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葡萄酒的“葉芝”
20年前，我第一次到愛爾蘭旅遊的時候還在大學裡當“新鮮人”，那時，葉芝對我而言是如此偉大，背誦他的詩也比喝酒來得痛快。但在大多數美國人眼裡，愛爾蘭是一個“美麗又大塊頭”的地方，是啊，一個用品脫來計量酒的地方能讓葡萄酒大行其道麼？
我的愛爾蘭處女遊要謝一個人，他就是Mitchell & Son酒公司的總監Peter Dunne。那時，我急需個導遊，而這個屬狗的青年要掙錢養家，我們通過大學裡的交流組織一拍即合。飛到都柏林後，他把我接到他家裡住，女主人Anne年輕貌美，待人熱情；小女主人Mary Elizabeth對我這個美國大姐姐也表示了好奇，就是他家的狗Cherry有些冷淡。
這氛圍夠友好的了，可我直到被邀與他們共進晚餐時才完全放鬆下來，不光是因爲我們相談甚歡，更多依賴於Anne的韭菜鱸魚和Peter打開的葡萄酒誘人：德國的雷司令、勃艮第的頭等苑、普通波爾多和加州的酒。喝口家鄉酒讓人在異鄉也不覺得孤單，可這酒之難喝又讓我臉上無光，這也難怪，據說當時能在愛爾蘭市場上最好的美國酒不過Paul Masson的夏布利罷了。
我們大談葡萄酒，確切地說是他說我聽。後來，他帶我參觀了Mitchell & Son這家有200多年曆史的酒公司，由於離着愛爾蘭政府辦公的地方非常近，所以他家的客戶不乏政客，其中也包括首相大人。這些官員甚至到Mitchell的酒吧用午餐，Peter在這兒見過的最大牌是丘吉爾的孫女。
Peter不愧是葉芝的老鄉，他講起葡萄酒來詩情畫意一般，從不會直接拎出什麼“果味”、“橡木桶”、“單寧”或是“利潤”之類俗不可耐的字眼兒，在他看來，葡萄酒已經超脫商業、超脫科技……成爲了一門藝術。誰不願意成爲藝術的一部分呢？反正我當時動了心思，另一方面，我也承認記住整箱購買的折扣更容易些。
帶着對葡萄酒的無限遐想，我回到了紐約。大學畢業後，幾經職業上的輾轉，我終於成爲了一名有機會像Peter那樣描繪葡萄酒的人，這期間，我不時與他飛鴿傳書，他也時常邀請我重返都柏林，到他家裡吃飯。我當然不會拒絕，只不過，推遲了20年，而且這次不能再住他家了，因爲Mar y一下子多出了3個兄弟姐妹，容不下我這個客人了。
我在Merrion酒店開了房間，恰巧這裡離Mitchell & Son僅一個街區的距離。都柏林比我上次來的時候繁華了許多，這家老牌酒公司的生意也是如此，熱鬧的葡萄酒酒吧和酒屋好像是最沉不住氣的證人。還有就是Peter夫婦，他們在都柏林的郊外置了幢高端度假屋，看來是沒少拿提成啊。
Peter家的晚宴比上次有面子多了，Anne不再下廚，改由當地名廚Bruno來“唱堂會”，客人也不止當時那麼一個寒酸的美國女學生，來自聖達米倫的酒莊主們帶着太太可是給足了Peter面子。自然，這頓晚宴的用酒也來自這個波爾多產區，年份以暗淡的1997年爲主。我看這並沒有影響大家的心情，要換做紐約，同樣的賓客們恐怕早就問候主人的親戚了，但在都柏林，彷彿人們更在意的是聚會本身。
這次喝的酒全部選取Double Magnums的Size，我乾脆叫它們“Doublin Magnums”，可想而知，這大傢伙像無底一樣，把我們一大羣人全部拿下，我乾脆藉着酒勁兒向大家透露Peter是我的葡萄酒“教父”。他對我這麼一個“少女”的表白似乎毫不激動，緩緩地拿出一本當地雜誌，上面介紹了一個叫Erik的葡萄酒酒吧業主，他在接受採訪時也說Peter給了他很大啓發。Peter都快成整個都柏林的“葡萄酒教父”了。
轉天，我和Peter酒醒後一本正經地談起了酒，和上次一樣，他講我聽。我關心的是這20年來的變化，他的回答是：“很多東西都變了，但Mitchell沒有變，我們做的不是葡萄酒生意，而是將釀酒的人與喝酒的人聯繫起來，一起實現他們的夢想，那就是完美的葡萄酒。顯然，我們是最好的橋樑和顧問。”我百分之百相信他，因爲，他幾乎認識每一個在都柏林酒圈混的人，無論是經營酒吧的Erik，還是剛剛自己在網上買酒的年輕人，他們對Peter無不充滿了敬仰。
“那我呢？”我對他的答案也是充滿信心呢。
“你……”Peter顯然被這個問題將了一軍，“我記得當時我故意帶來一瓶Corked的美國酒給你喝，想試一下你的反應。”
“我怎麼說的？”我真怕丟人啊。
“你發現了酒有問題，恭喜你。”
謝天謝地！
在Peter夫婦爲我準備的餞行晚餐上，他特意選了瓶1966年的Chateau Pontet-Canet，這是他第一個參觀的酒莊。說實話，這酒已經過了適飲期，Peter沒有說，我更不會煞了風景，因爲在都柏林，朋友在一起纔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