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大敗局

1842年8月,《南京條約》簽署的消息傳來,紫禁城內一片沉寂,道光皇帝面色鐵青。

他憤懣於自己的平庸無能,致使大清朝遭遇了入關以來近200年未有之大敗。而戰敗的後果,就是要割地賠款,讓列國大肆恥笑天朝。

在道光看來,造成這種後果,全因他三年前聽信了林則徐的“讒言”,委派後者到兩廣地區禁菸銷煙。

林則徐虎門銷煙,一定程度上震懾了洋人的狂妄,但隨之而來,也觸碰到了洋人所謂的“自由貿易”底線——販賣鴉片獲取暴利。

由於清朝長期閉關鎖國,軍備、經濟、思想等方面已與19世紀的世界脫節。英國人派遣幾條裝備了新式火炮的帆船,直接將號稱“滿萬不可敵”的八旗精銳打得血肉模糊。

領土的喪失,鉅額的賠款,戰敗的恥辱,令道光帝十分羞愧。

他跑去太廟跪了一天一夜,並留下口諭:“朕去世之後,陵前不準立神功顯德碑,之後子孫若有丟失領土的都不許立!”

但他不會想到,自己喊破了喉嚨,後面居然沒有一個皇帝聽他的。

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根據《南京條約》約定,道光應在條約實行後,立即批准向洋人開放廣州、寧波、廈門、福州、上海五地爲通商口岸,允許英國人攜所屬家眷,寄居以上港口。

這種條款,本應引起清朝統治階層的高度重視,相應地予以譴責。可包括道光在內,所有接受條約實行的清朝人都認爲,這不是什麼大事。畢竟,用中文釋義去摳字眼,“港口”並不一定代指城市。他們天真地相信,只要所有大清官員死守信條,洋人就沒轍。

但是,條約簽署始終是大事。

就像法官裁決後,失敗者必須給予勝利者賠償。否則,勝利者有權以合法的手段,申請強制執行,以獲取屬於他們的權利。條約的簽署,軍事實力就是那個“法官”。按照事先開列的條件,大清國還須向勝利方賠款2100萬銀元。

這是個什麼概念?

2100萬銀元的算法,源自西班牙貨幣,約合當時大清白銀1470萬兩。鴉片戰爭前,清朝每年的財政收入基本維持在4000萬兩上下。這筆錢也就相當於清朝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在《南京條約》簽署前的1841年,清朝國庫歲入仍有4125萬餘兩,刨除當年國庫總支出,1842年的期初盈餘仍過千萬兩。英國人也沒有“獅子大開口”,他們要求清政府分四年付清。

▲簽訂中英《南京條約》的場景。圖源:網絡

每年才賠個幾百萬兩,道光原本並未放在心上。然而,很快一件大案的出現,就讓他變得極爲撕裂和焦慮。

事情得從一個叫張亨智的人說起。

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京城裡開錢莊的張亨智打算給兒子買個官噹噹。“捐納”活動幾乎貫穿了整個清朝,本來也沒什麼好說的。但事情壞就壞在,張亨智有個弟弟張誠保在戶部銀庫當庫丁。

