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忠、闞琉聲：論清朝官方史學的研究及其學術拓展

作者簡介

喬治忠：男，天津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

闞琉聲：山東昌樂人，泰山學院歷史學院講師。2016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爲中國史學史、明清史。

文章來源：《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40-47頁。

本文註釋一切從略，特此註明。

摘要：清朝官方史學在清代史學發展和社會歷史中，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深化此項探討，可顯現出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互動、互補、又互有排抑的矛盾關係。將這個思路拓展爲對整個中國古代史學史的研究，將會取得很大的學術突破。以中國官方史學的運行機制與缺少官方修史活動的西方史學予以比較，有助於探索史學產生和發展的規律。

關鍵詞：官方史學；學術拓展；史學活動；歷史觀念;

一、清代官方史學發展的典型性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一個王朝，它承襲和發揚了中國幾千年長足發展的傳統史學，無論私家治史還是官方修史，都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所進展，取得顯著成就，留下了豐富的史學遺產。就清朝官方史學而言，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鮮明的典型性，一是具有從獨具民族特色的史學萌發開始，經歷了初步發展且匯入傳統史學主流、奠定記錄和纂修本朝史基本格局、繁榮擴展、衰退與維持等完整歷程。二是修史體制比較恆定。三是在官方史學思想和政治歷史觀方面，發揚和修訂了傳統的思想體系，使之更爲嚴密和完備。

清入關前是本民族特色史學的萌發階段，這一時期也受到內地史學傳統的影響和啓示，但仍以自行探索爲主導，並非刻意仿從中國傳統的記史、修史形式，甚至還不十分了解歷來傳統史籍撰寫的具體規範。清入關前官方在史學上的建樹主要有兩項：其一是編年體滿文檔冊的記錄和逐步演進，其二是《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編纂。

編年體滿文檔冊在產生時稱爲“汗的檔子”，是以記錄後金政權最高統治者言行爲中心的文獻，亦記有部下官員任免、將領功過、政治事件、戰爭狀況、社會生活、對外關係等等豐富的內容，記事下限截止於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具有歷史載籍與行政檔案的雙重性質和作用。雖有殘缺，而至今存有40冊，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臺灣將之複印出版之際，定書名爲《舊滿洲檔》。而早曾行世的《滿文老檔》，乃是乾隆年間官方根據入關前檔冊抄寫、整理之本，民國時期印行流傳。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開始，內國史院有編年記事的滿文檔案，編輯目的是爲了將來纂修實錄做史料準備，這接續和替代了原“汗的檔子”，其編纂意旨強化了史學作用，行政檔案的性質有所弱化。滿文檔冊，其編輯形式、文字載體、具體內容，都具有民族特色。

《太祖武皇帝實錄》修成於崇德元年（1636），爲滿文、漢字、蒙古文每頁分三欄書寫，另外繪有戰爭場面的插圖83幅，體例明顯不同於明實錄，但修纂實錄的意念，則是得自漢族政權官方史學的啓示，只是尚不願亦步亦趨地仿照或尚不完全瞭解明朝實錄的體式。因此，《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纂修，表明清入關前已經向漢族官方史學傳統靠攏，但還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本民族史學的獨創性。

清廷入關之後，爲了適應對關內廣大漢族地區的統治，不能不進一步接受幾千年來長足發展的傳統文化，在史學方面也不例外。但清初進行的統一全國、鞏固統治秩序的軍事行動延續了較長時期，以滿族爲主體的上層統治集團，在接受漢族文化傳統方面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樣，官方史學基礎的奠定也就經歷了較長的過程，至雍正朝才形成與確立了官方修史的基本格局。即經過順、康、雍三朝的長期努力，特別是經過康熙間對官修史的開拓、發展以及雍正朝的恢復，官修史的基本格局得以形成，這種修史格局，主要表現於本朝當代史的纂修，由起居注、實錄、聖訓、國史、方略、會典、功臣傳等幾大系列史籍，組成了官修當代史的整體佈局，囊括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典制史、人物傳記等各種體例，門類齊全，並且皆可以做持續性或接續性纂輯，成爲整個官方史學活動中比較穩定、始終保持的纂修項目，奠定了清代官方史學的穩固基礎。

乾隆朝是清代官方史學發展的繁榮時期，這個繁榮局面的取得，是政治相對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積累等多種因素促成，清高宗本人對史學極爲重視，也是官方修史活動興旺的重要因素。清高宗自幼研究經史，具有相當高的文化造詣，他親自策劃和督率官方的修史活動、審定史稿論定疑難問題，有力地促進了官方史學的興盛。這種興盛局面主要表現爲：

