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雜誌：千載蘭亭 百世典範
王羲之（三〇三年～三六一年），字逸少 東晉大臣 書法家，有“書聖”之稱。
王羲之（三〇三～三六一）兼善行、草、隸、楷諸體，皆臻其妙，各極其美。其一生創作了大量書法佳品，其中以《蘭亭序》最爲著名，文書兼美，被譽爲“天下第一行書”。
《蘭亭序》全篇三百二十四字，二十八行。前疏後密，前十行極爲疏朗，尤其前面三行，行間幾可走馬，從容嫺和，雅逸瀟灑。蓋因所述乃春朝臨流，蘭亭風光盡收眼底，人與大自然融爲一體，曲水流觴，飲酒賦詩，何等暢適。至後則文情漸深，探討宇宙人生至理，層層透闢。隨着感情的深沉，情緒上有迸發，行間漸密，字行亦隨之緊密，雖有修改字句，亦氣神和諧。通篇來看，文情並茂，字字精妙，筆法變化多端，取勢縱橫自如，風神飄逸，流麗瀟灑，剛柔相濟，和諧暢達；平和之中亦見奇縱，遒媚勁健，生機蓬勃。故歷代奉爲書學圭臬，影響極其廣泛而深遠。
據唐何延之（生卒不詳，七二二年仍在世）《蘭亭記》載，王羲之亦自珍愛寶重《蘭亭》墨跡，留付子孫傳掌至第七代孫智永（生卒年不詳，陳、隋間僧人）。智永圓寂後又傳與弟子辯才。入唐後，唐太宗（五九八～六四九）大規模搜訪王羲之書跡，尤其對《蘭亭序》千方百計搜求，由此誕生了膾炙人口的蕭翼賺蘭亭的故事，並有以此爲情節的《蕭翼賺蘭亭圖》流傳至今。唐太宗取得真跡後即命宮廷供奉搨書人趙模（六二七～六四九）、韓道政（生卒不詳，太宗時人）、馮承素（六一七～六七二）、諸葛貞（生卒不詳，太宗時人）各摹數本分賜皇子、諸王及近臣，以便之學習；又令書法名家歐陽詢（五五七～六四一）、虞世南（五五八～六三八）、褚遂良（五九六～六五九）等人的臨摹。唐太宗一生精研《蘭亭序》，從現藏於巴黎國立圖書館的唐太宗《溫泉銘》碑刻拓片可知其書法造詣極高，受《蘭亭序》影響很大。太宗故後，《蘭亭》真跡殉葬昭陵。唐代搨書人及書家摹臨本成爲體現後學探求、臨仿傳寫《蘭亭》書風特色的最爲重要的路徑。由於帝王的推崇，唐代書家多受羲之《蘭亭》書風影響。明代著名鑑藏家李日華（一五六五～一六三五）在《六硯齋筆記》中即評：“唐人書法俱從右軍《楔帖》中各自抽繹而成。如伯施（虞世南）得其朗潤，信本（歐陽詢）得其縝密，登善（褚遂良）得其婉逸，公權（柳公權）得其雄邁，泰和（李邕）得其超卓。”除了唐王朝政治經濟中心的仕宦階層外，《蘭亭》亦傳播並影響至西北邊陲地區的下層社會。
唐太宗李世民《溫泉銘》碑刻拓片，敦煌藏經洞出土，現藏巴黎國立圖書館。
兩宋時期，宋代大多數帝王均酷愛王羲之書法，北宋真宗（九六八～一〇二二）、仁宗（一〇一〇～一〇六三）、徽宗（一〇八二～一一三五）及南宋諸帝皆好《蘭亭序》。尤其宋高宗（一一〇七～一一八七）酷嗜《蘭亭》，日夜精研，“詳觀點畫，以至成誦”，進而贊之曰“右軍筆法，變化無窮。禊亭遺墨，行書之宗。”從其現存的《付岳飛敕書》看，整體佈局、筆法意態均具王羲之《蘭亭序》神韻，可知其研習之深，臨池甚力。宋高宗曾親自臨寫《蘭亭》，分賜皇子、大臣乃至后妃，又在禁中摹刻《蘭亭序》，以廣後學。此外，宋高宗還嚴格要求子輩們認真研習，甚至以是否認真學習《蘭亭序》決定皇權的繼承者。