庫丁,就是銀庫保安員。在清朝,這個職位不用競聘上崗,通常靠世襲獲得。

聽聞哥哥有意花錢讓侄子做官,張誠保蠻開心的。可轉念一想,清朝捐官價格都挺高的,張家雖然開了個小型私人銀行,但錢也不是大風颳來的。

於是,爲了幫哥哥省錢,張誠保在驗收銀兩時,故意報錯數。戶部管庫官員也沒有清點,直接就歸了庫。如此,張氏捐官足足少給了朝廷4000兩。

那個年頭,國庫收入和支出已基本持平,庫丁們少了許多吃回扣的機會。眼見張誠保私自昧下了大筆銀子,又沒照例分贓,幾人心裡不爽,事情也就自然而然地捅到了上面。

國家庫銀在這個時候突然被舉報,道光一臉震驚,隨即,令刑部尚書惟勤等官員,嚴查此事。

一番調查後,惟勤啓奏,戶部賬冊記載存銀1218萬餘兩,實際庫銀僅剩293萬兩,也就是說國庫銀子“蒸發”了925萬餘兩。

在報告中,惟勤等調查官員還指出,這些銀兩的丟失並不是由張誠保一人貪污了。很多庫銀早在乾嘉年間便已丟失,先帝們均未對庫銀流向有過察覺,現在查起來難度太大了。

道光看完奏摺,一口老血差點沒吐出來。

以往每年,他都會派親信循例查庫,以確保國庫資金安全,維持國家正常運轉。可是,所有的官員都告訴他,我大清富有四海,國泰民安。如今卻爆出這麼個猛料,國庫竟然捉襟見肘!這讓道光一時難以接受。

爲了查清這起史無前例的盜庫大案,道光令宗室載銓、親信軍機大臣穆彰阿等領銜,徹查自嘉慶五年(1800)起擔任過管庫司員、查庫御史的官員,開列名單,從嚴治罪。

▲道光朝軍機大臣穆彰阿。圖源:劇照

當然,作爲一個已經有二十多年理政經驗的皇帝,道光也明白,徹查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現階段怎麼把錢補上。

道光想到了一個令人叫絕的辦法,那就是盡罰主官。

他認爲,庫銀被盜發展成羣體性作案,各級官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於是,他下令:“自嘉慶五年起至道光二十三年曆任管庫司員、查庫御史各按在任年月,每月罰賠銀一千二百兩,已故者照數減半。”

嚴令已下,道光的親信大臣穆彰阿率先捐了11萬兩。隨後,負責此案的載銓等又分批給道光交了錢。

費了近兩年的時間,官員們終於退還給國庫150餘萬兩,算是暫時解了道光帝發下的難題。

不過,道光心裡明白,國庫裡區區三百餘萬兩,別說給洋人賠款了,就是遇上個什麼災荒,想要週轉賑災,也是困難重重。

他的想法似乎與上天通了靈。

庫銀之事還未着落,道光二十三年(1843)秋,黃河就爆發了“千年一遇”的大洪水。

洪水的威力有多大?

直到今天,河南陝州一帶依舊流傳着“道光二十三,黃河漲上天,沖走太陽渡,捎帶萬錦灘”的民謠。清朝官方記載也稱,這次洪水“計一日十時之間,長水至二丈八寸之多,浪若排山。歷考成案,未有長水如此猛驟”。

洪水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以運河爲依託的漕運受到嚴重衝擊。更加不幸的是,洪水爆發之際,正值河南鄉試。洪水忽然到來,直接將省城開封府衝得七零八落,鄉試也不得不延期舉行。

科舉考試與朝廷人才錄用直接掛鉤。國家內憂外患,人才的選拔,正是道光目下除賠款外,最重視的大事。

消息傳來,道光震怒,將負責黃河防務的東河總督慧成革職留任。

然而,慧成的撤職,並未讓洪水撤退。

暴漲的洪水,迅速將開封變成一片澤國,又迅速在中牟九堡處沖決了黃河右岸,致使其他二十八州縣陷入水災的苦難中。

道光不明白,爲什麼洪水肆虐了一遍又一遍,慧成卻始終無動於衷。他怒不可遏,又派人將慧成押到黃河邊,枷號示衆。

做完這些,心力交瘁的道光病了。

▲道光皇帝。圖源:劇照

在病中,他反覆憶起自己即位之初的誓言。

當初,他選擇改元“道光”,正是希望日後的執政能革除先帝嘉慶留下的種種弊政。可如今,洋人肆虐、國庫被盜、黃河大水,無論怎樣,他似乎都無法帶領大清奔向“大道光明”的未來。

處境艱難到讓一個皇帝開始懷疑人生。

很快,他連發兩道上諭,要求全國所有在建或未建的大小工程全部暫停,款項全部歸公。清軍官兵各項需用,一概從儉,甚至儉而再儉。同時承諾,兵丁軍餉如不能按數發給,將來一定照數補發。

