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辛亥前後的宮廷見聞──私密中的真相（二）
八月二十三日（十月十四日），載灃到儀鸞殿向隆裕太后請旨兩次，終於任命袁項城爲鄂督，岑西林（春煊）爲川督，這是滿洲權貴面臨危機被迫做出的決定。但是，袁世凱並不滿足，屢次以生病爲由堅辭，直到九月十一日（十一月一日），奕劻、那桐、徐世昌上折請辭去責任內閣總理、協理職務，同時「澤公（載澤）、洵貝勒（載洵）、倫貝子（溥倫）、肅親王（善耆）同折辭職，鄒子東（嘉來）、唐春卿（景崇）、紹英、吳蔚如（鬱生）四大臣同折辭職」，結果均奉上諭允准，並「命袁項城爲總理大臣，俟到京後組織內閣，未到以前，暫仍由現在國務大臣辦事。濤貝勒亦辭軍諮大臣，命以蔭午樓（蔭昌）代之」。十八日（十一月八日），資政院依照憲法信條公舉袁世凱爲總理大臣。這時，袁氏已暫時達到獲得最大權力的目的，乃電奏二日內起程入京。二十三日（十一月十三日），袁氏到京，次日入宮召對良久，開始正式擔負起內閣總理大臣的職責。此後，袁世凱的舉措見諸於不少文獻，茲不引述，但是，諸如遷移辦公地點，以及改變攝政王處理政務的程序等細節，則非常珍貴地反映在許寶蘅日記中。可以看看許氏對這些細節的記載：
九月廿七日（十一月十七日） 四時到法制院，因項城意欲將法制院屋改爲總理大臣公所，將來擬於此處辦事。十月初二日（十一月二十二日） 早飯後入東華門到景運門直廬。袁相奏定入對奏事停止事項，自明日起改在內閣公署辦事，即以法制院改爲公署，法制院遷於北池子。十一時散，到承宣廳，一時到公署，佈置一切，至六時歸。
既然袁世凱已經成爲資政院通過的內閣總理大臣，其辦公場所自然不能仍在宮中，所以他必須另擇「公所」（也稱公署），將原來的法制院作爲自己的辦公地點，並宣佈從十月初二日起停止「入對奏事」。這簡單的幾筆，並非小事，它從決策程序的層面預示着帝王專制的終結。
此前一直由攝政王代表宣統皇帝處理政務。有關程序，許寶蘅在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十四日）有詳細記述：
今日攝政王在養心殿辦事，召見軍機如前制。按，養心殿爲先皇帝平日居處之所，由內右門入，街西爲遵義門（與月華門相對），門內爲養心門，中爲養心殿。餘隨堂官入遵義門，門下南向小屋奏事處宮監所居，堂官於此聽起，見起後繕旨上述，如舊制。
但是，時隔三年，情況澈底改變了。辛亥年十月初三日（十一月二十三日）許氏寫道：
六時二刻黎明到公署，七時總理至，辦事，擬旨三道，九時偕順臣送進呈事件匣入幹清門，交內奏事處呈監國鈐章發下，領回公署，分別發交。午飯後一時與閣丞、廳長同閱各折件，擬旨記文件，至四時半方畢，五時晚飯，散歸。
這天袁世凱到了總理公所辦公。先由他擬旨，由許寶蘅等人入幹清門交內奏事處，呈載灃鈐印，領回公署，分別發交。攝政王只是履行鈐印的程序。袁世凱任總理的責任內閣制在這一天以新的形式得以實施。許的記載也很別緻，初二日記中還稱袁爲「袁相」，初三日便改稱爲「總理」，似乎他也意識到了前後的差異。
身爲總理公署的秘書，在稍後的日記中，許寶蘅對袁世凱的蹤跡和內廷動態均有記述：
十月十二日（十二月二日） 六時起，七時到署，九時半隨項城入內，十一時回署。十月十六日（十二月六日） 午飯後到公署，知監國避位，已奉太后懿旨仍以醇親王就第。回首三年，不勝悽感。晚飯後擬旨數道，又預備明日請旨派全權大臣與南軍協議，又商酌以後諭旨用寶等事，至十二時後始散。十月十七日（十二月七日） 七時三刻起，早飯後九時到公署。項城入對於養心殿，奉太后諭：「餘一切不能深知，以後專任於爾。」奏對歷一鍾餘。資政院前奏剪髮、改歷兩案，今日降旨：凡我臣民皆準其自由剪髮，改歷事着內閣妥速籌辦。又奉旨項城爲全權大臣，委託唐少川（紹儀）爲代表，又委託範孫（修）、楊杏城（士琦）參預討論，又委託各省人每省一人討論各省事宜，定於下午五鍾在署會議，四時散歸。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