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延: 活着不易，所以需要“小紅花”鼓勵
自言是悲觀主義者的韓延導演很早就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他的電影與“生死”密切相關。
在2019年和2020年期間，韓延有親人接連與癌症進行抗爭，加上2020年特殊的全民經歷，使得他對於生命的審視無法再等待。於是，2020年6月11日，韓延的新片《送你一朵小紅花》開機拍攝。
2020年，“珍惜”是一種帶着痛感的領悟，12月31日上映的《送你一朵小紅花》似乎在獎勵着這一年所有積極生活着的你我。
在影片中，觀衆彷彿重新感受了2020年的迷茫與領悟。青春年少的韋一航因爲有可能時刻會復發的癌症，每天都在恐懼與消極中度過，“喪”成爲他生活的基調。但樂觀的抗癌少女馬小遠的出現，照亮了頹靡暗淡的他。韋一航才明白，認真地活過生命中每一秒鐘就是在給自己最愛的人、身邊的親人，甚至這個世界傳遞一份力量。
正因爲這種影像的力量對於現實的注入，《送你一朵小紅花》票房目前已經突破10億，成爲今年第一部票房過10億的電影。韓延用自己對生活的善意向每位觀衆送出一朵小紅花，“活着，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我們都需要一朵小紅花的獎勵，因爲這種激勵會讓我們變得越來越好。”
票房表現出乎意料又彷彿情理之中
《送你一朵小紅花》成爲今年元旦檔最熱的電影，韓延卻只在影片上映之初，接受宣傳任務時轉發了一下關於影片的微博，剩下的時間就是在家看看書、陪陪孩子。於他而言，電影上映之後，自己就要“從創作中抽離出來”，所以，他也不會看網上的影評，因爲“我覺得那些內容如果看多了，會特別影響今後的創作方向”。
對於《送你一朵小紅花》的票房表現，韓延坦承有些出乎意料，“我一開始對於‘小紅花’的市場沒有很高期待，之前拍《滾蛋吧！腫瘤君》時，我感覺到其實很多觀衆對於講述癌症題材是有所迴避的，所以，我對‘小紅花’的票房沒有預判。”
《送你一朵小紅花》是韓延“生命三部曲”的第二部，癌症少年韋一航敏感又脆弱，壓抑又封閉，以“喪”的方式躲避與外界的交流。直到遇到另外一個同樣患癌的女孩馬小遠，在馬小遠積極樂觀的態度影響下，也開始變得主動、敞開心扉，並得到了象徵希望的“小紅花”。
這部有些“喪”的催淚影片能在賀歲檔取得這麼好的票房，韓延現在分析，“可能是因爲2020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大家都對生命有很多思考，不再像《滾蛋吧！腫瘤君》那時那麼逃避了。另外，電影上映時趕上跨年的節點，‘小紅花’跟大家告別2020年的情緒有些吻合，所以，這些原因把預售的票房拉得比較高。”
拍攝《送你一朵小紅花》的想法在韓延拍《滾蛋吧！腫瘤君》的時候就有了，“《滾蛋吧！腫瘤君》根據熊頓的故事改編，因爲篇幅有限，我們有很多的空間展不開。比如說，熊頓跟他父母的關係沒有表達出來很可惜，當時就醞釀是否可以做偏重於家庭半徑的作品，繼續這一主題的表達。”
有了拍攝“生命三部曲”的計劃，但直至2020年才拍攝《送你一朵小紅花》，是因爲韓延覺得自己的積累還不夠，“我覺得這種影片的拍攝難點不是技術，而是這幾年生活閱歷和積累，給你一層層地添磚加瓦，讓你內心特別飽滿，才能去拍這樣的題材。我覺得疫情有點像強壓式地把心裡的東西給填滿了。本來我覺得還可以再沉浸個一年半載再拍，但因爲疫情加速了。”
“我們科技現在這麼發達，但出現一個我們看不到的病毒，就讓整個世界停擺了，這個事給我衝擊特別大。在這種情緒下，人類面對生死的心理，是之前我一直想表達主題中的一部分，我就加快了進度，把‘小紅花’拍了。”
疾病是人類最現實的考驗
任何人迴避不了
韓延在20歲的時候，和同齡人一起談論着實現夢想有多麼不容易，可是隨着年齡增長，他覺得最不容易的事兒就是活着，“我們先別談那些形而上的夢想，沒有人活着是容易的。每天走出門都看到每個人爲了活着，用盡了渾身的解數，更別說那些生了病的人。病是人類社會裡最特殊的一個存在，你迴避不了。”
但物理的痛不是韓延想表達的核心，在韓延看來，科學家、醫學家負責解決物理疼痛、解決肉體問題，而藝術從業者應該負責解決靈魂問題，這就是韓延拍攝《送你一朵小紅花》的初衷。