牙膏擠一擠,總還是有的。

通過開源節流,道光二十四年(1844)底,黃河水患的善後工作終於完成。

戶部給皇帝算了筆賬,僅堵黃河缺口與修繕中牟大工一項,國庫共支銀1259萬餘兩。其中大部分,來自臨時徵收的地丁銀子收入。

清朝的地丁銀子,源自雍正時代定下的“攤丁入畝”政策。

雍正當初這麼做,只是爲了免徵人頭稅,消除社會不和諧因素。但隨着時間推移,攤丁入畝意味着土地需要大量開墾,才能維持地丁銀子的持續徵收。

衆所周知,帝制時代土地的開發與人口直接掛鉤。但土地不是人,不可再生。當耕力達到極限時,糧食產量就會持續下降。吃不飽飯,起義頻發,頭疼的還是皇帝自己。

當然,這個道理,生活在19世紀中葉的道光不會懂。

爲了解決戰爭賠款的問題,生性摳搜的他,又想到了個好法子。

啓發他的,是那個被英軍打得滿地找牙的宗室奕山。鴉片戰爭開打後,爲了挽回天朝的些許面子,奕山等人曾謊稱,英軍在見到八旗勁旅後,即“向城作禮,乞還商欠”。

“商欠”,就是廣州行商欠外商的債務。儘管鴉片戰爭的結果,說明奕山純粹是忽悠和意淫,但“商欠”的提法着實幫了皇帝不小的忙——有困難,找行商呀!

鴉片戰爭前,清朝對外開放的口岸有且僅有廣州一個。廣州十三行依靠得天獨厚的優勢,產生了19世紀的“世界首富”伍秉鑑等行商鉅富。據說,伍秉鑑的超級財富大部分來源於鴉片貿易。羊毛出在羊身上,吸乾百姓血的伍秉鑑,交點錢出來替皇帝排憂解難,也算滿足了道光“劫富濟貧”的理念。

▲鴉片戰爭前的廣州十三行。圖源:網絡

於是,在朝廷的催逼下,時任兩廣總督的伊里布強行攤派了100多萬銀元的債務給伍秉鑑。另外幾名行商,也逐一被攤派了繳納數目。

交了這筆錢後不久,伍秉鑑死了。但《南京條約》的賠款,還差一部分。

道光心裡一點也不慌了,他知道老祖宗還留下不少生財之道,其中就包括前文提過的“捐納”。道光和他的先帝們賣的官,基本都是虛銜。有學者統計,道光在位30年,僅捐監一項,就收入白銀3388萬兩。

這筆錢,足夠付清條約的所有欠款了。

1846年,賠款終於還清了。信守承諾的英國人,將舟山羣島還給了大清國,道光大喜過望。

可是,新的問題又來了。

隨着大清五口通商政策的實施,大量外國商品傾銷國內,清朝的財政收入愈發困難。換句話說,國庫沒錢了,經濟要完蛋了。

這個結果,戶部的官員們,一早就知道了。但一直抱有維護天朝面子共識的他們,寧願看着道光在龍袍上打補丁,卻始終不說實話。

大臣們報喜不報憂,道光自然錯誤地認爲自己英明神武,甚至還一度幻想自己能步康、雍、乾三朝榮光,再造盛世。

很快,遠在浩罕國的“七和卓”給了道光重振大清聲威的機會。

七和卓是當年被乾隆帝打敗的“大小和卓”的後人。藉助沙俄的勢力,這夥人不時從側面挑釁一下清朝。趁着清朝疲於應付洋人,七和卓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發兵侵襲南疆,佔領了喀什和阿克蘇等地。

清軍一貫的做法就是興兵圍剿,這次也不例外。道光任命“敗軍之將”、宗室奕山去新疆戴罪立功。

奕山VS英軍,戰果如何,朝野有目共睹,但說到底他還是皇帝的侄兒。打斷骨頭連着筋,朕不能不信他。於是,一反常態,道光親自下旨鼓勵奕山:“奕山系棄瑕錄用之人,此次如能殫竭血誠,早告成功,不僅稍贖前愆,尚可恩施格外。”

爲了幫助奕山立功,道光不僅將關外八旗的指揮大權給了他,還特地告訴他,追擊七和卓不要過分猛烈,因爲國庫沒什麼錢。只需點到爲止,“斷不可以必得逆裔爲功,窮追力索也”。