第一，修史數量多，種類全。在乾隆朝的六十年間，清廷大舉興辦官方的修書事業，所成之書種類繁多，內容豐富，超過了清聖祖康熙時期。據對《國朝宮史》、《國朝宮史續編》等書記載的初步統計，康熙朝官修書有七十餘種，其中史籍約二十三種，未過總數的三分之一。而乾隆朝官方所修之書達一百二十多種，其中史書超過六十種，佔全部修書數量的二分之一，總卷數達六千餘卷，其中部帙在一百卷以上者近二十種，如《御批歷代通鑑輯覽》、《續文獻通考》等“六通”、《大清一統志》、《平定準噶爾方略》等等。這尚不包括《御覽經史講義》、《春秋直解》等包含歷史內容的書籍、各衙門大量的“則例”之書和訂正、改纂之書。這樣興盛的官方修史局面不僅居清代各朝之首，而且在整個古代朝廷內也可列居第一。這六十餘種史籍內容豐富，種類齊備，在《四庫全書》史部所分十五種類目中，除史鈔與載記類並無清代官書外，其餘各類中均有乾隆朝的官修史書。

乾隆朝所修史籍，有些是承襲了先朝所形成的修史格局，如續纂《大清會典》、重修《大清一統志》、纂修數部方略類史籍等等；有些則是乾隆朝做出的新的開拓。拓展修史項目和方式多種多樣，其中大量存在將原本私修史項目轉爲官修，例如《明紀綱目》的編纂，是立意仿從朱子《通鑑綱目》之體，“續三通”的編纂亦出於接續歷史名著的動機。至於因政治上的需要而增修之書，也數量衆多，如爲將清朝秘密建儲制度理論化而編輯的《古今儲貳金鑑》，爲使滿洲貴族和皇室子孫知祖宗創業之艱難而編輯的《皇清開國方略》等書，是其中的典型著述。

第二，國史纂修打開了新的局面。康、雍兩朝雖皆曾開館纂修國史，但均將纂修有功大臣列傳作爲主要任務，缺乏成熟的修史義例，成績亦甚微薄。乾隆三十年（1765）重開國史館，清高宗明發諭旨，否定了以往只爲功業素著大臣立傳、傳內有褒無貶的作法，指出無論有功、有罪或美惡參半的重要人物，凡可立傳者均不得隱沒不彰，確定了“稽之諸史體例，折衷斟酌，定爲凡例，按次編纂，以備一代信史”的原則，將國史纂修納入朝廷編纂一代正史的軌道，打破了列傳撰寫難於措手的狀況。自乾隆三十年以後，直至清末，國史館成爲常設修史機構，各種規章制度逐步健全，修史活動持續不斷，成爲整個清代官方修史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三，綱常名教準則的貫徹。官方史學活動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要體現儒學思想體系內的綱常準則，爲維護其統治地位服務，然而歷朝歷代，均不及乾隆朝將之貫徹得全面、徹底。譬如在《御批通鑑輯覽》一書中，通過講求書法以及清高宗親自撰寫的批語，對上古至明朝的史事予以全面的評論，特別是強調臣節，要求臣對君王的絕對忠誠。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清廷編輯了《勝朝殉節諸臣錄》，表彰明代死節諸臣，其中包括堅決抗擊清軍而死難的人物在內。同年十二月，又在國史中設《貳臣傳》，將既爲明臣又仕本朝的“大節有虧”人物歸入其中，以“爲萬世臣子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貳臣傳》的創設，解決了在史學上貫徹綱常準則的一個較大問題，爲以往各朝代的正史所未及。後來，又採取在《貳臣傳》中分甲、乙兩編。另設《逆臣傳》等一系列措施，更細緻地貫徹了所謂“彰善癉惡”之義。這些舉措，從思想實質上看是腐朽的，但在修史活動中卻是花樣翻新，導致修史高潮迭起，是官方史學達於繁榮的表現之一。