“因爲隨着科技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身體的疼痛，我們慢慢都會找到方式去緩解。但是人有一種痛，就是失去的痛苦，令人動容。”所以，觸動韓延內心的是人們應該如何去面對失去，“‘小紅花’在講我們留下的人應該怎麼面對失去。韋一航的父母就用自己的方式給了孩子一個答案，來鼓勵他的孩子去珍惜每一分每一秒，這是我想象中很理想化的一個狀態。我之所以拍這樣一部電影，其實就是想告訴這個男孩，你不要等失去了再去改變，改變這個事兒沒有早晚，當下最重要，不要去等。”
好電影能帶給觀衆一些感受、反思
而不是純娛樂
《送你一朵小紅花》中，馬小遠5歲時就大把吃藥，可是她愛張羅、愛攬事兒，活得勇敢無畏；韋一航的父母擔心隨時會失去兒子，但是他們依然每天活力滿滿，讓兒子看到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希望。
韓延想讓觀衆在看影片後理解爲什麼要積極地活着，積極活着的目的是什麼，“無論你是像韋一航那樣，覺得上天就是針對自己的那種人，還是馬小遠那樣一直用積極樂觀化解一切的人，又或者你是這兩個孩子家長的身份，我都希望你能從這個電影裡面得到一個信息，就是好好活着。”
生命誠可貴，在韓延看來，能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賜了，當你主動邁出那一步，積極地去開始生活，你會發現生活中處處充滿了獎勵，“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小紅花’本意就是一種獎勵和鼓勵，而從我自己的角度上來講，它是一種善意，可以代表的東西非常多：它可以是一個陌生人或者熟悉的人，或者是親人、朋友，甚至是愛人之間建立的一種理解和溝通。從廣義上來說，它可以變成整個世界，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那個潤滑劑。”
在電影中給觀衆以啓發、鼓勵，也是韓延心中好電影的標準，“我心中的好電影首先不是純娛樂性的，不說讓我心靈上受到震撼吧，也要能稍微帶給我一些思考和一些感受，哪怕是心理上非常小的波動。如果一個純娛樂的電影，我看完再爽，心情再舒暢，也不是我對好電影的定義。我認爲好電影在敘事流暢和技術指標都很完美的情況下，還能帶給觀衆一些思考，給觀衆一些反思，或者是一些直觀感受上的東西。”
談及“生命三部曲”的第三部，韓延透露原本想再積累一段時間，但在拍《送你一朵小紅花》的過程中，今年的特殊情況和大家的情緒令他有所啓發，“第三部可能也會加快。我會把‘小紅花’裡面沒有機會表達得特別透的一些內容拎出來，延續着去做下一部的表達。目前還沒到劇本創作階段，支離破碎的一些想法正在整理中。”
拍戲的時候說得最多的兩字就是自然
雖然和《送你一朵小紅花》的“緣分”已經結束，但是“小紅花”對韓延而言是一部特別的電影，“我每次拍完電影，特別是當電影上映的時候，我就能知道這個電影給我留下了什麼遺憾，今後需要怎麼去彌補，但‘小紅花’沒有給我這種感覺，不但沒有遺憾，有些東西甚至是超出我的想象。”
甚至於，韓延說他能感受到拍攝《送你一朵小紅花》的運氣，“朱媛媛、高亞麟和易烊千璽組成一家人就是我的一個‘運氣’，他們三個人在一塊兒的時候，不光臉像，氣質、說話的方式，包括一些行爲舉止都很像。朱媛媛和高亞麟都是很有經驗的演員，他們會跟易烊千璽互動，主動去聊天，而且他們也真的喜歡這個角色，喜歡劇本。演員的主動性上來了，他們自己就會把人物關係處理得特別自然，特別舒服。”
易烊千璽和劉浩存，一位憑藉《少年的你》被視爲“未來可期”，一位是新任“謀女郎”，兩人可謂是超高起點，令人驚喜的是，兩人在《送你一朵小紅花》中繼續保持了自然穩定的表演，爲影片的成功做出了貢獻。
談到如何選中易烊千璽和劉浩存這兩位00後演員，韓延介紹說，他是在一次活動上碰見了易烊千璽，那時的千璽已經拍完了《少年的你》，但還沒上映，“我也沒跟他說話，就遠遠地觀察他，發現他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樣。他很安靜，自己一直在角落裡面呆着，很沉靜成熟的樣子。他看完《送你一朵小紅花》劇本後，很喜歡韋一航這個角色，我那會兒也沒有明確地說要什麼時候拍，就和他說：‘這個電影我肯定會接着弄，你接着想，如果你還一直對韋一航有感覺，我們就一塊兒來拍這部電影。’之後，我們偶爾碰一碰、一塊兒吃個飯聊聊天。”
