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我們辦的事兒我們辦了,靠你們了!”——訪原221基地環境實驗室主任、高級工程師劉書鶴
原標題:“該我們辦的事兒我們辦了,靠你們了!”(主題)
——訪原221基地環境實驗室主任、高級工程師劉書鶴(副題)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胡春豔 張國
60年後,83歲的劉書鶴仍記得當年在青海金銀灘草原上種樹的艱難。那裡地處高原,年均氣溫在零攝氏度以下,種樹是“年年種,年年死”。
“一年青,二年黃,三年就當劈柴棒”,劉書鶴記得,後來大家發現在暖氣管道附近挖溝,填上半米厚的牛糞羊糞,才能種活幾棵楊樹。
就是在這樹木難以存活的地方,他這一代人像野草一樣紮下根來,建起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221基地,製造出讓中國“挺起腰桿兒”的原子彈和氫彈。
當時,中國集結了精銳的青年技術人員來“草原大會戰”,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無線電工程系的年輕人劉書鶴是其中一個。
將軍住帳篷,學生住樓房
今年8月底,受邀赴青海蔘加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0週年紀念活動時,劉書鶴坐着輪椅回到當年的廠區,這位老人想起,58年前鄧小平視察基地那天,他就在夾道歡迎的人羣裡。
他在221基地擔任過技術部的環境實驗室主任。“從我們221基地出來的裝備,所碰到的氣候環境和各種運輸、飛行動態環境等,都要做試驗,完成後才能交付給部隊使用。”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解釋。
劉書鶴工作的設計部,在221基地標誌性的105大樓。20世紀60年代,這裡有“西北第一高樓”之稱,當時就有了一部電梯。劉書鶴記得,那些頂級科學家的辦公室在頂樓,因此大樓裡羣星閃耀。多年後,好幾位科學家的名字都刻在“兩彈一星功勳獎章”上:王淦昌、郭永懷、彭桓武、鄧稼先、朱光亞……
不過,劉書鶴沒去過頂樓的辦公室。因爲保密制度,在這裡,不同辦公室的人互不串門。
60年前的很多物事已不復存在,可有些東西又永遠地留在了那裡。近幾年,當地努力根據劉書鶴這代人的回憶,試圖復原過去的廠區。
當年,劉書鶴和3名大學同班同學的“報到證”上寫着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設計院,報到地點在青海省西寧市。去“國家保密單位”工作,他們覺得自豪,決心去大西北“大幹一場”。
惡劣的條件已經等在他們前面——報到後,每人領到了221基地標配“四大件”:一頂皮帽子、一雙翻毛棉皮鞋、一牀毛氈和一件藍色棉大衣。
到西寧一個月後,一天晚上,廣播裡傳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當時舉國歡騰,有人走上街頭慶祝,而駐紮在西寧楊家莊的這些大學生接到通知,不許出門、沒有聚會,只在駐地出了一期有關原子彈的黑板報。
誰也不問、誰也不說,這源於他們的入職第一課——保密教育。保密課上,800多名新人同時舉起右手對着《保密守則》宣了誓。
那天晚上,劉書鶴心中已有些明白——這就是我要奉獻終生的事業,這裡,就是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高寒缺氧的金銀灘很快就給了這些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一個下馬威。他們坐上鐵皮悶罐車,被送往高原上的生產部進行勞動鍛鍊。
剛拉開鐵皮車門,飛沙走石,吹得大家直不起腰、睜不開眼。好不容易來到宿舍樓,搬行李時又發現由於高原反應,呼吸困難,沒了力氣。
這些大學生已經享受了221基地最高級別的待遇。爲了讓技術人員能有較好的條件,第九研究設計院的領導李覺、吳際霖等人主動遷到帳篷里居住。很多工人師傅常年住在“乾打壘”,一種半地下窩棚。
將軍住帳篷,學生住樓房,劉書鶴回憶,那情景讓年輕人受到很大鼓舞。
“剛進廣寒宮,又來追太陽”
來到基地,劉書鶴最先學會的就是,這裡的人和事,建築和工號,都用代號和暗語。
一本簽發於1965年11月的工作證上,不同數字標記着劉書鶴當時的身份:“105”表示他工作的105大樓;“402”是四廠區402試驗室的代號,他在那裡做環境試驗。證件上沒有印代碼的地方,不允許進入。
221基地有幾十種工作證,只有帶“全”字的,才能夠“全部通行”。
劉書鶴記得,原子彈和氫彈都是基地裡最忌諱的名詞,大家不會主動提起“彈”這個字。它們被稱爲“產品”,每個產品有不同的代號。
第一顆原子彈送去試驗時,前後方通信聯絡還用了密語。那顆球形原子彈叫“老邱”,也被稱爲“邱小姐”,因爲原子彈裝配叫“穿衣”,插接雷管稱爲“梳辮子”。人們對它寄予美好想象:一位美麗的邱小姐,坐到梳妝檯前,正在梳辮子,很快要出嫁了。
僅讓“邱小姐”出嫁還不夠。第一顆原子彈是在高塔上靜態引爆的,不能算真正的武器。當時有外國媒體稱,中國是“有彈無槍”。
劉書鶴說,要使原子彈真正成爲進攻型核武器,必須要用運載工具比如飛機、導彈、潛艇等,把它投到預定目標,纔是真正的戰鬥力。