第四，取得了相當的史學學術成就。乾隆朝纂修的“續三通”、“清三通”以及大量本朝當代史，提供了集中的、有條理的歷史資料，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但這是歷代官修史籍所共有的性質，不必具論。值得提出的是：乾隆朝官方還有意識地從學術角度上編纂了許多史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爲以往歷朝所罕見，這集中表現於史地學著述的開拓性纂修方面。例如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五月才最後告成的《皇輿西域圖志》，立足於實地勘測調查與歷史考證相結合的方法，既述沿革、更說現狀，既載地理、又記史事。在歷史考證方面，“遍稽正史，旁羅羣籍，擇其優雅凡可考據者引述辨證，不厭其詳，徵信存疑，兼爲區析”，在實地勘測上，任用西洋人員，採用先進技術，摒棄了歷來地誌的所謂星宿“分野”之說。這在當時實屬可貴，取得了“足以補前朝輿記之遺，而正歷代史書之誤”的成就，開清代邊疆史地學之先河。其後，清廷又以同類方式纂修了《日下舊聞考》、《熱河志》、《河源紀略》、《滿洲源流考》等等，使史地學蔚然成風，是清朝官方在學術上的突出貢獻。此外，清高宗還因發現早年所修《明紀綱目》中有記事舛漏之處而下令重纂，同時涉及《明史》中記載不確的問題，而對本紀及列傳逐卷予以考證，存疑傳信、訂正舛訛，顯示了在學術上孜孜以求、不憚於改作的認真精神。

總之，乾隆朝的官方修史活動，從統治者的重視、修史數量、新項目的開拓、綱常倫理體系的貫徹、官修史的學術性等各個方面，都達到了古代官方史學發展的高峰，超越了以往的歷朝歷代，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嘉慶朝雖然竭力維護官方史學的發展，但乾隆朝已經窮盡所能、少有餘地，官方修史不可能保持蒸蒸日上的局面，僅國史館的建設和纂修項目尚多進展。道光以後，官方史學整體上每況愈下，但仍維持了雍正年間形成的基本格局，而這和前代宋、明等王朝的末季相比，已屬頗爲出色。在總的衰退中，仍然有部分項目的發展，例如《嘉慶重修一統志》實際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才最後告成，對於北疆領土敘述周悉，歷史地理觀念十分先進；咸豐朝開始編纂《籌辦夷務始末》，對新的國際關係做出適時的史學反應；光緒朝開展大規模纂修國史儒林、文苑等傳記並且在全國徵求書籍、史料工作；光緒《大清會典》的纂修，史學成就卓著。如此等等，爲清季官方史學的亮點，學術水平和經世致用之功，絕不亞於同時期的私家撰述。因此從整體上看，清朝官方史學的業績，在歷代王朝中最爲興盛和發達，官方的修史活動堅持到清朝統治的崩潰。

可見清朝官方史學無論在興盛時期還是有所衰退，整個修史體制和修史活動，比此前各個朝代都更具有穩定性，在貫徹名教思想體系以及關照學術價值方面，也超越既往，卓有特色。因此，清朝官方史學在史學史研究之中，堪稱頗具典型性的中等課題，不僅具有豐富的歷史內涵，而且由表及裡、由此及彼地研究探討，可以顯現出學術拓展的前景。

二、官方史學在清代的政治文化地位

欲加強對清朝官方史學的研究和關注，首先需要認清其主要地位。這種重要地位不僅存在於史學的發展結構之中，而且在清代政治文化中的影響也不可忽視。概略而言，清朝官方史學的重要地位，可以從史學本身的發展狀況、在社會政治上的作用、對歷史進程的影響等三方面予以分析。

第一，官方史學是清代史學整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清代的史學實際是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總和，不能脫離任何組成部分來敘述和評價清代史學。近年來學界已經漸漸注意到對清朝官修史的研究，但還遠遠不夠，尤其是尚未明確從何種角度對清朝官方史學作深入探討。筆者認爲：研究清朝官方史學的基點至少在如下三處：1、清朝官方史學的內容不僅僅是官修史書，還包括官方的史官、史館建置、官方的修史制度，以清朝皇帝爲代表或朝廷認可的史學思想、歷史觀念、官方史學的社會作用等等，豐富而複雜，表現爲立體化的社會構成形態。2、清朝官方在史學活動中，是與私家史學既聯繫又並列的獨立主體，要作爲清代史學發展史的一個方面來研討，不能當成史學史中附帶的研究對象。官方史學的各方面內容又具有整體性，這明顯與私家史學不同，因此，如果擇取個別官修史書插入私家修史線索內混同論述，會致使史學的發展脈絡混沌不清。3、清朝官方史學相對於私家史學，具有主體的獨立性，並且在清代史學的社會組成結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優勢地位。官方修史在人力、物力上，都比私傢俱備更好的條件，對史料的掌控和徵集，也遠遠優於私家。官方有組織性地開館修史，在大型系統性史書的編纂上可以調動充裕的人員，投入大量財力資源，廣泛徵集資料，又佔據了私家不可比擬的名分地位，因此成書較易，並對私家修史形成競爭性的排擠。清乾嘉時期由於皇帝熱衷修史，廣泛搶佔書史項目，大爲縮小私家纂修系統史書的選擇空間，致使私家多投向具體、細微歷史問題的考據。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既互動、互補，又互有排抑地運行，組成各有治史側重、各揚所長而又互動的史學結構，共同點在於對歷來史學發展做出大總結、大清理，官方在其中起到了主導的作用。乾隆時期以編撰《御批通鑑輯覽》等書爲契機，對歷代史事、人物進行總的評價和論斷，試圖統一歷史觀念，取得明顯收效。雖然清季官方史學衰退，但乾隆朝奠定的官方史學思想，被私家修史所遵循，如李瑤改訂的《南疆繹史》、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夏燮《明通鑑》等涉及南明歷史之書，均遵循乾隆帝關於南明歷史的評斷，有的還在卷首引錄乾隆帝關於表彰忠於明朝的大臣、賜諡明末史可法等人的諭旨。可見清廷官方史學思想、歷史觀念上的影響，一直主導着史學的主流方向。不充分重視官方史學，清代史學史的研究就是偏頗、片面的，還會出現許多觀點的訛誤。