宋高宗趙構《付岳飛敕書》，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帝王影響所及，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皆將《蘭亭序》視爲至寶，臨習《蘭亭序》與摹刻上石極爲流行。如，米芾（一〇五一～一一〇七）尊《蘭亭》爲“天下法書第一”；曾以王維《雪景》六幅、李後主（煜）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交換一件《蘭亭》，可見其求之若渴。米芾之子米友仁（一〇七四～一一五三）“平生之於《蘭亭》，嘗一日而百臨”；還曾作詩曰：“翰墨風流冠古今，鵝池誰不愛山陰；此書雖向昭陵朽，刻石尤能易萬金。”趙孟堅（一一九九～一二六四）舟翻落水危難之際仍不忘緊護《蘭亭》，自題“性命可輕，至寶是保”。男性之外，女性亦然。如，宋高宗的吳皇后“喜親翰墨，尤愛蘭亭”，陸鬆之（一一一五～一一七四）曾有詩讚之“內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深不凍，端爲寫蘭亭。”
宋 米芾《褚遂良摹蘭亭序跋贊》 1102年作 縱24釐米 橫47釐米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元代以後，《蘭亭序》在書壇的地位不斷提高，臨習者和拓本收藏者不斷增加。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一生研習二王書風不輟，尤其對《蘭亭序》的賞讀研習貫穿其生命始終，所臨《蘭亭序》數以百計。其終日癡迷於《蘭亭》，曾在一件《蘭亭》拓本上題跋十三次乃至十六次者，其中即包括了對後世影響至深的精闢書學論斷“書法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除趙孟頫外，俞和（一三〇七～一三八二）、康裡夒夒等書家對《蘭亭》亦有深入研習。
元 趙孟頫《臨蘭亭序卷》 縱27.4釐米，橫102釐米，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元 俞和《臨定武本蘭亭卷》（1360年） 縱26.7釐米，橫83.7釐米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明代承襲元代餘緒，對《蘭亭序》尤爲追慕。如，董其昌（一三五五～一六三六）稱譽其“章法爲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手所如，皆人法則。”有明一代，幾乎所有書法名家都臨寫過《蘭亭序》。如，祝允明（一四六一～一五二七）書《蘭亭》不下數本；文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九）晚年以臨習蘭亭爲樂；董其昌一生亦未間斷過對《蘭亭》的臨習，傳世的臨本有十餘件。此外，陳獻章（一四二八～一五〇〇）、文震孟（一五七四—一六三六）、韓道亨（生卒不詳，活躍於萬曆年間）、王鐸（一五九二～一六五二）、傅山（一六〇七～一六八四）、明末清初八大山人（一六二六～約一七〇五）等等亦都曾多次臨寫《蘭亭》。
元 趙孟頫《蘭亭十三跋》“火燒本” 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明 文徵明《臨書蘭亭序》（1558年） 縱29.2 橫120.5釐米 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明中期以後，私家刻帖興盛，《蘭亭序》刻入叢帖愈多，如文徵明《停雲館帖》、邢侗（一五五一—一六一二）《來禽館帖》、董其昌《戲鴻堂帖》、王肯堂（約一五五二～一六三八）《鬱岡齋帖》、馮銓（一五九六～一六七二）《快雪堂帖》等都刊刻有不同版本的《蘭亭》，《蘭亭》書法得到更廣泛傳播。