選擇劉浩存是因爲韓延看到了一張她在《一秒鐘》裡的劇照：“她像小乞丐一樣，但那個眼神我就覺得特別對，我就跟張藝謀工作室聯繫了，說我能見一下這個小姑娘嗎？我第一次見浩存的時候，她很小，一直低着頭，也不說話。等我要開始拍‘小紅花’的時候，已經一兩年過去了，她正在拍《懸崖之上》，她長大了，也能溝通交流了，之前真的是像個學生一樣，也不敢說話，特別靦腆。”
執導《送你一朵小紅花》對韓延而言可謂駕輕就熟，“在創作上其實對於我的挑戰並不是那麼大，難點沒有那麼多，我想把細節拍得更細，更有質感，我覺得這是擺在我面前的唯一難題。我拍戲的時候說得最多的兩字就是自然。我沒有更高的要求，沒有別的要求，只是要求更自然一點。我們把所有不自然的東西都剔掉。”
如何去掉易烊千璽和劉浩存身上的光環，而像平常人家的兩個普通孩子，也是韓延所追求的影片“質感”。“浩存和千璽都會跳舞，他倆往那兒一站，你就感覺氣質非凡，不是那種普通孩子的狀態。所以，他們的肢體語言、氣質需要調整，包括對於角色的理解，也花了一些心思。”
“我這個人，走路喜歡挨邊走，坐公交，我必須縮在最後一排。我不想跟任何人產生聯繫，我怕我剛把真心掏出來，我就死了……”這是易烊千璽扮演的韋一航在雨中對馬小遠說的一句話，這場雨中表白也是全片最爲打動人的情節之一，是易烊千璽演技的一個“高光表現”，也是韓延認爲的《小紅花》不但沒有遺憾，甚至還超出他想象的地方，“他當時在雨中瞬間迸發出來的情緒，我覺得那是不可複製的，我覺得那個東西特別珍貴。”
拍這類題材是我自己也需要
韓延說自己是悲觀主義者，所以如果他生病，會像韋一航一樣，“肯定特別頹”，也正因此，他纔會被熊頓、馬小遠這樣樂觀積極的狀態吸引，“這是我身上特別缺的一個東西，所以，我在電影裡想把積極的生活態度，表達給觀衆，也表達給自己，鼓勵自己。”
《送你一朵小紅花》可以說是韓延哭着拍完的，“淚點非常多，比如說父子和好的那場戲，比如岳雲鵬扮演的吳曉昧在天台上說他愛人自殺那場戲，還有那個小女孩的爸爸在醫院門口吃盒飯的戲份都讓我拍攝時很感動。我覺得這也是一種互補，如果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可能也不會去拍這種題材。對於我而言，我需要這種題材來告訴我活着的一些動力或者是些道理，正是因爲我需要，所以，我假設可能還有人跟我一樣需要，我纔會拍這個題材。”
《送你一朵小紅花》中淚點很多，但是由於平行時空這一元素的加入，淡化了影片的悲傷氛圍，讓影片略顯寫實的題材增添一絲浪漫的想象。韓延表示，其實自己一開始對平行時空這個設置還有點抗拒，“平行時空的想法是編劇給我的，我一開始覺得這個想法有點浪漫主義，或者是有點完美主義了。但是，後來我也在反思，因爲我覺得每次創作都是需要往前走一步，如果說這個概念我能夠理解，能夠感受到其中的力量，也許我的創作和我對美學的認知又往前走了一步。於是，我就試着去拍，我在拍的時候還沒有什麼明顯的感覺，但拍完再看，我開始慢慢明白了，平行時空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講，其實是個出口，是想象的一個可能性，其實我倒沒有考慮說是不是因爲結尾會太過悲傷，我只是覺得那是編劇給了一個可以想象的出口。”
《滾蛋吧！腫瘤君》和《送你一朵小紅花》都在這一沉重題材中加入了很多輕鬆幽默的因素，韓延表示，並非出於迎合觀衆、考慮市場而設置，“熊頓本人就是一個特別幽默的人，片中的那些喜劇化情節不是我們編造出來的，我們去拍她的故事，就回避不了她身上幽默的部分。‘小紅花’也沒有刻意地去爲了搞笑而搞笑，就是把生活裡面一些有趣的東西搬出來，真實地復刻。”
藝術來源於生活，電影質感離不開生活這塊土壤，而《送你一朵小紅花》中令觀衆產生強烈共鳴的生活化的趣味，很大程度上是韓延平時對於世間百態的觀察，“我們在做人物的時候，還是得把很多生活裡質感的東西處理好，讓人物跟觀衆的距離儘量貼近，才能去展開整個類型片的故事和矛盾衝突，讓觀衆感覺到整個電影彷彿是從自己的世界裡自然生髮出來的。”“你去觀察每個人，包括街上那些陌生人，我覺得對這種觀察多了之後，就會形成一種記憶。我在寫文本或者拍電影的時候，就會把記憶當成一個模板，希望能把它復刻出來。”
所以，在生活的土壤中才能生長出有質感的“小紅花”，才能培育出啓迪人心的好故事好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