第二，清朝官方史學是整個社會運行機制的組成部分。清朝官方史學活動一開始就與其政治、軍事事務密切聯繫在一起，滿文“汗的檔子”本就具有輔助軍政管理與歷史記錄的雙重作用，清初纂修的大部分史籍，都出於政治形勢的需要或具體政治舉措的需要，如順治朝《御製人臣儆心錄》，是清廷感於寵臣譚泰、陳名夏等獲罪被誅而編輯，引述歷史上奸臣誤國事例，以警戒臣僚。即使歷時甚久、部帙巨大的《明史》，也有着纂修前朝正史表明本朝正統地位和籠絡漢人學者的政治考量。但需要注意的是：官方史學並非一味被動地輔助政治，有時則會對政治方向和行爲起引導作用，尤其是官方史學發展到高峰時期的乾隆年間，更是如此。例如：乾隆帝因修纂國史列傳，涉及對清初歷史人物的評價，引發對多爾袞案件的平反；以編輯史籍《古今儲貳金鑑》申明秘密立儲理論，從而確定清代這個獨具特色的制度。諸如此類，均爲官方史學主動性地對政治施加的影響。而在更深的層面，作爲清廷統治思想主體的政治歷史觀，是在官方史學活動的進程中建立、發展和調整，乾隆朝通過纂修《御批通鑑輯覽》一書，以編年體綱目類形式記述上古至明末的歷史，梳理歷代政治得失、正統政權譜系、帝王之道、臣下忠節、社會倫理、民族關係等等重大問題，將儒學政治史學體系發揮、調整，達到空前的系統化、純粹化程度，形成一套完整的政治歷史觀。《御批通鑑輯覽》這部通史的編纂過程，實際借評論歷史而建立起政治思想體系和歷史思想體系，故其書《凡例》自稱“發凡起例，皆經睿裁鑑定，盡善盡美，集史學之大成，實足表裡六經，準式萬世”，“此編體例一本至公，以爲萬世君臣法戒，史冊權衡”，不僅是評論歷史的圭臬，而且是政治方針與軍政措施的準繩。1997年筆者在《乾隆皇帝傳的世紀末審視———兼及傳記史學的方法問題》文章中指出：

乾隆帝的軍事思想、刑法思想、經濟思想、文化思想，存於其諭旨、文集、詩集、書序、題識及欽定各種官書中，而最有特色的是以審視古今歷史爲樞紐的政治思想，並集中地表現於《御批通鑑輯覽》一書及批語中，反映出他在天命與人事、朝代更替與正統論、君權與君臣關係、用人行政、臣節忠孝、儲貳嗣位等等問題上的見解，建立起一個比宋明理學家更嚴密、更純粹的封建主義歷史政治思想體系。

因此，纂修清史不重視官方史學，也不研討清朝統治者的史學思想與政治歷史觀，不談史官與史館建置，都是很大的學術疏失。清朝的史館建置是其官制的組成部分，官方史學與修史活動已經納入整個政權機制的運行之中，焉能輕忽不計！

