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石先進：需重視我國新一輪外部失衡

過去幾年全球經濟運行受疫情大流行、美歐大通脹、俄烏戰爭等事件接二連三衝擊，國內新一輪製造業升級突破伴隨有效需求不足矛盾持續發酵，在此背景下我國外部順差失衡顯著反彈，多方面有關指標變動提示外部失衡出現新特點。在大國競爭關係持續演變背景下，疫情三年傳統貿易平衡領域相對平靜局面成爲過去，貿易失衡正在演變成爲影響我國外部發展環境的一個具有全局性的問題。本文基於相關數據梳理我國新一輪外部失衡表現特徵與內外多重原因，並從改革時代歷次順差不平衡的歷史角度討論當前形勢代表對外失衡新階段。

1、近年外貿不平衡結構特點

失衡特徵之一是總量失衡較溫和增長同時貨物貿易順差大幅擴張。經常賬戶順差佔GDP比例從2018年0.17%上升到2022年2.47%，2023年回落到1.41%，從數據看看僅屬於比較溫和的不平衡狀態，因而2023年IMF對外部門報告評估爲與經濟基本面要求的水平大體一致。從貨物貿易順差看增長幅度較大：從疫情前兩年4000多億美元增長到過去兩年的8000多億美元，佔GDP比率雖低於新世紀初年和2015年前後水平，然而也出現較爲顯著回升，2022和2023年分別達到4.67%和4.59%，整體貿易佔GDP比率值回升幅度更大。

失衡特徵之二是製成品順差擴大規模顯著超過初級品逆差擴大規模。我國貨物貿易中的製成品順差2021-2023的三年平均16993億美元，比疫情前三年的年均9490億美元增加了7503億美元，增幅爲79.1%。貨物貿易中的初級產品逆差2021-2023三年平均爲8869億美元，比疫情前三年的5375億美元增加了3493億美元，增幅爲39.4%。工業品近年的年均順差增量，是初級產品逆差增量指標的兩倍多，工業品順差增長幅度是初級品逆差增幅的兩倍。

從工業品貿易順差相對GDP比率與初級品逆差絕對值佔GDP比率的比較，也可見順差增長顯著高過逆差增加。我國工業品貿易順差相對GDP比率上升到10%上下，比2018年以來低點上升3個多百分點，達到2010年以來的最高值。我國初級品貿易逆差相對GDP比率絕對值從2016年2.95%增長到2023年5.14%，增長了2.19個百分點，目前比率值比2010年以後的最高值6.64%仍低1.5個百分點。

失衡特徵之三，高科技部門順差增量和增速都顯著超過傳統部門。近兩年製成品的高科技產品年均貿易順差爲8055億美元，比疫情前兩年平均3478億美元增加了4577億美元；製成品其它部門近兩年年均貿易順差爲9856，比疫情前兩年平均6285增加了3571億美元。高科技比非高科技行業順差增量高出1006億美元。去年僅“新三樣”產品出口就創造了近1500億美元，順差增量比疫情前增加了近1300億美元。

失衡特徵之四是順差區域構成顯著變化但美歐仍吸收我國絕大部分順差。近年我國對東盟、中亞五國、非洲順差佔比不同程度上升，對韓國、日本的逆差大幅收斂趨向於零，然而歐盟兩大經濟體仍是我國絕大部分順差的吸收對象。近兩年我國對美歐的貨物順差佔我國順差總額比例爲74.3%即接近四分之三，雖然與疫情前兩年美歐順差佔比超過100%比較已大幅下降，我國順差重心集中在兩大主要國際貨幣發行經濟體的格局沒有根本改變。與對美歐進出口佔我國進出口總額大約25%比較，其吸收順差佔比是貿易量佔比的三倍，順差強度最高。

