記述這一事件時的激動心情，令人記憶深刻。

《孽債》也好，《東方母親》也罷，都是對泛道德批判的一種控訴。市井小民當然可以對道德指控義憤填膺，但知識分子應該有判斷問題的基本準則。道德審判與法律審判的差異究竟在哪裡？千古所指的人未必罪不可恕，如被百姓衆口咬死的是袁崇煥──可以說，這種例子史不絕書。當一個人舉起手指，指向他人進行道德主義批判時，其中一個手指指向別人，剩餘幾個手指指向自己。

所以，道德審判在本質上是一種利己主義，而非利他主義。而在法律上，無罪推定的法理學意義就在於，要透過正當程式去還原最貼近客觀事實的司法事實，而非偏信某一方所指控的事實，都需要正當程序。否則，道德審判與羣體審判發到最後的結果，就是耶穌被盲從的大衆在猶太文士的慫恿下，釘死在十字架上，縱使彼拉多再三阻止也無用。

那是沒有法治的年代的悲劇啓示。無論在任何地方，無論到任何時候，無論面對任何事件，都必須反對自以爲是的道德大批判。否則和當年臺灣的國軍文藝大會批判鄉土文學，毫無分別；和文革中國大陸的「砸爛公檢法」、「羣衆專政」、「個個表態、人人過關」，也沒有差異。以道德大批判爲武器，以站立場爲是非，恰恰是一種非理性的鬥爭手段。西方法律諺語云：樸素的道德和正義感，是證據法的最大殺手。無罪推定絕非樸素道德意義上的「保障壞人」，而是保障所有人。因爲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爲道德羣體審判或誣告陷害的受害者。

文革時期的中國，如《孽債》和《東方母親》所表現，恰恰一直宣揚「司法無用論」。否定司法機能和價值的論調，一旦成爲一種社會心理，便如同打開了一個缺口，有可能將司法無用論的正當性不斷強化而擴大其適用範圍，對司法的尊崇之感也將消失。因爲趨利避害、尋求捷徑達到目的是人的天性。恰恰司法不是一種捷徑，它在時間上具有滯後性，內在上又具有複雜性。如果放棄了無罪推定原則，那麼法治文明社會與極權專制社會的差異便會逐漸模糊。

《孽債》和《東方母親》真是史詩級的經典劇集。因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大逃港，是一整代中國人的滄桑故事。《孽債》中的盧氏父子，最終去了雲南，他知道那是自己精神中的家所在。他銘記的是與家人們在知青歲月一起走過大時代的驚濤駭浪、並且一起在邊疆下鄉插隊中感受艱苦和挑戰的日子。在知青返城上海後，讓盧蒙冤入獄並令他對人性產生動搖的前女友，成爲他生命樂章中的一段間奏，他不哀、不怒、不怨、不恨，出獄時也沒有任何波瀾，而是以保持善良的心對前女友回以微微的點頭。

人性在動盪中才可見內在。作爲人的真誠、善良、堅忍，從來不是一種口號和標榜，而是內化的道德選擇和認知。生活的激盪是時代的寫照，但經歷過歷史驚濤駭浪的人，如《孽債》和《東方母親》中的主人公，永遠不會被生活所擊倒，也不會畏懼任何困難和挑戰。

（作者爲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