清代帝王，康熙（一六五四～一七二二）、雍正（一六七八～一七五三）、乾隆（一七一一～一七九九）均酷愛書法。乾隆皇帝多次臨寫《蘭亭序》，還不遺餘力地蒐羅有關《蘭亭序》和《蘭亭詩》的各種善本、刻本、摹本、臨本及歷代名家的題跋刻本，又遴選八種名本摹勒於石柱上，名之“蘭亭八柱”（現在北京故宮西側中山公園內），並精拓若干份，分賜近臣。文人學者亦多臨習。如錢泳臨有《蘭亭》百本以上，王文治臨寫《蘭亭》三十載等。
簡言之，《蘭亭序》其文其書爲帝王所鍾，文人所重，民間傳頌，歷代臨仿、摹刻不可勝數，啓發並滋養了其後中國曆代書家，其影響亦遠及朝鮮、日本、東南亞諸國，乃至歐洲。可以說，書史中，沒有任何一件書法作品如《蘭亭序》一般具有如此深廣之影響。
清 乾隆皇帝《臨蘭亭序冊》） 縱7.4釐米，橫5釐米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二、《蘭亭序》的重要傳本
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蘭亭》傳本甚多，而唐人與《蘭亭》的時代較之後世更近，又曾親睹原跡，故其時所摹搨、臨仿之作與《蘭亭》最爲近似。傳世的唐代《蘭亭》摹本大體可以分爲兩個體系，其一爲墨跡摹寫本系統，另一爲刻本系統。相較而言，刻本由於多次傳拓等原因在筆法、墨韻、行氣等方面不如墨跡摹寫本清晰。如元代奎章閣鑑書博士柯九思（一二九〇～一三四三）曾言：“今世學書者，但知守定武刻本之法，寧知繭紙龍跳虎臥之遺意哉？繭紙既不可復見，得見唐摹斯可矣。唐摹世亦艱得，得保茲卷，勝世傳石刻多矣。當有精於賞鑑以吾言爲然。”本文所取爲墨跡摹寫本系統。現世所公論，摹搨本以傳爲唐代馮承素摹本爲最善，臨寫本以傳爲褚遂良、虞世南的臨本最佳。
傳爲馮承素的摹本收藏曆唐、宋、元、明而至清宮，流傳有緒。卷前後有“神龍”半印二方，宋末元初著名鑑藏家郭天錫（一二二七～一三〇二）在該卷後跋文中考證該印爲唐中宗李顯之印，故其後亦稱“神龍本”。“神龍”印目前尚存疑議，待另行專題考證。此卷本幅上並無馮承素押署，因卷後有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題記：“唐中宗朝馮承素奉勒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禊帖”，遂名爲馮承素摹本。此卷後紙有宋至明二十家題跋和觀款，以及一百八十餘方鑑藏印，從中可推知此卷宋高宗時秘藏於內府，宋理宗朝景定年間（一二六〇～一二六四）賞賜駙馬都尉楊鎮。宋元交替時爲郭天錫訪得並珍藏。明初入內府，有洪武內府“司印”（全印爲“典禮紀察司印”）半印。正統年間流出內府，爲當時重臣楊士奇（一三六六～一四四四）庋藏。嘉靖時，爲湖州著名藏書家王濟（一四七四～一五四〇）寶藏，後又爲項元汴以五百五十金之重價收入囊中。明末清初，經骨董商陳定之手輾轉流入季寓庸家。此後歸入清內府，乾隆時重裝，刻入“蘭亭八柱”，列第三，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明汪砢玉《珊瑚網》、吳其貞《書畫記》，清卞永譽（一六五四～一七一二）《式古堂書畫匯考》、顧復《平生壯觀》、吳升《大觀錄》、阮元《石渠隨筆》、《石渠寶笈·續編》等書均有著錄。
