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遊戲徵稅35%，就真能把孩子從遊戲拉回嗎？

日前，教育部、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等八部門聯合印發文件稱，國家新聞出版署將負責實施網絡遊戲總量調控，控制新增網絡遊戲上網運營數量，探索符合國情的適齡提示制度，採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時間。業內人士稱，除了總量控制外，未來還將有遊戲版號配額制和遊戲行業專項稅，後者類似於菸草稅，據目前的消息，每款遊戲的稅率可能達到35%。

這對拼命搶奪用戶沉浸時間的網絡遊戲公司而言，自然不是什麼好消息，市場對此也做出了反應：《實施方案》印發後，遊戲公司股價應聲下跌，騰訊股價大跌4.9%。

最近幾年我國的遊戲產業發展迅猛，《2017年中國遊戲行業發展報告》顯示，2017年遊戲行業整體營業收入約爲2189.6億元，同比增長23.1%； 2017年我國遊戲用戶規模達到5.83億，以30歲以下的青少年爲主，其中學生佔比高達20%以上。但這並不意味着網絡遊戲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尤其是有孩子沉迷網絡遊戲的家長們大多認爲，網絡遊戲與香菸等產品一樣具有致癮性，應該讓孩子遠離網絡遊戲。

在經濟學意義上，首次對上癮行爲做出定義的是Becker和Murphy。根據Becker-Murphy的理性上癮模型，上癮消費具有“鄰近互補性”，也就是說，由於增強效應，不同時期消費的上癮品是互補品。對於網絡遊戲而言，簡單理解就是，打完一局還想打下一局，欲罷不能。行爲經濟學更進一步的研究成果表明，上癮行爲只有突然中斷對該商品的消費才能達到戒癮的目的。

因此，對遊戲徵稅是否能夠中斷未成年人對遊戲的消費，便成了能否打破未成年人對遊戲上癮消費的關鍵。

對於網絡遊戲公司而言，公司是遊戲的供給者，玩家是遊戲的消費者，經濟學中關於稅收分擔的相關理論已經得出明確的結論，稅收中的大頭將由彈性小的一方承擔。也就是說，對遊戲徵稅，遊戲公司會把免費遊戲變成收費，或者提高收費遊戲的價格，最終稅收的主要部分還是會轉移到消費者身上，尤其是那些需求比較固定、對價格不敏感的網絡遊戲上癮者。

那麼問題就變成了，玩遊戲的經濟成本上升會對未成年人的遊戲行爲造成什麼影響？這要從兩個方面去分析。首先是玩遊戲的經濟門檻的提高，可能會將部分潛在玩家擋在門外，一些非重度玩家也可能就此不再接觸收費遊戲，畢竟，很多未成年人還沒有經濟來源，他們沒有太多富餘的資金用於遊戲；但是對於那些已經出現上癮跡象的玩家，遊戲收費的提高可能對他們並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對於一些實行兩部收費制的遊戲，玩家一旦熬過了最初的猶豫而決定“入坑”，後續反而會對遊戲更加“忠誠”。

還應考慮的一個因素是家長。當前，許多家長對孩子的關心不足，對孩子上網情況也沒有形成有效的控制，因此孩子很容易接觸到網絡遊戲。一般情況下，只要沒有發生極端情況，家長的管束也不會過於嚴格，畢竟大多數遊戲都是免費的，這也就意味着孩子的遊戲行爲並不會造成直接的經濟損失。但是現在，孩子盜刷家長銀行卡給遊戲賬戶充錢的新聞層出不窮，使得家長對孩子玩遊戲情況的管控嚴格不少。

但問題在於，僅僅依靠家長的外部監管，並不能從根本上戒除孩子對網絡遊戲的“癮”。在短期，家長也許會繃緊這根弦，通過限制孩子游戲時間來防止孩子在遊戲上投入太多金錢，但這對家長而言，並不能形成長期有效的激勵，畢竟如果只是從經濟損失的角度，除了極少數個別極端情況，孩子玩遊戲的投入可能一般也就幾百上千塊錢，所以家長並沒有動力在這件事上付出太多精力。

而從遊戲公司的角度來看，對遊戲徵稅的影響或許還不及遊戲版號配額制。無法順利拿到遊戲版號就意味着公司無法統籌推出遊戲產品的節奏，可是每款產品都是有生命週期的，一旦“青黃不接”，對公司的影響會相當大。比如騰訊之前股價暴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王者榮耀》增速逐漸放緩時，遲遲沒有推出能夠接替的現象級爆款遊戲，直接導致投資者對騰訊二季度的遊戲業務產生悲觀預期。

不管是對遊戲徵稅還是實行遊戲版號配額制，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都會導致遊戲的價格上漲，同時遊戲的數量下降，這在短期內或許會對未成年人的遊戲行爲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堵而抑之，不如疏而導之。如果想讓未成年人不沉迷於網絡遊戲，那麼除了遊戲以外他們應該有更多的替代選擇，比如形式豐富多樣的課外活動等，而這些需要家庭、學校和社會共同的努力。

但另一方面，遊戲在現代社會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這個趨勢難以逆轉，也無須逆轉，這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的結果。正如《遊戲改變世界》中所說：“當前，電腦和視頻遊戲滿足了現實世界無法滿足的真實人類需求，帶來了現實世界提供不了的獎勵……除非出現重大轉折，纔會逆轉這種人口‘遷徙’的趨勢。”所以，不必把遊戲視爲洪水猛獸，強行控制未成年人玩遊戲，還不如爲他們提供更優質的遊戲、創造更加規範健康的遊戲環境。正如國家所希望的，不該任由沒有版號的粗製濫造的遊戲在市場上氾濫，那就要打造民族原創精品遊戲。（作者盤和林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