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釘子戶的“城堡”，成爲網紅景點

廢墟中的打卡景點

在貴州興義的梨樹坪，陳天明的木板樓成了一處打卡景點。它的結構七扭八歪，木條和電線在內部胡亂穿行，窗戶上的塑料紙和碎被單隨風翻飛，像一個隨意拼湊的玩具屋。因爲拆遷，這裡的村子已成廢墟，只剩下陳天明這一家。很多村民和遊客在村口探頭看，說不好是在看一個藝術品，還是在看一個笑話。

陳天明的房子是一處奇觀。（圖/新週刊）

但陳天明不在乎這些。他每天在這座“危樓”中像猴子一樣穿梭，一些又長又窄的木梯幾近90度垂直於地面，其他人需要小心翼翼倒着往下爬，他卻像長臂猿一樣勾着某處橫樑，“咻”一下就蕩下去了。樓裡的一切都是不規則的，或者說不合常理——比如從八樓的梯子往下看，腳底下全是鏤空的，能直接貫穿地面，驚險無比。但陳天明上下自如，幾乎不用手扶。 他信任自己的技術與房子，正如搭建時也從沒系過安全繩。這座總高約23米的九層樓，陳天明一共建了6年，是在父輩三代的老屋上搭起來的。他從不畫圖紙，技術全靠在網上學，手邊有什麼材料都拿去試一試：有時候是廢棄的電纜線，有時候是把壞掉的木椅，拆開就用。

“九層塔”內部。（圖/新週刊）

他學過榫卯技術，但後來覺得沒必要這麼古板，便用自己的方法建。他也沒想過向父輩學習如何用磚砌出穩固的房子，“不想當泥水匠和砌牆的”。幾乎每隔一兩年，陳天明就往上搗鼓一層，逐漸擴充出臥室、書房、藝術展廳、衛浴間、廚房。他還特地騰挪出兩個觀光陽臺，其中一個像是建在一個吊腳樓之上，他把這稱爲“空中樓閣”。說是陽臺，其實是一個沒有圍欄的平臺撐着一塊擋雨的鐵皮。但陳天明費了很多心思，把植物一盆接一盆挪上來悉心照料，還放了把乘涼的椅子。一直到第九層，樓體到達一個“塔”的頂端。九層最初有擋板，但連着幾次大風讓陳天明在八樓感到明顯的搖晃感，他只能把擋板拆了，留下一個框架，減少受力面。

陳天明在修“塔”頂。（圖/新週刊）

陳天明不是沒有過恐懼，但每一次狂風暴雨時，他都在上面苟着，“再害怕也要自己擔着。如果跑到下面，好像就錯失了那種驚恐的感受。”今年元宵節前後，天氣預報說有9級大風，他每隔半小時就能感受到突然襲來的一股推力，就像有人在背後推他一樣。風從深夜1點刮到凌晨5點，他迷迷糊糊躺在牀上，幾乎一夜無眠。他能準確說出每一次颳大風的日期。這對他來說都是重要的時間點，關乎房子的生死存亡。有時候他夢到房子被風吹倒，但一覺醒來，“九層塔”還穩穩當當地聳立着。慢慢地，他習慣了那些大風呼嘯而過的時刻，“有點搖晃，是正常的。”

一個自信的人

看着兒子越住越高，陳天明的母親總是擔心，“樓梯看着都害怕”。她希望兒子睡在三樓以下。這裡靠近山區，大風時節多。有一次，平房上的彩鋼瓦被風颳得滿天飛，整個屋頂都被吹到後面的樹林去了。弟弟陳天亮也表達了相似的擔憂，但他知道管不了哥哥，只是常常爲上樓的遊客捏一把汗，尤其是一大羣人上去時，“像電梯超載”。

陳天明的母親總是很擔心兒子。（圖/新週刊）

他覺得哥哥膽大又敢幹，可一些活兒未免太粗糙，和哥哥持相反的看法：“房子搖晃，肯定不正常是不是？”陳天明不太聽這些意見，他自信這個樓是安全的，講科學的。他每天查看當地天氣，研究每一級風的最高風速對應的推力是多少，以相應的重量來抵抗。有時候，他能憑樓下的牧草被風吹彎的程度，判斷現在吹的是幾級風。他也不認爲，不斷拔高的樓層會讓自己或家人陷於危險之中，因爲“有足夠的把握它不會倒塌”。