此本爲雙勾廓填結合臨寫而成，極忠於原跡，毫芒轉折，纖微備盡：運筆遊絲牽連均細細摹出，若干筆畫中飛白、破鋒、叉筆、賊毫，甚至塗抹修改處，以及因原帖微損而有斷筆處，亦依樣摹出。而幾無勾勒描摹痕跡，自然生動，富有神彩。故歷來評者以爲最爲接近王羲之真跡。如，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郭天錫購得此卷，驚喜萬分，評之：“字法秀逸，墨彩豔發，奇麗超絕，動心駭目。”並認爲“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搨書人直弘文館馮承素等奉聖旨於蘭亭真跡上雙鉤所摹。……真跡入昭陵，搨本中擇其絕肖似者秘之內府，此本乃是，餘皆分賜皇太子、諸王。中宗是文皇帝孫，內殿所秘，信爲最善本，宜切近真也。”無怪乎明末骨董商陳定曾以該本假冒真跡，高價售以當時吏部主事季庸寓。可見，此本確是“宜切近真”！
恩師徐邦達先生曾將此本細節考之文獻：“本帖點劃種種特點，與米芾所論蘇太簡家第二本相同的，計有：‘長’字的捺筆，鉤回筆鋒，雖不曾直至起筆處，但確有一鉤迴帶；‘蹔’字中的‘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均見《書史》），完全一樣。”並與其他各本進行比對：“此外還有好多字具特異之點，與一般墨本、石本不同的，如‘暮’字中間‘日’字末劃與長劃中部合併。‘蘭’字‘門’字的右旁，顯然看出筆絲完全牽連……‘清流激湍’的‘激’字，中間原應是上‘白’下方，本帖確是如此未變。其它各本大都改成一個‘身’字，顯系臨仿或翻摹僞訛所致。‘和暢’的‘和’字，右口下方作二劃成‘曰’樣，相系當時草稿筆誤，未予改正。其它各本，有的以意改成一粗劃，大爲醜陋，亦有意作普通的口字，或又作一斜點，或在口中加一點。……”並指出：“以上各種特點，我以爲可能大都是保留原帖中的原樣而仿摹下來，不能是憑空胡造的，所以它有一定的‘存真’的優點，高於傳世各種其它摹刻本。”
(傳）唐 馮承素摹《蘭亭序》局部。
啓功先生亦曾言及“所謂摹搨的，是以傳真爲目的。必要點畫位置、筆法使轉以及墨色濃淡、破鋒賊毫，一一具備……今存《蘭亭帖》唐摹諸本中，只有神龍半印本足以當得起。”“這一卷的行款，前四行間隔頗疏，中間稱勻，末五行最密，但是帖尾本來並非沒有餘紙，可知不是因爲摹寫所用的紙短，而是王羲之的原稿紙短，而是王羲之的原稿紙短……不但筆法存原形，並且行式也保存了超草的常態……從摹本的忠實程度方面來看，神龍本既然這樣精密，可知它距離原本當不甚遠。”
傳爲虞世南的摹本現亦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卷首有清代大鑒藏家樑清標（一六二〇～一六九一）書題簽“唐虞永興臨禊帖”。卷中有元代天曆內府藏印，故亦稱“天曆本”。卷中有宋、明、清諸家題跋、觀款十七則，鈐印一百零四方，另有半印五方。從鑑藏印和諸家題跋觀款可知此卷歷經南宋高宗內府、元天曆內府、明楊士述（生卒不詳）、吳治（生卒不詳，活躍於明中後期）、董其昌、茅止（生生卒不詳，活躍於晚明）、楊宛（？～一六四四）、馮銓（一五九六～一六七二），清樑清標、安岐（一六八三～一七四六）、乾隆內府等處收藏。曾著錄於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張醜《真跡日錄》、《南陽法書表》、汪砢玉《珊瑚網書錄》，清吳升《大觀錄》、安岐《墨綠匯觀》、阮元《石渠隨筆》及《石渠寶笈·續編》等書。清乾隆時刻入“蘭亭八柱”，列爲第一。此卷與傳爲馮承素的摹本相較，點畫較爲圓轉，少銳利筆鋒，墨色清淡，氣息古穆和厚。