“邱小姐”出嫁一個月後,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提出了中國核武器研製“三級跳”的設想,劉書鶴一來就趕上“二級跳”攻堅時期,要實現1966年原子彈和導彈“兩彈”結合試驗。
第一次見到導彈核彈頭時他驚呆了。他以前只見過手榴彈和炮彈,當這個大傢伙從圖紙裡“站”到眼前時,他感到震撼。他記得,彈頭的殼體玻璃鋼表面不太光滑,但在光照下依舊閃着寶石綠的光芒。
核彈頭的戰力,會受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溫度和氣壓,日曬和雨淋,震動和靜電,甚至動物和黴菌……大大小小的因素會對它的性能產生多大的影響,這是劉書鶴他們需要弄清的問題。
冬天,他們到東北大興安嶺、海拉爾等地做低溫試驗,在零下45攝氏度的環境裡跟着導彈一起挨凍;夏天他們拉着彈頭跑去武漢、去雲南追高溫,熱得工作服擰出汗水。有人形容,他們是“剛進廣寒宮,又來追太陽”。
後來,“兩彈一星”元勳郭永懷帶領他們設計建設了國內第一個、性能也最好的大型氣候模擬實驗室。劉書鶴才結束了東奔西跑做試驗的日子。
“郭永懷最關心環境試驗。”劉書鶴記得,郭永懷對這些年輕人說,自己也不是學這個專業的,都要從頭學。
“環境試驗要求一專多能,大學畢業後,我又自學了40多門學科(知識)。”劉書鶴說,他至今保存着跨專業苦學的舊書本。
性命攸關的考驗
與不同型號的武器裝備打交道,做環境試驗往往面臨着雙重危險:炸藥和核輻射。
劉書鶴做試驗的221基地四廠區,每個工號都有厚厚的土圍子,這樣一旦發生爆炸,可以保護建築和人員。
劉書鶴親歷過“氫彈三次投不下來”的歷史性時刻。
那是一次新的氫彈小型化的核試驗,一種國產新型飛機執行投彈,這是該機型第一次執行核試驗任務。
劉書鶴和同事負責核武器的恆溫系統,就是“保證它在響之前的溫度”。他早早等在馬蘭機場,在機場的保溫廠房分解好保溫彈衣,把核彈交給空軍地勤人員。
周恩來等在北京中南海辦公室電話旁。在現場領導這次試驗的是日後的“兩彈一星”元勳朱光亞。
這是第一次嘗試採用“甩投”方式投彈,爲此,飛行員楊國祥做過上百次試飛。每一次,劉書鶴等人都要在場,“目送飛機起飛,一直到視線盡頭,這是規矩”。
據他回憶,爲了實現武器小型化,飛機進行了改裝,掛在飛機上的這顆氫彈並沒有被完全包住,“還露了肚皮”,需要做臨時的保溫措施,這就要對飛機的保溫系統進行測試。其他測試還包括振動、衝擊、離心等,全部過關才行。
他記得,那年12月“老下雪”。真彈試驗那天,楊國祥嘗試了3次甩投,竟然都沒成功。千鈞一髮之際,周總理直接從北京跟他通了話,批准他帶彈着陸。
“那要掉下來摔響了,我們不都‘光榮’了嗎?”劉書鶴至今心有餘悸。
可當時,他並不知情,看到飛機返回,還以爲試驗結束。按照慣例,他和同事們準備好了大紅紙寫的感謝信,等在停機坪。飛機停在塔臺旁邊,楊國祥跳下飛機警告他們:“別靠近,彈還在機上。”
朱光亞一直等在那裡,堅持要看到飛機帶彈着陸。按照要求,他本應跟別人一起,撤到地下去指揮。機場的其他飛機都已轉場。“我很敬佩他。”劉書鶴說。
跟着大專家 成了“小專家”
“辛苦也辛苦,有意思也有意思。”劉書鶴多年後感慨。正如“兩彈一星”元勳錢三強所說,曾經以爲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成了中國人幹得最歡、最帶勁、最舒坦的黃金時代。
來到金銀灘那年,劉書鶴23歲,和很多年輕人一起,跟着那些大專家“學了很多本事”。
“老專家讓我受益匪淺。”他說,“老專家親自指導你看哪本書,你做完試驗後你就有經驗了,你就說了算了”,慢慢地,“就成了‘小專家’了”。
郭永懷給這些年輕人上過課;被他們喊做“王老頭”的王淦昌會提醒他們注意安全防護;他們跟鄧稼先和陳能寬一起討論過核彈頭的存儲試驗。工作之餘,鄧稼先的房間是年輕人常去的地方,因爲他有一臺錄放機,他們總能在那裡看到精彩的電影。
那些年,劉書鶴做了很多以前沒人做過的事:他做了中國第一個核彈頭的儲存試驗,也曾“帶着一發核彈頭全國跑”……他獲得過國家科技獎項,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但他說,那是千萬人的事業,每個人最多是青海湖裡的一滴水、金銀灘上的一棵草。
晚年,劉書鶴把過去的一些經歷記下來,寫成一本書,爲書名費了不少腦筋。他的妻子馬秀芳也是221人,她的意見起了決定性作用。書名就叫——《兩彈中的年輕人》。他們想讓今天的年輕人知道當年那一代年輕人的狀態。
“我想跟年輕人說點兒話。”受訪時,劉書鶴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挺起腰說:“我們這代人,該我們辦的事兒我們辦了……我們終身無悔。如果還有這樣的選擇,我們還像60年前那樣,聽到召喚,還去!”
他沒做一點停頓,一口氣對記者說:“我這個接力棒要交了!我希望當代的年輕人要學習、弘揚和傳承‘兩彈一星’精神,把這個接力棒接過去……我相信你們這代年輕人,在新時代也會像我們一樣,爲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爲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你們的才智。靠你們了!”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