陳天明相信自己的房子。（圖/新週刊）

迄今，陳天明已經花了十多萬元來建這棟樓。他小心翼翼地維護着它，很多地方像“樣板間”：三樓廚房的電磁爐、餐桌和餐具從來沒被用過；衛生間的熱水器是三年前買的，只用過一兩次；馬桶也是嶄新的——除非趕上拉肚子，不然陳天明絕不用它。檢查和加固，成了他日常中最重要的“工作”。他幾乎每天都會檢查房子細節，發現哪裡被壓彎了就加一根木條，哪裡鬆動了就拿廢舊的布條或電線多捆兩圈。因爲擔心木屋子太輕，陳天明一趟趟搬運巨大的石頭上樓，在樓面各處放上重達200斤的水桶。他還參考蒙古包的設計，在樓體四周拉了許多根繩子固定在地上。他覺得，有繩子拉着，房子就不至於像斷線的風箏一樣飛走。

房子的每個方向都拉了繩子。（圖/新週刊）

陳天明在樓上敲敲打打時，母親總在樓下仰頭看他。在母親的記憶中，陳天明很愛動手做“玩具”，小時候就做過潛望鏡和獨輪推車，還因爲做木陀螺出過事——他當時想用柴刀把陀螺砍出尖的形狀，結果一刀下去把手指砍斷了，骨頭露在外面，嚇得母親趕緊帶他去縫針，才勉強接上。他甚至從電視上學着製作了一把“手槍”，往槍管裡塞火藥或鞭炮，“有點小小的殺傷力”，但從來沒成功擊中過小鳥。因此，母親對兒子這種強大的自信和不知疲倦的創造熱情，既熟悉也焦心。但是，陳天明對房子日復一日的維護，又指向另一種悲壯的英雄主義敘事——2021年初，興義市自然資源局認定他的房子是違法建設。這意味着，陳天明的木屋或許終將會被推倒。重複地、永無止境地檢查和加固，或許只是西西弗斯式的努力。

“最牛釘子戶”

8月7日下午，陳天明收到一份《行政強制拆除公告》，限他5天之內自行拆除平房以外的部分。陳天明不是第一次收到這種公告了。幾年前，當地規劃建設一個文旅項目，陳天明所在的村莊被納入拆遷範圍，一輛大型挖掘機開來，拆了陳天明家的老圍牆，裡面的果樹和桂花樹一片狼藉。

7月收到的一封催告書。（圖/新週刊）

陳天明當時還在杭州打工，接到家裡的電話後，連夜買了火車票返鄉。家裡的老人對此惶恐不安，陳天明只能給他們租房子暫住，獨自留下。他一個人在家裡的中堂睡了兩個月，枕頭下藏着一把殺豬刀。由始至終，陳天明都不同意籤拆遷協議，也不想被安排到安置區。他覺得這個文旅項目從一開始就“冒冒失失”，規劃圖看起來宏大壯觀，號稱佔地5000畝，斥巨資打造人工湖、大劇院、博物館、酒店和仿古街區，可路修好後不到半年，項目就爛尾了。但關於拆遷的催告書依然源源不絕。此後，陳天明一直在打官司，儘管一審和二審均敗訴了，但他仍繼續準備申辯，“或許最後會走到抗訴”。家人支持他的決定，作爲長子，陳天明是這個家的主心骨。選擇在廢墟中獨自留守之後，陳家跟曾經的鄰居、親友越發少走動了。在陳家採訪那幾天，我不時聽到遠處有人在白天“嘭嘭”地放煙花。陳天明的父母說，那是附近的安置區有人去世了，但不知道具體是哪一家。

和陳天明的家距離不足一公里的安置區。（圖/新週刊）

如果當初陳家簽了拆遷協議，他們會像鄰居一樣獲得一塊地皮，然後按規劃圖紙上的樣式建起獨棟的樓房，自己住一層，剩下幾層可以出租。但這不是陳天明想要的。安置區所有的樓房基本都長一個樣，層數也基本固定。而且，租客沒有想象中多，樓房的空置率很高。陳家的堅持，大多數村民也不能理解。偉青是陳天明同村的發小，一起考上了市高中，都是農村班裡的尖子生。如今，在國企工作的他看着曾經考得比自己好的朋友，時常感到困惑和心酸，“什麼‘布達拉宮’，什麼網紅地，這些話既好聽也難聽，哪個人想過這種生活？”

墜落的小鎮做題家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陳天明都是個光耀門楣的孩子。高考那年，他出乎衆人意料地考上了一所211大學的數學系，這在一個2000多戶的村裡是一件大事——在他之前，村裡考上重本的孩子僅有一個，陳家甚至爲此擺了流水宴。陳天明一直希望成爲一個知識分子。16歲考上高中那年，家裡沒錢，他哭着說不想輟學，最後外公掏了500塊報名費。爲了湊第二學期的學費，陳天明寒假去工地拌砂漿和搬磚，幹累了直接睡在工地，半個月下來，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繭。他相信“知識就是力量”的真理，是最典型的小鎮做題家，最終一戰成名。但考上大學後，陳天明感到巨大的落差，無論成績還是經濟狀況都明顯落後於人。貧困就像一根無法停下的皮鞭，鞭策他不停地想法子賺錢：去擺攤賣電話卡、隨身聽，到大酒樓當服務生，春節也不回家。

