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看世界》高市早苗爲何會敗選？從日本女性從政困境說起（高梓菁）

石破茂（右）9月27日當選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與高市早苗（左）等衆候選人高舉雙手慶祝。（美聯社）

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落幕，長年「陪跑王」石破茂經過兩輪選舉，最終實現「逆風翻盤」，成爲日本自民黨新總裁，也意味着石破茂將成爲日本新首相。而石破茂在此次競選中最大的挑戰對手是高市早苗。首輪領先的高市早苗，在第二輪投票中敗北，與「日本第一位女首相」擦肩而過，除去其本人較爲偏激的從政理念，以及黨內派閥鬥爭等因素外，日本女性從政難依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一、在世界發達國家中日本政治領域的性別平等仍落後

2023年6月，瑞士智庫「世界經濟論壇」發佈了最新版「性別差距指數」報告，該報告顯示了世界各國的性別差距。日本的總體排名在146個國家中跌至125位，爲2006年該調查啓動以來的對低位，特別是在政治領域跌至138位，這表明日本在政治上的性別平等仍然落後於世界其他國家。

在該報告中，政治領域的得分是根據國會議員（衆議院議員）的男女比例「「內閣部長的男女比例」「內閣大臣的男女比例」這三個專案來確定的。以及「過去50年擔任總理的男女比例」。分數範圍從0到1，數位越低表明性別差異越大。日本的政治得分爲0.057，排名第138位。這一分數低於平均分（0.684），是發達國家中最低的，遠遠落後於政治領域排名第一的冰島（0.901）。衆議院中女性議員的比例約爲10%。4月份補選後的最新百分比（截至2023年5月）爲464人中的48人。雖然不計入分數計算，但參議院247名議員中，有66名。20名部長中只有2名是女性。更重要的是，過去50年在任領導人的男女比例爲零，因爲沒有女首相。

從日本國內情況來看，截至2024年5月，日本衆議院女性議員數爲51人，比例約爲11%，參議院女性議員數爲65人，比例爲26.4%。2022年7月舉行的參議院選舉中，候選人與獲勝者的比例均爲歷年來最高，意味着議會中女性議員的數量似乎正在逐漸增加。1946年，日本誕生第一位女性議會議員。當時，女性議員有39名，佔衆議院席位的8.4%。從那時起直到平成時代初期，這一比例在50年的時間裡一直保持在5%以下，最約10年前開始接近10%。因此，與戰後相比，情況可以說有所好轉。然而，即使到了2024年，女性在衆議院中的比例仍然保持在10%左右。這意味着，從戰後到現在，日本女性議員的數量並未有顯著的變化。

就競選女領導人而言，迄今爲止競選過自民黨總裁選舉的女性有小池百合子、野田聖子、高市早苗、上川陽子。且在今年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高市早苗獲得較高的支援，在首輪投票中領先，意味着在日本女性從政現狀有一定改善，但最終依然敗北，說明日本政治高層仍未做好迎接「女首相「的準備，日本女性從政依然面臨諸多困境。

二、日本女性從政困境

據日本內閣府近年做的一項調查現實，日本女性從政困境面臨諸多客觀困境，一是難以獲得身邊人支持。通常，日本男性競選公職時，其妻子通常會幫助他競選。 但當女性競選公職時，其丈夫很難才從工作日程中抽出時間來說明她競選；二是競選成本和日本性別收入差距。在日本，參加政治選舉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來支撐競選活動。保證金金額根據選舉類型有所不同，衆議院單席選區爲300萬日元，縣議會爲60萬日元，町村議會爲15萬日元。如果收到票數少於「有效選票總數除以該選區議員人數的1/10」，或候選人中途拒絕參選，保證金將不予退回或全額沒收。

在日本社會，男女收入的差距，以及選舉所涉及的費用，包括保證金制度，都是女性競選公職的障礙。三是女性選舉成功率較低。2021年衆議院選舉中，186名女性候選人中有45名當選，勝率爲24%，相比之下，男性候選人有865名420名當選，成功率爲49%，民衆對「政治是男人的」舊價值觀仍爲普遍意識。四是女性從政容易受到騷擾。 內閣府2020年進行的調查現實，女性地方議員約60%左右受到不同程度的受過某種形式的騷擾；五是日本政壇的男性主導格局。日本政治以政黨爲中心，不少人認爲政黨內已經形成了男性主導的權力結構，導致女性候選人很難獲得提名。

此外，日本選民對政客依然存在性別的刻板印象。 據2022年2月，日本讀賣新聞及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聯合進行的民意調查可知，當被問及「爲何女性議員人數較少」時，有57%的受訪者認爲，「政治是男人的事」。排在第二名的是「因爲社會上存在對女性的歧視和騷擾」（47%），第三名是「能夠充當榜樣的女性政治家並不多」（40%），其次是「女性在家庭中發揮着重要作用」（39%），「想成爲議員的女性並不多」（37%）。

同時，據2024年9月日本東京財團政策研究所小野芳國發布的研究報告可知，在男性/女性更擅長處理的政策領域分類中，人們更傾向於認爲女性政治家擅長育兒、兒童福利、少子化、教育、社會福利和醫療等政策領域；另一方面，男性政治家更擅長移民政策、預算赤字、犯罪、經濟、外交和安保等政策領域。就男/女政治家的個性特徵而言，日本選民普遍認爲女性政治家更加體貼、誠實、聰明，男性政治家別認爲更擅長建立共識，具有決策和領導能力，擁有更多政治經驗，且具有主導地位。日本選民的對不通性別競選人的刻板印象依然滲透在選舉的過程中，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三、日本政策努力微乎其微

如果議會中女性議員的比例太低，政治就無法反映民衆的多樣化意願。日本政府也在着手改變日本女性從政的困境。

2018年日本頒佈《候選人性別平等法》，旨在增加議會中女性議員的數量，以反映公衆的多樣化需求。該法敦促各政黨在國家和地方議會選舉中儘可能平衡男女候選人的數量，但這一內容僅限於一種「義務」，若違背了該義務並沒有任何處罰措施。 2019年參議院選舉是《性別平等候選人法》頒佈以來的首次全國選舉，女性候選人比例達到28.1%，創歷史新高。

2020年，日本性別平等局在2020年指定的《第五次性別平等基本計劃》中，提出了到2025年參衆兩院女性候選人比例達到35%的目標。2021年6月，日本對《候選人性別平等法》進行了修訂，修正案要求政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採取措施，防止性騷擾和對孕產婦的騷擾等阻礙婦女參政的因素。然而，在改革後的首次全國選舉2021年衆議院選舉中，女性候選人的比例爲17.7%，與2017年上一次衆議院選舉幾乎沒有變化。

日本女性從政面臨諸多困境，其不僅女性議員佔比較低，且歷史上從未出現一位女性領導人，日本在政治領域的性別平等指數仍落後於世界其他發達國家。此次高市早苗與「日本首位女首相」擦肩而過，從女性從政困境的多個角度來看，日本政治領域的性別不平等現象及黨內男性權力佔據主導的現狀，依然是阻礙日本女性領導人誕生的重要原因。

（作者爲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專任研究員）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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