(傳）唐 褚遂良摹《蘭亭序》 縱24釐米，橫88.5釐米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傳爲褚遂良摹《蘭亭序》卷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此卷卷前有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書題簽“褚摹王羲之蘭亭帖”，故簡稱爲“褚摹蘭亭”。全卷有宋、元、明諸家題跋或觀款，鑑藏印記二百一十五方，又半印4方。從鑑藏印和諸家題跋觀款可推此卷大致經北宋滕中、南宋紹興內府、元趙孟頫、明浦江鄭氏、項元汴、項聖謨（一五九七～一六五八）、清卞永譽（一六四五～一七一二）、安岐、乾隆內府遞藏。曾著錄於清顧復《平生壯觀》、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吳升《大觀錄》、安岐《墨緣匯觀》、阮元《石渠隨筆》、《石渠寶笈·續編》等書，清乾隆時刻入“蘭亭八柱”，列第二。此卷與傳爲馮承素及虞世南的摹本相較，筆畫較爲瘦硬方樸。
三、《蘭亭》研究與爭議
由於《蘭亭序》文書兼美，馳譽百代，臨仿摹刻衆多，從宋代開始，不少文人學者即圍繞《蘭亭序》的風格、技法、文本、美學特徵、版本流變、公私鑑藏、版本優劣、版本真僞考辨進行了研究和探討，也包括對《蘭亭序》和王羲之書法的藝術特色、思想內涵、歷史成就的評論；王羲之生平和軼事的解讀等。如桑世昌《蘭亭考》、姜夔《蘭亭考》、俞鬆《蘭亭續考》、元明陶宗儀《蘭亭諸刻考》、胡儼（一三六一～一四四三）《蘭亭諸本考》等。
然而，清中期以後，隨着北碑的大量出土，金石學及碑派書法的興起，作爲帖學典範的《蘭亭序》逐漸受到批評，對《蘭亭》的各種摹本、名家臨本、各類拓本之優劣的辨析則逐漸變成對《蘭亭》本身的質疑。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首倡南北書派論，開崇碑抑帖之風，並對《蘭亭》的真僞提出質疑。咸豐同治年間，包世臣（一七七五～一八五五）、何紹基（一七九九～一八七三）等繼之，甚至欲將真本《蘭亭》納入碑派範疇。光緒年間,康有爲（一八五八～一九二七）等依據碑學的評價標準對唐摹本《蘭亭》提出批評。李文田（一八三四～一八九五）則提出了三點質疑，甚有影響：其一，據南朝劉孝標（四六三～五二一）注《世說新語》“臨河序”，認爲《蘭亭序》題目爲後世僞託。其二，以劉孝標所錄“臨河序”字數與西晉石崇《金谷詩序》相類，而《蘭亭序》多出許多文字，認爲多出文字乃隋唐人所增。其三，以兩晉時期《爨寶子碑》、《爨龍顏碑》爲例，認爲王羲之書法應不脫隸意。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以郭沫若和高二適先生爲代表的質疑與肯定陣營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激烈論辯。質疑者主要承襲李文田之論並根據當時南京地區出土的王興之夫婦、謝鯤等數方東晉時代墓誌的書法皆隸書體而推想王羲之生活時代之書法當具隸意，而現存《蘭亭序》而無隸意帶楷行書筆意，推定《蘭亭序》爲僞。肯定者則通過比較《世說新語》所載其他篇章與原文推知“注家有增減前人文集之事”，繼而提出“臨河序”之文字當系由《蘭亭集序》原文刪節移易而來。同時，指出《蘭亭序》中不少文字並未脫離隸式。又引南朝羊欣《採古來能書人名》中所錄鍾繇擅三體，而三種書體各有區別，認爲刻於碑石的字體與平時公文、書信所用者蓋不相同，不可同一而論。雙方陣營各抒己見，據理力爭，轟動一時。