乾隆二十一年（1756）發動統一新疆的軍事行動，隨即派出包括西洋傳教士在內的地理考察隊，測繪地圖，清理文獻，編纂《皇輿西域圖志》，這是一部很具學術性和經世作用的著述。此後的清代官、私歷史地理學撰述，無不從中獲取資料和啓發。道光二十二年（1844）成書的《嘉慶重修一統志》，對北部邊疆的地理狀況考訂和清查十分精密、準確，繪製有近代化的精緻地圖，使中國國家邊界的劃定第一次建立在科學學術的基礎之上，至今仍具有重大的意義。光緒朝纂修《大清會典》，同時編纂《大清會典事例》和《大清會典圖》，其史料價值之高無可疑議，而《大清會典圖》內包括各省、各重要區域地圖，乃是用西方地理測繪方法，經多年努力製成，學術水平之高達到清代的頂點。以上官修各書，均起到重要經世作用和歷史影響的著作，是一筆珍貴的地理學財富。至今不少研討歷史地理學的學者，眼光偏向私家著述，對官方成就置若罔聞，豈非咄咄怪事？蓋學界長期缺乏官方史學觀念，導致了學術史眼光與視野的偏狹。

第三，清朝官方史學的興盛，其歷史作用具有二重性。清朝官方修史，留下了豐富的史學遺產，對於清史研究和史學史研究都是極其有利的。清廷在明代官方史學相當衰落的境況之後，能夠將官方史學史發展至繁榮局面，無疑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事業的突出貢獻。清廷在官方史學活動中，汲取了歷史經驗，處理和調整了本朝的歷史政治觀和政治策略（如放鬆對南明歷史撰寫的限制，表彰明清之際抗清的明朝臣僚，禁燬明末野史以控制思想等等），有利於鞏固其統治地位。而從長久歷史發展的角度考查，清官方史學的興盛，不一定是整個社會的福音。清廷於乾隆時期，實質上構建了在史學上貫徹綱常倫理、官方主導方向、提倡史學經世的價值觀，起到加固傳統史學舊有軌道的作用。而舊史學體系的加固、加密，最終總是要拖累社會發展的腳步。認識及此，才能對清朝後期的史學發展做全面的評析。對於清季某些史書和史家，不應孤立地從“經世致用”角度肯定，而應當考察其中是否貫徹綱常倫理與官方主導的思想，辨明其“經世”觀念是否真能促進社會的進步。由於清朝“盛世”史學加固了史學的舊有體系，並且在清後期史學的發展中仍然承襲，造成史學向近代轉型的極大困難。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出現社會演變，至1902年梁啓超宣揚“史界革命”，這竟然超過了六十年，而且轉型的變化極其有限，殘留了過多的舊史學觀念。

三、澄清清朝官方史學的幾個誤解

對於清朝官方史學，有不少錯誤認識一直影響至今，雖多爲具體問題，但足以妨礙深入研究與確切評論。這裡澄清其中的幾項，以供史學界思考和討論。

清朝官方史學活動歷歷可考，官修史書存留於世，是客觀存在的史學遺產，無法抹殺。但近代以來，史學界大多數學者對此似乎視而不見，鮮所表彰，更有每發譏評，一意貶斥者。梁啓超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涉及清代史學，但多就私家著作評述，偌皇皇鉅著“續三通”和“清三通”、若對清人歷史觀念有極大影響的《御批通鑑輯覽》、若典制資料極爲豐富的光緒《大清會典事例》、若精細梳理和考訂邊疆民族和地理狀況的嘉慶朝重修《大清一統志》等，均被置之不理。談邊疆地理學成就，隻字不提《皇輿西域圖志》，而重點講述祁韻士、徐鬆、張穆、何秋濤等人著作，其實這些私家研討邊疆地理者，無不從官修《西域圖志》、《大清一統志》中採錄資料，更重要的是：官方纂修的《西域圖志》，是將文獻考訂與實地考察結合一起，開有清一代研討地理學之新風，擯棄書齋內從文獻到文獻的陳舊治學方法。上述有成就的學者，乃承襲了官方的這種地理學的優良風格，這是無法抹殺的事實。

由於無視清朝官方史學的成就，也導致對整個清代史學的輕視，例如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在《陳垣 <元西域人華化考> 序》中說：“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此言往往被學者反覆引用，很有影響。陳寅恪先生爲陳垣之書寫此序言是在1935年，當時學界對清代史學缺乏認真研討，陳先生自己也未曾研究過清代歷史，更未研究史學史，這僅憑感覺發論，欠缺學術根底，實無足取信。明清史專家鄭天挺指出：“清代史學是有成就的，是和其他學術一樣有發展的。不僅如此，它還有突出前代的貢獻。”鄭天廷先生的議論是在1962年寫成的《清史簡述》（1980年出版）之中，乃立足於對清代作全面考察，其中史學部分列舉出清人多種史學活動和史著，因此鄭先生的論述，要比陳寅恪先生深入和客觀得多。