故而,這場仗只打了三個月便收工。

奕山等將帥領着幾萬八旗精銳在新疆圍剿七和卓殘餘勢力,卻還是讓他們裹挾了近四萬人逃回浩罕國。

▲19世紀中葉的浩罕國宮殿。圖源:網絡

新疆局勢暫緩,清朝國庫沒錢卻是不能再拖。

擔心國家可能再度陷入困境,道光權衡利弊後,決定完全開放新疆邊境貿易。

浩罕國是中亞版圖中靠陸路貿易發展興盛的政權,道光的政策,無疑是向這夥強盜妥協。但另一方面,新疆邊境貿易的開放,又爲清朝國庫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貿易收入。更爲有利的是,中亞、西亞的貿易貨物,似乎又可以對衝洋人的舶來品。

通過拆東牆補西牆的邊境貿易,道光朝的國庫短暫轉危爲安。

道光朝末年,除了國庫沒錢,皇帝最擔心的便是大清江山的未來了。

道光一生共有9個皇子,在數量上僅次於康、雍、乾三帝,屬於生育能力較強的皇帝。不過,道光“爆發”較晚,直到27歲才喜獲自己的長子奕緯。

作爲嘉慶帝的第一個皇孫,奕緯從出生那一刻開始,就奠定了他在皇室家庭中“長房長子長孫”的地位。從康熙到道光的100多年間,有此地位者,除了他,就僅有廢太子胤礽之子弘晳。然而,他的命運卻比弘晳悲慘得多。

奕緯的生母和妃,原來只是道光爲皇子時宮中的官女子。在清代后妃等級中,官女子的地位跟普通宮女差不多。和妃生性好強,自是不甘只做一名丫鬟。利用偶然被臨幸的機會,她產下了奕緯。母憑子貴,她便成了智親王(即後來的道光帝)側福晉。

長孫奕緯的降生,對嘉慶帝來說,那絕對是天大的皇家喜事。可是,對於道光而言,奕緯的出現,卻打破了他平時循規蹈矩、光明正大的形象,還給自己留下了一屁股的“感情債”。因此,道光對這個長子越看越不順眼,甚至某次其八叔、儀親王永璇入宮探望奕緯,因爲沒有事先給他打報告,他大發雷霆。

由於道光多年來對奕緯的忽視,宮中諸人對奕緯也多是瞧不起的態度。惡劣的生活環境,令其自小就長成舉止輕佻、放蕩不羈的性格。

在一些宮闈秘聞中,奕緯最後因吸食鴉片,而被道光一腳踹死。這些事情的可信度有多高,不得而知。但是,奕緯至死都只有爺爺嘉慶帝封給他的“多羅貝勒”爵位,也確實從側面證明了其父子關係不佳。

奕緯死於道光十一年(1831),膝下無子。按照清朝慣例,若成年皇子早逝,皇帝總會從皇室子弟中挑選合適人選繼承其家業,以避免其成爲“絕戶”。但道光並沒有這麼做。直到咸豐帝登基,他纔給這位從未謀面的哥哥進爵郡王,挑選宗室子弟繼承爵位。

除了奕緯,道光的皇次子、皇三子也都幼年早夭。如此,便造成了直到暮年,道光膝下皇子基本都未成年的局面。

道光二十六年(1846),深感自己身體大不如前,道光決定秘密立儲。

此時,其膝下最年長的皇子,當屬時年15歲的奕詝、奕誴和14歲的奕訢。

值得一提的是,皇五子奕誴僅比皇四子奕詝小六天。不過,道光同樣不喜歡皇五子。據說,奕誴從小調皮搗蛋,上課老愛捉弄太傅,“屢以失禮獲譴”。所以,當年剛過完年,道光便將他過繼給自己的弟弟、已故的惇親王綿愷爲嗣。這樣,皇位繼承的道路上,皇四子奕詝與皇六子奕訢就成了道光最先考慮的“第一梯隊”人選。