陳天明學生時代的老照片。（圖/受訪者提供）

學習也遠沒有高中時順利。他不跟隨老師的節奏，總是囫圇吞棗般把書翻一遍就丟開，“像看小說一樣”。到了考試周，他也不臨急抱佛腳，甚至直接考0分。最終，陳天明因爲掛科沒拿到大學畢業證。學校曾經讓他回去補考，但他放棄了。他也說不清爲什麼對上學和考試如此反感，但他沒有感到後悔，“難道拿到那個證書，就證明知識掌握得很透徹嗎？”大四時，他也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找單位實習，而是執意回家創業——養牛，一人包攬割草、喂牛、鏟牛糞的工作。那時候還沒有高產牧草，他只能給牛親自配料，有時候還要跑到山坡上割野草，一次得挑150斤。他希望養牛的“整體高度高一點”，買了一本農學院女博士寫的論文《中國肉牛產業鏈分析》作參考，寫了份長達10年的養牛創業計劃給輔導員。他希望幹成這份事業，覺得科學養殖在農村將是一片廣闊的藍海。

陳天明爲了養牛研讀過的部分書籍。（圖/新週刊）

但這個決定爲他招來了不少非議。不少村民揶揄他，“鯉魚都跳龍門了，爲什麼要跳回來？”陳天明就這樣在爭議中幹了整整一年，後來發現養牛的週期很長，市場也跟想象中不一樣。最後擊潰他的，是牛被宰前哀憐的眼神——從前的老式牛市場在斜山坡上，到處都是牛的屍體，有時候連下腳的地方都沒有。在這裡，他要面對無法迴避的慘狀：因爲被養殖戶喂膨脹類食品，牛的肚子鼓得像皮球一樣。它們眼睛翻白，橫七豎八地死在骯髒的窪地裡。

陳天明家的牛棚。（圖/新週刊）

他受了刺激，決定把攤子留給家裡，獨自外出打工。他先後在上海、南京、宿遷和杭州跑推銷和賣保險，出差頻繁，大多數時候都住在靠近火車站或汽車站的普通賓館裡，有時候一天要跟一兩百個陌生人說話，就爲了把手上的剃鬚刀或面膜賣出去。他也嘗試過一些小型創業，但基本都倉皇結束。後來便一直在做閃送的工作。雖然日曬雨淋，但陳天明覺得這份工作還不錯，當日結賬，接單自由，不用像派單員那樣被指派任務，困在系統裡。如果不是催促回家的那個電話響起，陳天明估計至今仍在外漂泊。他相信這是命運。

被困住的人

這個夏天，陳天明突然把自己的頭像從“九層塔”換成了6年前的工作照。照片裡，他戴着眼鏡，穿着白襯衫和西裝，神氣地交叉着雙手。我問他爲什麼突然換頭像，他回了一個笑臉說，“可能有點自戀”。他有近6年沒出過遠門了。雖然家離興義萬峰林機場很近，車程不到10分鐘，但他從來沒從興義坐飛機出去過。僅有的兩次飛行，都是從外地回來。房子的事情困住了他。如今，他摘了眼鏡，剃了平頭，常年只穿幾件洗到掉色的速幹T恤，還有一套專門幹農活的迷彩服。而頭像裡穿的那件西裝，至今掛在7樓臥室裡。這是他在杭州跑推銷時穿的，是所有衣服裡質量最好的一件。它被掛在最顯眼的地方，像對過往的祭奠。