七十年代後期，隨着馬鞍山磚石墓、亳縣曹氏墓誌磚等出土，又一批高質量的論文相繼發表，將相關問題的研討再次向前推進。九十年代後期，南京東郊出土《高崧墓誌》，志文俊秀，不少文字楷意濃厚，證明了六朝時期已有楷書行世，也爲考定《蘭亭集序》的真僞提供了新線索。此外，二十世紀以來，尤其是七、八十年代漢簡的大量出土在爲研究漢代書法提供豐富資料的同時，也從側面爲晉代書法研究提供了些許線索。從漢簡與漢碑的比較研究中，可以明顯看出碑碣鐫刻與日常書寫屬於兩種風格系統，兩種風格差異明顯且並行存在。故而以碑誌鐫刻文字來要求日常書寫的《蘭亭》，以碑證帖，頗爲牽強，有其侷限性。另外，從《集王聖教序》與現存《蘭亭序》的比較中，可以發現《聖教序》中選用了《蘭亭序》多字；近年出現於拍賣行的傳爲唐趙模《集王羲之千字文》中，亦有不少字與現存傳爲馮承素摹《蘭亭》極爲相似，這些都可作爲《蘭亭》真實性之旁證。《蘭亭》真僞研究已發展成爲蔚然大觀的“蘭亭學”，相關的種種探討與研究不斷引入更深更廣的領域，國內外學界都持續關注。
《蘭亭序》原跡雖已杳如黃鶴，而以唐太宗之高標與精於書道，其審美鑑賞能力定不弱，其監製下的臨拓勾摹複製之本，雖非真跡，其藝術價值仍不可低估。且自太宗之後，《蘭亭序》即以摹拓本等複製品形式流傳，已被歷代書學者認同。如元四家之一倪瓚（一三〇一～一三七四）曾言“蘭亭蠒紙，固不可得見。茍非唐世臨摹之多，後之人寧復窺其彷佛哉？”蘭亭真跡已不可得見，如果不是通過唐人臨摹，後人如何瞭解其書風面目？董其昌亦云“其真跡既奇絕，摹刻雖失真，亦各有所近，如得肉得骨之論。”摹拓本儘管爲後人所制，但一定程度上來說，還是反映了真跡的部分特色與韻味風采。從唐代諸家摹拓臨寫之跡中可以看到，《蘭亭》書風“中和”、典雅清逸、瀟灑暢達；筆法剛柔相濟，線條變化靈活，點畫左右映帶、攲斜疏密，字勢縱橫變化、錯落有致；相同多字寫法無一雷同，變化萬千；其筆法、結構、章法都達到了至善的程度，可謂是“技術”與“法”的完美結合。
《蘭亭》一序，高山景行，其文其書不僅乃書學高峰、後學良師，更業已成爲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之傑出代表與絕代典範，其中所蘊藉的中華哲思與文人精神、文人情懷也已然深入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裡，成爲中華民族和國家精神的象徵。《蘭亭序》具有跨越時空、超越國度之魅力與影響力。歷史上，《蘭亭序》曾經啓發並滋養了其後中國曆代書家，塑造了具有獨特氣度和神韻的中華兒女，並影響朝鮮、日本、東南亞諸國乃至歐洲。在當下，對《蘭亭序》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學習，對於新時期進一步傳承與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民族文化自信，促進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進一步交流互鑑亦都具有十分積極且重要的意義。
庚子深秋，訪會稽蘭亭曲水流觴處，觀蒼松偃竹、林亭幽謐、曲水輕波，頗爲慨然，故贅小文並數語於後：會稽難覓換鵝經，左江空嘆瘞鶴銘。千載悠悠黃河水，秋葉飄零憶蘭亭。是爲記。
王羲之（三〇三年～三六一年），字逸少 東晉大臣 書法家，有“書聖”之稱。
（作者：李虹霖，系中國國家畫院美術理論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