清代史學與宋代相比毫不遜色，且由於時代進展而多有超越之處。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黃宗羲《明儒學案》在經濟史、學術史研討上多所創樹，宋人無可攀比之作；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之學術水平，遠過宋人同類撰述；即馬驌《繹史》、吳任臣《十國春秋》，也在宋代的先秦史、十國史撰述之上。章學誠之史學理論論述，宋代恐無人企及，崔述《考信錄》疑古考辨的水平，足可令宋代所有疑古學者賓服。而乾嘉歷史考據成果，分散來看似乎零碎，總括觀察則是對以往史學遺產從微觀角度的大清理，這與官方《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對史學遺產的大清理、大總結相互配合，視野之廣、成果之多、研討之深、內容之全，宋代豈可望其項背！清官修的“續三通”、“清三通”，在資料豐富、史實準確方面，比“三通”已有過之而無不及，學界習於表彰創始而忽視繼作，情有可原，但清朝所修“六通”在體例上也多有調整、改進，非一味因襲。乾隆帝《御批通鑑輯覽》比司馬光《資治通鑑》和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文字精練、議論到位，更具備論明正統、褒貶善惡、以史爲鑑、資治致用的功能，因爲其書貫徹綱常倫理政治思想體系更爲周密、徹底。我們可以批判這種思想體系，但同是一種思想體系之下的史書，自然是更周密者水平較高。《御批通鑑輯覽》內乾隆帝的眉批，除評斷歷史之外，也多議論史學，駁斥史籍記述的怪誕，考辨內容的失實，如指出所謂岳飛大破金兵“柺子馬”乃強爲附會、千載傳訛，“尤理所必無”，質疑戰國時期齊國用“火牛陣”大破燕兵，“蕞爾一邑，被圍已三年，其不至析骸易子者蓋亦幾希，何得城中之牛尚有千餘耶？”見識高超、敏銳，確有過人之處。宋代官方記史、修史名目極其繁多、記載重疊，屋上架屋，一朝皇帝在位期間的《日曆》，就動輒突破千卷，與起居注等其他史籍內容多所重複，煩瀆不精。史館設置駁雜瑣亂，增廢無常，甚至以宦官任史館監修，大失體要。且所有史學活動皆受嚴密控制，連起居注也要皇帝審閱，這是對歷來史學規範的嚴重扭曲，修史成效也無法與清朝攀比。宋代私家史學多有史籍編纂的創新成就，清代私家對歷史典故考訂精細，則清理史實以及文獻，辨僞存真，功不可沒。總之，所言清代史學比宋代相差很遠，不合乎實際。

清官修《明史》，質量頗佳，但一種流行說法是將纂成之功歸於以遺民自居的布衣史家萬斯同，這與總體上貶低清官方史學、從文化方面鄙視滿洲上層的傾向一致。萬斯同長期館于徐元文等《明史》館總裁之家，協助總裁刪定史稿，確實做出了很大貢獻，主要工作是與徐元文共同刪定修成416卷的《明史稿》，成爲後來繼續修訂的底本。但《明史》歷屆總裁官如徐元文、徐乾學、王鴻緒等並非不學無術，他們纂修書史也不會完全假手他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徐元文奉命專力主持編纂《明史》，不再擔當其他職務，於是與萬斯同通力合作，修訂衆多史官提交的《明史》稿。他常常工作至深夜，有時甚至通宵達旦，“杜門屏塵雜，一編究終始。靜漏伴宵吟，餘星照晨起”，“人情可許容褒刺，史筆翻教定是非。執簡深宵還討核，依偎藜火竟無輝”，這些詩句即是徐元文修史生活的寫照，可見他並非將一切都委託給萬斯同。

此416卷的史稿雖然重要，但距離《明史》定稿仍然很遙遠，臺灣學者黃彰健通過對各種《明史稿》的比較考證，指出：“萬斯同對《明史》纂修的草創之功，固不可沒，但從其手定的《明史列傳殘稿》看來，卻是那樣的繁煩待刪，而且有些記載還需查其出處與考訂真僞。”王鴻緒對史稿做出進一步修訂，又經雍正朝衆多史官的再編纂，《明史》定稿漸漸形成，在這最後階段，萬斯同早已去世，他在《明史》整個成書進程中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然而師黃宗羲送別萬斯同之詩中有“四方聲價歸明水，一代賢奸託布衣”之句，乃是文學的誇張，其中不無明遺民的心態。至民國時期又形成排滿思想的背景，與清初明遺民遙相呼應，遂大肆發揮，甚至將萬斯同說成《明史》纂修的實際主持人，似乎史館衆官無不庸庸碌碌，從而漠視清朝官方修史的活動，這是不符合史實的。