陳天明的衣服極少，但這件西裝被保管得很好。（圖/新週刊）

即便真的能出門，他也時常感到迷茫。興義地處貴州、雲南、廣西三省區接合部，放眼望去全是喀斯特地貌的小山坡，鎮上的工作機會也不多，“不像以前了，說不定好多事情自己根本沒資格去做。想跑業務，可能年紀也大了。”陳天明不是沒想過成家。過去他總覺得，成家的前提是立業，是財富自由——後來終於知道是妄想。兒子的終身大事一直沒着落，母親對此“惱火得很”，但也倍感無奈，覺得現在的姑娘看不上他。她隱約記得兒子談過一個北京的女朋友，但當時陳天明在杭州工作，誰也沒打算結束異地戀。關於這個女孩，陳天明私心裡認爲“她條件太好，我條件太差”。2012年國慶節，他坐火車到北京與女孩見面，女孩給他訂了三百多塊一晚的酒店，他覺得太貴，把房間退了，自己去城中村找了一個75塊一晚的家庭旅館住。陳天明不想花她的錢，在北京玩了四五天就回杭州了。自那以後，兩人逐漸疏遠，這段感情無疾而終。後來在外工作多年，有不少人介紹過他去當上門女婿，有紹興的、杭州的、南京的、溫州的……都被他一一拒絕。他對此感到恐懼，無法想象入贅後的人生。他覺得如果第一步就妥協，後面的生活都會失控。

大多數時候，陳天明都獨自一人待着。（圖/新週刊）

比起其他事情，這座木板樓像是陳天明生活中唯一可控的東西。這也是他唯一還能進行的創造。早些年，這棟樓的形狀更像一個“塔”：紅色的合成板嶄新發亮，三樓和四樓掛了一圈紅燈籠和星星燈。但在長期日曬雨淋後，牆板早已褪色，燈籠只剩一個能亮，晚上看起來有點瘮人。陳天明覺得無所謂，他已經不在乎美不美觀。近幾年來，他的目標只有一個：往上再搭一層，到更高的地方去。兩個月前，他在九層上多建了一個小平臺，算是第十層——這源自某個傍晚的突發奇想。那天，他在樓頂站了許久，感覺雙腳能往上再踩一步，很想知道“把自己的高度再提高一米，會有什麼不同”。給第十層留下的空間，只剩下一平方米了。但陳天明非常篤定，一個上午就建好了。雖然只是一個四方形的木臺子，但他跨上去後，雙眼放光，“感覺這是我的戰車。”

正在給第十層加固的陳天明。（圖/新週刊）

他還在第十層上安裝了避雷針——這是兩根很尖的鐵棒，遠遠一看像昆蟲的觸鬚，讓他的房子顯得更高。沒有人知道，這是不是這座樓的極限。陳天明似乎有一種不斷往上走的強迫症，自2018年起，每加建一層，他就把自己的臥室往上搬。從五樓到八樓，每一層都有牀鋪，這就是他在縱軸上一直追求拔高的證據。陳天明在五樓住得最久，足有兩年。但只要“我能不能再往上”的念頭出現，他就會迅速行動，像燕子築巢般搬材料、搭房子，在每間臥室停留的時間也越來越短。我去採訪的時候，陳天明剛搬上八樓不足一個月。八樓只有三平方米，爲了方便半夜上廁所，他自制了一個簡易版小便池——把一個普通塑料瓶割開，取上半部分倒插在他牀邊，然後連接一條細管，從八樓直通一樓。

八樓的“小便池”。（圖/新週刊）

如果九樓不是被拆得只剩一個空框架，相信他會繼續嘗試往上搬的。他總是希望站在更高的地方，並清楚其中的細微區別：比如在九層的時候，遠處的山只是露出一個山尖；爬到第十層，它就多露出了一小截。陳天明想要看到的就是那無窮盡的“多一點點”。在他看來，這可能是受數學的微積分思維影響，有逼近極限的意味。他把頂層稱爲瞭望臺，看風看雨也看雲，遇上晴天，還能在搖晃的“塔尖”上看轟鳴的飛機從南邊滑行起飛，在北邊降落。

一塊精神飛地

這座樓，也是陳天明的精神飛地。平日若無事，父母和弟弟連二樓都極少上去。這是一種與家人同住卻很罕見的自由——如果陳天明不下去，沒人會上樓找他。有時候到了飯點，母親得打電話才能把他喊下來。他自知離不開這個家，卻又希望最大限度地保持精神獨立。既然無法在橫軸上移動，那就在縱軸展開生活的想象，建立避世空間，主動把自己隔離在高空之上，即便這種選擇伴隨着極大的危險。生活逐漸變成陳天明想要的模樣。他一上樓就幾近隱身，看書、聽歌或者發呆，一天又一天。他常常用油桶裝滿一桶水，從一樓提到八樓，用來泡茶。八樓有一個音樂木棚，電腦常年不關，一個40塊錢買來的二手音響24小時循環播放着純音樂，白天時聲音能傳到村口。到了晚上，他就把聲音關小，當助眠曲用。