到底誰更堪託付大清江山?其實,道光自己也沒有答案。

奕詝的亡母是道光最寵愛的孝全成皇后,典型的嫡子,而他的養母正是奕訢的生母靜皇貴妃。雖然這當中的關係比較複雜,但奕詝、奕訢從小關係要好,不僅一起讀書習武,還共同研發槍勢刀法,給了備受打擊的道光帝晚年一定的欣慰。

▲年幼的奕詝和他的生母。圖源:網絡

可惜,在帝位的競爭上,兩人雖沒有康熙時“九子奪嫡”的慘烈,卻也絞盡腦汁,各施詭計。

有一年春天,道光一時興起,打算到南苑校獵,順帶檢驗一下皇子們的騎射功課。出發前,奕詝和奕訢兩人都請教了自己的師傅。

奕訢的師傅卓秉恬“持身清正”,他認爲皇帝一向提倡“騎射乃滿洲根本”。作爲皇子,要是不能做到弓馬嫺熟,以後怎麼能讓老皇帝放心將江山託付給他。

同樣的問題,奕詝的師傅杜受田卻給出了相反的答案。他認爲,只要是個皇帝,他就更需要得到臣下的尊重。如果皇子比皇帝厲害,道光心裡能不膈應?關鍵是,除了騎射外,爲政以德也是皇帝必修的課程。

所以,在狩獵場上,奕訢滿載而歸,道光臉上沒有笑容。反倒是,奕詝兩手空空,對曰:“時方春和,鳥獸孕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道光卻十分嘉許:“此真帝者之言!”

道光二十九年(1849),或許是被當下的政務折磨得不成樣子,京城居然傳出了道光帝駕崩的消息。

儘管這則消息後來被證實爲謠言,但那時已年近古稀的道光,確實力不從心了。

大年初一剛過,道光下令擇期拜謁祖陵。

由於一些歷史因素,清朝皇帝拜謁祖陵,並不像普通百姓備三牲口、四時以祭那麼簡單。舉乾隆皇帝爲例,拜謁祖陵也稱“東巡”。一般沿海岸線向河北方向出發,經山海關抵達關外北鎮、盛京等地,祭祀期通常長達幾十天。有時也會聯絡周邊的少數民族部落王公會盟,商討國家大事。

但這一次,道光卻沒有這麼“折磨”自己。

在欽天監確定黃道吉日後,他當即作出除部分大臣留守禁中外,其餘大臣隨扈拜謁清東陵的決定。

道光的摳門是出了名的,如此大規模的出行,似乎也從側面說明這位老皇帝時日無多了。

在道光謁陵期間,英軍打算強行拿下廣州城。事情的起因,仍是五口通商留下的坑。

前面提到,英國人將《南京條約》的“港口”翻譯成城市,爲自己入城駐紮找到了藉口。從1842年開始,英國人就無時無刻不想趁機進入廣州城,實現殖民理想。經過廣州人民的持續抵抗,英國人不得不短暫退縮一下。

由於道光這些年被《南京條約》的賠償搞得焦頭爛額,因此,凡是廣東來的、跟英軍有關的事情,均本能性地迴避解決和答覆。這便給了地方官足夠的自主權。

1847年,兩廣總督耆英經不住英國軍艦的恫嚇,與英軍約定,兩年後,即1849年,英軍可進入廣州城。

耆英的荒唐,源於他清楚自己的總督任期即將屆滿。

耆英回京覆命後,兩廣總督一職由徐廣縉擔任。面對前任留下的“燙手山芋”,徐廣縉諸多爲難。赴任前,他專程拜訪了林則徐,請教如何安撫廣東民衆以及“馭夷”之法。

林則徐就給了他四個字:民心可用!