對於清代官方史學，蔓延最廣的訛聞誤說，是渲染和譏評清太祖、清太宗、清世祖“三朝實錄”不斷重修、隨時篡改。然而從史學史的角度研究清朝官方纂修前三朝實錄的歷程，資料明確，史實清晰，本無太多的疑問。

首先，清太祖朝實錄的正式纂修成書，前後僅僅兩次，第一次於入關之前，即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修成滿文、漢文、蒙古文分三欄書寫，並且穿插83幅戰圖的第一部實錄，上文已經敘述。康熙年間於修成《清太宗實錄》之後，鑑於原《太祖武皇帝實錄》體式不合規範，重新纂修，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月成書，按清太祖新議定的諡號題爲《太祖高皇帝實錄》，這是第二次纂修。

順治年間纂修《清太宗實錄》稿本之時，將入關前的《太祖實錄》分別抄寫了滿文、漢文、蒙古文三個無圖文本，這不屬於重修。雍正十二年十一月，清廷又對康熙年間修成的《太祖高皇帝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中人名、地名等譯音用字予以修訂，以與新修成的《清世祖實錄》一致，至乾隆四年（1739）完成，這也不是重修。

其次，關於清太宗朝實錄，順治六年（1649）正月詔修，然而次年底多爾袞逝世，轉年被議以“陰謀篡逆”大罪，實錄館總裁剛林等人捲入案件，纂修之事中止。順治九年（1652）正月，清廷再次組成實錄館，約順治十二年（1655）初，《清太宗實錄》稿本完成。此稿充滿粗俗、鄙俚的記述內容，體例也不大符合傳統的實錄規範，因此，清廷並不認可其書，令鄭親王濟爾哈朗校閱，不久濟爾哈朗去世，了無結果，遂與同時修成的清太宗“聖訓”一起被封存擱置。

康熙六年（1667）纂修《清世祖實錄》之時，仍欲同時校訂原《清太宗實錄》稿，但大臣初步校閱即上奏請旨，認爲舛誤極多，“似應重修”。於是待《清世祖實錄》告成之後，於康熙十二年（1673）八月開館重修《清太宗實錄》，康熙二十一年（1682）九月告成。雍正時又開始校訂人名、地名譯音用字，其進程與校訂《清太祖實錄》相同。順治朝所修太宗實錄之稿，清廷既未認可，不應算作成書，康熙時予以重新纂修，無可指摘。雍正、乾隆間的校改實錄內文字，不屬於重新纂修，《清太宗實錄》實際只在康熙朝修成一次而已。

第三，關於清世祖朝實錄，康熙六年（1667）七月開館纂修，但在纂修之中，存在康熙帝與鰲拜等守舊權臣的政治鬥爭。康熙八年（1669）五月，鰲拜被捕，原實錄館總裁班布爾善被處以絞刑。次月，重組實錄館纂修，於康熙十一年（1672）五月修成《清世祖實錄》144卷，合凡例、目錄共146卷。修纂成書，僅此一次。

清朝纂修前三朝實錄的歷程如此清晰，爲何世間學界卻異說紛紜？這是因爲康熙年間纂修三朝實錄時的不少草稿、初稿，被史官私下攜出或私下抄錄，流向民間，後輾轉倒賣，有些流入日本。現流傳的《清三朝實錄採要》等，皆系康熙時纂修實錄過程中的稿本或私抄，不應視作修成之書。早在20世紀30年代，學者方甦生以倖存的康熙朝滿文小本《太祖高皇帝實錄》（爲進呈御覽本，因存於他處免遭焚燬）對勘雍正、乾隆時校訂之本，發現載事上並無不同內容，因此不存在乾隆朝改修三朝實錄的問題。

而《清三朝實錄採要》之類的草稿之本，與定本的記事、文字存在出入，本不足爲奇，但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髮表了一個說法：“改實錄一事，遂爲清世日用飲食之恆事”，“清實錄爲常在推敲之中，欲改即改，並不似前朝修實錄之尊重，亦毫無存留信史之意”。此論甚爲偏頗，已有方甦生撰《清實錄修改問題》一文批駁，以充分證據指出：“清代實錄之修改，惟康熙朝爲甚，初被華風，不得不爾。雍乾而後，僅曾校訂，一經纂成，未聞修改也。”

