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建新：拍主旋律電影，鏡頭不能是“涼”的
■本報首席記者 王彥
在建黨百年的重大節點上，影片《1921》無疑是中國電影界高度聚焦的話題。百年大黨的初心怎麼拍，百年正青春的起點如何在正確史觀前提下化爲動人的故事？
拍主旋律電影，鏡頭不能是“涼”的——這是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主競賽單元評委會主席黃建新給出的答案。在昨天的金爵獎主席論壇上，他以新作《1921》爲例，分享了關於主旋律電影的創作心得：主旋律故事從來不是一個冰冷的百科詞條，它在遵循藝術規律的同時，創作者對自己的國家、民族抱之以何種主觀情感，又將幾分飽滿的心靈世界外化於影片創作的總和。心和鏡頭都足夠“熱”，主旋律電影思想性與藝術性兼得，可以做到。
黃建新透露，2016年，該片在上海市委宣傳部的牽頭下項目便啓動了，“我們想的不是應景之作，而是一部真正的好看的電影”。
爲什麼一羣年輕人創建的政黨，一箇中共一大召開時全國僅有50多名黨員的政黨，只用了28年時間就能改變中國……類似問題，當年拍《建黨偉業》時他就思考過。只是在那部從1911年武昌起義講述到1921年建黨的宏大史詩裡，人物內心世界何種模樣，尚來不及展開篇幅詳述。隨着時間推移，歷史研究變得越加翔實充分，許多新資料出現，這也讓創作者相信，從中能夠獲得新意。
《1921》的新意，即在人——百年前開天闢地的那羣人，他們救亡圖存的心靈原動力來自哪裡，他們與理想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知史先知人。黃建新開始重讀一大代表們的傳記：“讀得越多，越發現他們內在的豐富性。正是豐滿生動的人物，使得我們能拍出一部真正意義的故事片。”他不但自己讀，還給所有主創開書單。思路也越發清晰：不同於“編年史”的縱向敘事，《1921》從歷史“橫截面”切入，高度聚焦“1921”“上海”“中共一大召開”這三要素中的人。秉承“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故事裡有史實指向的絕不可撼動，史實資料的“斷點”中，纔是撐開戲劇魅力與張力的空間。
還原：站在偉大征程的起點，一次“必須”由上海完成的創作
《1921》成片近130分鐘，其中120分鐘的鏡頭都對準上海。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次“必須”由上海完成的創作。
鄭大聖記得，劇本初創階段，黃建新提了幾個關鍵性問題。其中有宏觀性的，爲什麼百年前的中國需要中國共產黨？爲什麼中國共產黨誕生在上海？也有關涉具體細節的，都知道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時，因爲巡捕房便衣的“敲門”被迫轉移到了嘉興南湖，可他爲什麼會找到望志路106號呢？
懷揣解題心理，劇本團隊一方面從史料中尋覓能搭建豐滿故事的新線索。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誕生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上海的黨史研究機構、上海檔案館、上海市歷史博物館、上海音像資料館等，便成了劇組反覆“求經”的必到之處；滬上黨史專家、城市歷史文化研究者，則被集體請來“摳”細節。
在上海音像資料館，一段視頻讓團隊如獲至寶。那是百年前的上生·新所，一小段視頻記錄着一羣人的夏日歡愉。“如果不是一箇中國人面孔的服務生短暫入畫，根本無從判斷那是在中國。”黃建新說，“百年前的中國上海，所有歡度夏天的都是洋人，只此一個畫面，我們就知道，爲什麼中國需要共產黨。”後來，這小段視頻演化成毛澤東在法租界看到法國人歡慶國慶的一幕，也由此觸發他在上海街頭奔忙的電影“名場面”。
站在中國共產黨偉大征程的起點，上海能給《1921》提供的，不僅是史料鉤沉，還有拍電影極爲看重的“還原”。在車墩，按照華東建築設計研究院原初的設計方案，一座以真材實料搭建的百年前上海石庫門風貌的“紅色搖籃羣落”建成了。孕育了早期黨組織的老漁陽裡、召開中共一大的樹德里、召開中共二大的輔德里、博文女校等建築，都按一比一落成。建築實景成全了電影運鏡、取景的自如空間。“電影的視覺起承轉合因此沒有躲避、沒有角度限制，能拍得自然有味道。”黃建新說，實景羣落也爲演員表演提供了呼吸感，人物穿梭在百年前的上海里弄，一個閃身躲避追蹤，或滿懷憧憬走進“陳獨秀的家”，一切都是一氣呵成的。
小到李達夫婦會請毛澤東的餐桌上該擺什麼樣的菜，大到在上海外灘拍出“巴黎街頭”的實景感，製片人任寧說，在上海相關部門的保障下，片方美術團隊、製片團隊只有一個目標——還原百年前真實的上海風貌，爲《1921》提供歷史沉浸感。
呈現：《1921》是2021年語境下，用電影的方式回眸1921
《1921》在上海國際電影節與首批觀衆見面後，片尾字幕走完，觀衆的掌聲響了許久。一名年輕人說：“原來那些活在課本里的偉人們，他們是那麼鮮活生動。”話傳到片方，大家如遇知己。黃建新想起一位學者的評價，“這部《1921》是2021年語境下的1921”。
從一開始，主創就很確定，《1921》是要用電影與觀衆溝通的，也要用電影讓今天的年輕人與百年前的同齡人對話。
“導演一直告誡我，要摘掉偉人標籤。”演員王仁君的表現，此次獲得了不少好評，他的表演準確把握了人物當年的青春心境。1921年的毛澤東，他的思想、主張，仍在成熟、成長過程中。因此，黃建新給王仁君提要求，要“眼裡帶着光”，在上海拜訪陳獨秀時，他是帶着學生姿態的；還要“跑起來有美感”，拍攝奔跑在上海街道的重頭戲，導演拿着網上搜羅來的視頻告訴演員，要帶着跨越、躍動感來跑，那不是逃離，而是一次奔赴，向着救亡圖存、向着未來理想的奔赴。
黃建新說，《1921》拍的是人物和他們的理想，所以他希望是帶有史詩感的。比如李達，他熬夜起草《共產黨綱領》，終於寫完，他興奮得跳出老虎窗，窗外朝暉滿天。比如毛澤東與劉仁靜的對話。白天會議上，這羣年輕人爭得面紅耳赤，入夜，劉仁靜問毛澤東：“分歧那麼大，明天還能不能通過？”毛澤東答得斬釘截鐵：“能！因爲我們的起點一樣，誓死推翻舊世界。僅此嗎？還因爲我們的理想也一樣，盼望着建立新中國，大家想要的人民作主的新中國！”
“我們希望《1921》能通過今天所有的電影手段完成詩意化，並用一種激情的詩意，讓今天的年輕人記住百年前的那羣人。”黃建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