失衡特徵之五是我國順差佔全球順差比重大幅提升或創新紀錄。2018年受中美貿易摩擦衝擊，我國貨物順差和工業品順差佔全球比重分別回落至17.5%和44.7%，然而此後在產業升級因素和新市場開拓措施促進下，我國外貿出口和順差逐步重拾增長勢頭。疫情期間防控隔離增加了全球對我國電子產品、醫療設備、防疫物資的進口需求，此外中國在電子商務、跨境電商等領域快速發展也爲出口創造新的增長點，甚至某些情況下貿易壁壘反而產生倒逼企業加快市場開拓與產業升級。2023年中國貨物順差佔全球比重上升到30.5%歷史較高位，我國製成品順差佔比達到63.5創紀錄水平。

2、新一輪失衡的內外根源

2023年9月我們在討論“”一文中，提到疫情期間全球經貿形勢發生的總體重要變化之一，是全球外部不平衡水平改變金融危機以後趨勢性回落走勢轉而出現顯著反彈。依據IMF“對外部門報告（ESR）2023”數據，全球不平衡即各國順差和逆差絕對值加總佔世界GDP比例，2006-2008年達到5%以上峰值，在金融危機後持續趨勢性回落，到2019年最低時下探2.9%低位，調減幅度在40%以上；2020-2022三年疫情期該指標連續回升，到2022年達到約4%，比三年前回升三分之一左右。近年我國順差增長是上述全球失衡幅度上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其具體成因，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分析考察。

一是疫情大流行衝擊下美歐重要貿易伙伴進口需求短期飆升拉動的結果。疫情期發達國家公衆大量轉向遠程或居家辦公模式，生活和出行方式改變派生對電腦、傢俱、交通工具等需求增長並推高進口需求。另外美西方國家疫情期經濟刺激措施包含向家庭個人大規模發放救助金，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長顯著超過供給能力從而導致進口需求。例如，美國與歐盟2021-2022年前後經歷了罕見進口飆升。我國工業製造能力總體具有較強比較優勢，另外在疫情期政策組合較爲重視維持供給端正常運營，在美西方進口需求飆升情況下我國出口增長較快。疫情衝擊因素的短期性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順差2022年達到峰值後2023年有所回落；不過由於其它趨勢性因素同時發生作用，去年順差仍顯著高於疫情前趨勢水平。

二是近年我國製造業產業轉型升級取得階段性突破，在中高端和新興部門形成新的組合市場優勢，通過出口增長與進口替代推高貿易順差。改開時代我國製造業爲主體的工業結構轉型升級大體經歷三階段演進：第一是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體制轉型推動原有國民經濟工業結構與國有工業重構，開放市場環境下輕紡、消費和加工製造能力快速發展。第二是從90年代前中期開始到2010年前後，工業化和城市化提速伴隨重工業大發展，產業鏈拓展推動我國在諸多工業領域發展到全球最大規模，資金和技術密集度有了顯著提升。第三階段是經過結構調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持續實施推進工業和製造業轉型升級政策，我國工業主流和先進能力開始提升到中高端，部門領域躋身前沿和個別領域領跑全球，例如在先進船舶製造、軌道交通裝備、石化基礎原材料、大型飛機和寬體客機、航天裝備、醫療器械、芯片研發製程、工業機器人等領域都取得不同程度階段性進步，新三樣由於在綠色轉型時代的特殊地位，成爲新一輪產業技術轉型升級突出代表。新一輪可貿易部門轉型升級突破與效率提升，通過中高端出口擴大與進口替代推高順差。

例如過去我國在石化基礎原料如乙烯等行業發展相對滯後，然而我國製造體系發達對石化原料需求較大因而進口依存度較高。新一輪產業轉型升級包括在相關領域技術和投資水平顯著提升，隨着“十三五”期間大化工投資項目密集上馬和供給能力提升，該部門貿易平衡形勢發生逆轉，數據顯示貨物貿易第5類“化學成品及有關產品”從疫情前兩年的年均逆差562億美元，快速轉變爲近年的順差部門，2022-2023年的年均順差346億美元。另外新三樣就是出口增長的突出代表：2023年總計出口金額1505億美元，扣掉進口幾十億美元，順差達到1400多億美元，順差規模比疫情前增長了1000多億美元。