“民心”之說,向來是站在君主的角度而言的。徐廣縉明白,要利用民心,還得先打報告。

於是,一份奏摺發往北京,呈請道光裁決。

道光也很擔心與英方再發生衝突,可要是再讓英軍入廣州城耀武揚威,只怕自己百年後將無顏面對列祖列宗。他,終於“硬氣”了一回。

▲道光皇帝畫像。圖源:網絡

在給徐廣縉的密摺中,道光強調:“中國撫驅外洋,總以信義相待。彼國既重提進城之說,該督若再三阻止,反失含容之度。自宜酌量日期,暫令入城瞻仰……經此入城一遊,不得習以爲常。”

好吧,朕還是膽小。不過,先禮後兵是朕最後的態度,不容再退。

對於皇帝的態度,徐廣縉很明白,驅逐洋人是最終目的,至於過程並不重要。要是處置不當,給了洋人藉口,“必至立起兵端”,到時候場面就不好收拾了。

徐廣縉於是一邊籌募羣衆武裝,一邊限制國人與洋人做生意,以此斷絕洋人自由貿易獲利,迫使他國商人向英方施壓。最終,英軍不得不放棄駐紮廣州城的要求,請求恢復通商關係。

消息傳來,道光精神大振。

但他不知道,這不過是他駕崩前的“迴光返照”罷了。

最後的時刻到了!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二月十一日,嘉慶帝的孝和睿皇后病逝。她的去世,對道光帝打擊甚大。儘管這位太后,並不是道光的生母,但在道光面臨繼承大統危機時,她曾以皇室長輩的身份主持公道,保道光登基。因此,道光對她極重孝道。

可能是曉得道光會爲其風光大葬,她臨終前專門給道光留了遺囑,要求“兒子”以國事爲重,切勿鋪張浪費,也不必過度悲傷。

但道光沒有聽從。

爲了表達對太后的哀悼,他親筆寫了一篇祭文,重申自己對太后的敬愛之心。古人既有守孝三年的傳統,今朕身爲皇帝也理應“守孝百日,穿素服二十七月,稍伸哀悃”。同時,他打破常規,花重金請班禪給太后唸經超度,風光大葬,請靈入宗廟,供後世子孫瞻仰。

孝和睿皇后去世時,正值道光三十年新年前夕。道光沉痛至無法自拔之際,欽天監報告,說春節當天將有“天狗食日”,請皇帝早作定奪。

古人認爲出現日食,就是妖孽侵犯皇帝統治的凶兆,輕則奸黨當道,重則國亡君死。

道光立即命令欽天監將道光三十年的春節往後推幾天,以避開這天大的“不幸”。但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道光還是駕崩了。

彌留之際,道光終於公佈了他的繼承人答案:皇四子奕詝立爲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爲親王。

▲恭親王奕訢(1833-1898)。圖源:網絡

對於這項決定,在場的重臣與兩名皇位候選人均表示詫然。沒有人知道,道光的決定,到底是對是錯。

聽聞自己即將榮登帝位,奕詝磕頭大哭,羣臣也紛紛下跪表態擁護新君。

道光終於放心地走了,可是,他留下的江山卻前途未卜。

幾天後,新登基的咸豐帝頒佈《道光遺詔》,以先帝的口吻,對道光三十年執政進行了一番自我總結。遺詔中不乏道光對自己崇尚節儉、勤政愛民的肯定,但對於鴉片戰爭,則選擇了迴避態度。

或許,道光的遺詔也深刻影響了咸豐帝。因爲,所有大臣都驚見,即位後的咸豐雖勤政治國,但他對外部世界極端無知。在高壓且絕望的時代,咸豐潛意識中認定,大清無藥可救,自己必是一代亡國之君。

弔詭的是,十年後,咸豐雖死,大清還活着。在剩餘半個世紀的歲月中,帝國越發沉淪,直至壽終正寢。那時候,以及今天的人們,覆盤大清之亡,追根溯源總會提起像鴕鳥一樣的道光皇帝,和他始終不願直面的鴉片戰爭。

參考文獻:

[清]趙爾巽:《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年

餘新忠:《道光皇帝》,故宮出版社,2016年

郭士立著,趙秀蘭譯:《帝國夕陽:道光時代的清帝國》,吉林出版集團,2017年

陳支平:《清道光二十九年財政歲入歲出數字釐正》,《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9年第2期

李伯重:《“道光蕭條”與“癸未大水”——經濟衰退、氣候劇變及19世紀的危機在松江》,《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

範春梅:《清初“攤丁入畝”政策對環境的影響》,《中國環境管理幹部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

閆娜軻:《清代河南災荒及其社會應對研究》,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