然而孟森先生言論的影響頗大，加之民國時期的排滿貶清情緒，史學界多人遂將《清三朝實錄採要》等等視爲奇貨，凡定本實錄記述與之不同，就斥爲篡改、掩飾，認爲清三朝實錄多次重修、篡改，每種草稿都被當作篡改的證據。以訛傳訛，流播至今，使許多人對清實錄的可信度頗生顧慮。平心而論，清朝實錄根據檔案史料和多種文獻考覈篩選，基本執行了如實記史的原則，如雍正朝實錄記載年羹堯、隆科多等人事蹟，不因爲其人最終獲罪而隱瞞早前得寵的風光，近代史書未必能夠做得更好。康熙朝編纂的太祖實錄，不免將努爾哈赤的言論、諭旨過於文雅化，但其事則有滿文檔案中的記載爲據，並非憑空捏造。清朝實錄並非公開傳佈之書，是在宮中供皇帝閱讀，僅纂修大型史書時，史館可以調閱參考，一般大臣皆不能隨意閱覽，因此沒有必要過於隱諱和篡改。

這裡需要釐清的問題是：清代官方纂修實錄等書，未定稿之前是否有權修改？原人名、地名的翻譯用字，是否應當校訂統一？道理是十分淺顯的，任何撰述者都會如此行事。定本清太祖、太宗實錄刪去了早時一些俚俗、荒誕的記載，也無須大驚小怪，這是歷朝歷代慣常作法。被刪去的那些內容，除了可用於排滿、反清意識的談資之外，實在沒有什麼史料價值。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渲染清朝大肆竄改實錄，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盲目地捕風捉影，毫無意義。

四、研討清朝官方史學的學術拓展

研究清朝官方史學，是史學史內一箇中等的課題，它具有很大的探索空間，而且還具備很大的開拓領域。在探討清朝官方史學的基礎上予以學術拓展，前景壯觀。以此引爲中國史學史的深化研究，不失爲一條可行的治學途徑。

首先，對清朝官方史學的研究思路，可以推拓爲對整個中國古代史學史的研究，即在中國史學史研究中，將官方史學作爲一個與私家相對應的史學活動主體來考察，勢將取得中國史學史學科研究的新突破。深入研討清朝官方史學，官方與私家史學的互補、互動、又互有排抑的關係，就能夠較爲清晰地顯現出來，而這種關係是否適於清之前的各個朝代？答案是肯定的，雖然有的朝代不像清朝這般典型，但主要發展脈絡乃是大體一致。

中國傳統史學產生於西周季年官方連續性地記錄時事，春秋時期各個諸侯國都確立了官方記史制度。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私家著述興起，私修史也發展起來，至西漢司馬遷《史記》撰成，私家史學已經超越官方。東漢初期，漢明帝決定官修紀傳體本朝史，即不僅記史，而且纂修著述性的傳世史書，標誌官方與私家兩條相互聯繫的史學發展軌道形成，奠定了中國傳統史學的基礎，是中國史學連續性發展的根本原因。東漢以後，中國史學都是在官方與私家兩重活動主體的雙軌上前進，並因此而繁榮興盛。

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可以抓住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互動關係，作爲考察傳統史學發展的主線。以往的中國史學史論著也研討古代歷朝官方的修史活動，但這遠遠不夠，還應當給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對等的史學地位，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構成兩條相互聯繫的發展軌道，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獨到特點，以此思路探討中國傳統史學的內在動因與發展規律，中國古代史學史硏究的宏觀結構和具體結論都會出現很大的改觀，導致學科體系有所更新。

其次，將中國古代史學與古希臘、古羅馬的史學予以比較，中國史學中組織化、制度化的官方史學，就凸顯出獨有的特點。將中國傳統史學與受中國古典文化影響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史學比較，也會發現這些東亞國家的古代也都具有官方的修史活動。因此，在全球視野內作史學史比較研究，官方史學的或有或無，乃是一個焦點。中國傳統的官方史學具有特別的文化魅力，凡文化發展程度低於古代中國的地區與民族，都會仿從東漢以後官方修史活動，十六國、北朝政權以及日、韓、越王朝，均證明了這一點。西方不存在官方史學的情況下，史學產生的方式和發展機制，必與中國有異有同，認真深入地比較研究，有助於揭示歷史學產生和發展的規律性。

以上所述，皆是基於中國官方史學研討之後的學術拓展，只有將中國古代官方史學作爲一個特定史學主體與私家史學對等看待，考察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活動關係，才能發現中國史學發展的特殊機制。將之與缺少官方修史活動的西方史學比較，又可能開掘出一處別有洞天的學術領域。

信息採集：孫中奇

媒體編輯：劉書羽

文字編輯：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