2024年是截止6月數據

三是近年我國製造業投資觸底回升，在短期擴大內需抑制順差同時，長期通過提供更有效率產能的“供強效應”助推順差增長。數據顯示，上次四萬億投資增速達到峰值後，我國製造業投資多年增速回落，但是從2017年開始顯著回升，雖然2020年前後大幅回落，然而近年反彈和維持在較高水平。具體看，2017-2023年七年製造業投資年均增速6.3%，2021-23年三年平均增速達到9.7%。高速投資伴隨我國資本存量（“投資積累的資本存量”）快速增長，資本存量估計值2011年和2018年分別超過日本和美國，目前約爲美國的1.3倍。

製造業作爲最重要的可貿易部門，其投資擴張與本國產業國際市場競爭力及貿易平衡存在兩面關係。從當期開放經濟內外平衡關係看，國內投資擴張提速表示內需較快增長，給定國民總儲蓄等其它因素，有助於增加國內吸收因而減少貿易順差。另一方面從動態過程角度看，市場驅動的以民營企業爲主體的投資增長，體現經濟和產業動態演變環境下對新盈利機會的響應，從而提供產業技術升級的關鍵現實條件。投資項目完成後形成更高效率水平和國際競爭力的可貿易部門產能，通過促進出口增長和進口替代推高貿易順差。觀察近年情況，製造業投資推高貿易順差作用應更爲重要。

四是國內經濟“供強需弱”失衡的外部表現。我國經濟一段時期以來呈現供給能力擴張較爲強勁與需求增長偏弱並存的“供強需弱”態勢：經濟供給側無論是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傳統和新興製造業及工業部門，都整體表現出活躍的產業升級能力，並擁有比較充足強大的產能，彰顯我國經濟基本面優勢與樂觀前景。然而近年總需求增長持續偏弱，伴隨間歇性增長下行壓力，一般物價較低位運行，本幣實際匯率走弱，各類金融風險揮之不去，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問題。經濟運行呈現“好得很”與“難得很”並存的矛盾格局。

本文第一作者早先從幾個方面，從貿易失衡角度看更爲重要原因在於我國消費在經濟總量中佔比偏低，伴隨我國國民儲蓄率持續顯著偏高。數據顯示，我國人均GDP高於G20新興經濟體平均水平，但是國內消費佔GDP比例不僅大幅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G20新興經濟體平均水平，並且消費佔比近年還改變2010年以來緩慢上升態勢逆向回落。政府對社保體系財政支持力度有待提升，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協調對消費佔比偏低有一定解釋作用。出於產業政策目標與擴大內需維持宏觀平衡雙重考慮，政府近年通過各種方式持續追加國內投資，尤其是優先鼓勵中高端和新興製造業部門投資，這些投資對提升國內供給能力與可貿易部門競爭力取得積極效果，同時也增加了宏觀經濟內外失衡壓力。

五是近年我國實際匯率階段性較顯著貶值，通過價格因素調節出口和進口導致順差增長。主要由於兩方面原因：一是美歐等主要發達國家治理通脹超常加息，二是我國總需求不足背景下一般物價走勢偏弱。從BIS提供的人民幣名義有效和實際有效匯率，2022年7月到2023年7月名義有效匯率貶值7.2個百分點，到2024年5月貶4.5百分點。2022年7月到2023年7月實際有效匯率貶值14.3個百分點，到2024年5月也是貶14.4百分點，代表去20年的最大幅度實際貶值。第一階段實際貶幅是名義貶幅的兩倍，整個時期實際貶幅是名義貶幅的3.2倍，顯示總需求不足導致的前期匯率名義貶值7個百分點，整個時期實際有效匯率貶值10個百分點。右圖用外管局提供的人民幣對CFETS籃子貨幣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看，2022年3月到2023年7月名義有效匯率貶值10.3個百分點，到2024年5月貶6.8個百分點，名義貶值高於BIS數據，不過我國有關部門沒有提供實際匯率指數。

說明：上圖是BIS數據。下圖是SAFE的人民幣對CFETS籃子貨幣名義有效匯率數據。

3、順差失衡新階段及影響

從我國貨物貿易順差佔貨物出口和貿易總額佔比指標看，改革開放40多年大體出現六次順差的峰值，然而不同階段順差增長的具體原因與經濟含義很不相同。例如上世紀80-90年代三次順差增長，主要由於特定階段我國宏觀經濟出現短期總需求超常收縮所致：改革初期實行經濟調整八字方針，1989-90年以及90年代末多重原因抑制總需求，伴隨內需相對不足或總需求疲軟，推動出口較快增長或進口較大幅度收縮，派生貿易順差週期性跳升。上世紀80-90年代是我國體制轉型發展的初創階段，在宏觀經濟層面還經常面臨不同部門有效供給瓶頸，上述三次順差增長與新世紀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較快追趕、供給側競爭力提升背景下的持續順差失衡，其成因與影響存在實質性差異。

進入新世紀後幾次貿易順差佔比上升都不同程度體現外部順差失衡，然而具體觀察其成因仍有明顯差異。例如新世紀初年是比較典型的由供給側因素良性衝擊導致的外部失衡，並顯著推動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當時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整體上“易熱難冷”，信貸快速擴張與通脹壓力揮之不去，在利率和匯率等政策工具調整有所滯後背景下，出口顯著超過進口派生順差持續增長。這也是我國第一次出現年均增速超兩位數高增長背景下，可貿易部門生產率快速追趕推動出口超高速擴張並伴隨順差超預期擴張。2015年前後順差失衡雖然也有供給端生產率追趕因素作用，主要驅動力則是來自經濟需求端變化：十八大以後在三期疊加方針指導下主動實施結構調整措施，伴隨國內增長減速與吸收能力減弱，通過倒逼出口增加並伴隨進口下降出現順差大幅上升。近年新一輪順差失衡擴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消費等內需持續偏弱與生產供給端競爭力較強的雙重作用下，出現一種新型順差失衡。

根據本文初步觀察梳理，新型順差失衡的具體表現和內外影響呈現出一系列特點。首先是隨着我國經濟體量增加，貿易順差的絕對和相對規模都顯著提升，例如上述數據顯示近年貨物貿易順差達到8000億美元上下，比疫情前兩年低位水平接近翻倍，工業製品貿易順差近三年達到1.6-1.7萬億美元的創紀錄規模。另外我國貿易順差佔全球相同指標比例，或者大幅上升到歷史高位，或者創造了歷史新紀錄。

其次是與近年國內經濟的“供強需弱”內部不平衡格局具有直接聯繫。隨着我國近年製造業產業技術升級正在發生的突破性進展，我國貿易結構高度化顯著提升與順差分佈部門構成體現相應變化，近年我國新三樣出口與部門貿易順差規模井噴式增長，就是上述演變的突出體現。然而由於收入分配不平衡與公共資源投入方向長期特點等多方面複雜原因，我國消費增長偏弱和消費佔GDP比例偏低格局持續存在並在近年進一步加劇，房地產投資也因階段性政策調整原因大幅收縮，導致內需吸收能力持續偏弱並推高外部順差失衡。

另外是新型順差失衡帶來不同方向外部影響。上述“供強”顯示我國作爲“世界工廠”與全球供應鏈關鍵節點地位進一步加強提升，產業和貿易高度化提升使得我國供給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特殊優勢得到進一步彰顯；然而產業貿易結構升級也意味着我國出口重點部門與主要發達國家直接競爭面擴大，已經並將繼續引發相關貿易伙伴的保護主義政策反彈與爭端摩擦增加，成爲近來美歐學界和媒體渲染宣揚的所謂“中國第二次衝擊”的現實背景。在大國地緣政治關係緊張和美歐對華經貿政策的制度對手意識凸顯背景下，有效管理外部經貿爭端與穩定外部經貿環境，對我國開放大國經濟持續發展將具有越發重要的意義。

作者簡介：盧鋒，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校友學院發展基金講席教授石先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