陳天明每天拎一桶水上樓泡茶。（圖/新週刊）

陳天明建了很多音樂合集，比如一個關於“春天”的專輯有117首歌，關於莫扎特的則有848首。有時候音響播放一輪，他就知道一天過去了。他最喜歡的是班得瑞，二十多年來，從磁帶聽到CD、隨身聽，覺得這種空靈純淨的音樂很契合自己的精神。在家養牛那一年，他經常用CD機和小音響放古典音樂給牛聽。如今牛不在了，音樂依然在樓裡飄揚。在樓裡待久了，會很容易聯想到《宇宙探索編輯部》的場景：一切似乎都在變換和重複，讓人感到暈眩和迷惑。陳天明就像癡迷尋找地外文明的唐志軍，彷彿生活在一個狹窄的山洞裡，又似乎身處無邊的宇宙之中。

每天都有很多鴿子落在陳天明的房子上。（圖/新週刊）

樓裡的時間也彷彿是靜止的。一切沒什麼變化，除了牀上會落灰，壓重的水桶放久了會有蚊子在水桶裡產卵，幼蟲在水裡游來游去。但陳天明覺得自己在實踐海德格爾所說的“詩意地棲居”。他說話喜歡引經據典，一會兒說自己期望達到陶淵明的精神狀態，一會兒又談起馬斯洛的自我實現論。他也在向屋外探索他的“桃花源”，比如在後園養了兔子和雞，空閒的時候就去挖魚塘。魚塘藏在比人高的牧草叢中，就像一處隱秘園林：裡面養了鵝羣，還修了個亭子，不走近都很難發現。亭子旁邊栽着一棵十多年的桂花樹，每到花開的季節，他就在這裡午睡。

陳天明在挖魚塘。（圖/新週刊）

他給魚塘引了活水，但還沒想好要做什麼。去年養過魚，年底有一週沒看顧，魚塘就乾涸了，八九條大鯉魚全部陣亡。魚塘裡的牧草也栽培得同樣失敗，雨季淹死一次，旱季又幹死一次。實在無事可做，他就在樓裡“沉浸式“壘石頭，最多的一次壘出了近二十層的盆景，時間就這麼層層疊疊地消磨掉了。

網紅地與局外人

雖然陳天明常把“隱居”掛在嘴邊，但他每天都在社交平臺上發佈房子的動態，一天發十條都算是剋制，任由房子帶來巨大的流量和潮水般的看客。自去年三四月起，最多的時候一天來了十多羣參觀者。有些遊客騎着摩托車直接衝到院子裡，把車停在他的樓前拍照。附近散步或幹農活的人，也常常聚集在一個巨大的圍牆豁口處看稀奇。三年前，因爲那個文化藝術城項目，村子被一圈鐵皮圍牆包圍，主幹道也被封死了。陳天明稱之爲“柏林牆”。項目擱置後，圍牆也就無人料理。被封了差不多一年後，村民實在來往不便，便私自在圍牆上開了個門——陳天明記得，那天清晨5點多，天還沒亮，就響起了切割機的“嗚嗚”聲。村民們手腳麻利，很快切出一個能讓小汽車通行的大豁口。陳天明看切出來的鐵皮被扔在路邊沒人要，便扛回家蓋鵝棚。

被割開的圍牆豁口。（圖/新週刊）

如今，這個豁口變成了“陳天明城堡”的觀光點。無數好奇從此處出發，在高樓前停下。一開始，陳天明會耐心回答遊客千篇一律的問題，慢慢地一家人不堪其擾，便養了11只狗作爲哨兵，守在大門外、牛棚外、菜園外，監控一切點位，不讓外人靠近。附近的出租車司機也因此多了些遊客生意，他們瞭解這片圍起來的荒地，也瞭解這個不斷長高的屋子。一位司機說，他本來也打算在附近買房子，在曾經的規劃裡，這塊區域本應是未來的市中心，機場也是打算從這裡搬離。只是後來藝術城項目爛尾，他就放棄了這個念想。

陳天明站在商品房前的土坡上，欣賞他自己的樓。（圖/新週刊）

只有陳天明還堅持紮在這片廢墟上。人們對他褒貶不一，有人盛讚他的房子是“人類共同的精神堡壘”，也有人說他是“最牛釘子戶”。陳天明似乎能自動過濾對他的質疑或謾罵。遊客來了，他應付着。人一走，他又回到獨屬於自己的生活之中。在這一點上，陳天明覺得自己差不多獲得了“絕對的自由”。他早就認定，自己是人羣中的局外人。村裡幾乎沒人跟他聊得來，知己好友都在遠方。他仰慕博雅之人，唸叨着說，若不是官司纏身，他早就想去杭州探望幾位老藝術家，其中一位是86歲的書法家——兩人在2011年的西湖旁相識，當時老書法家每天早上都在湖邊寫“地書”，陳天明上前搭訕，兩人相逢恨晚。

房子內部很多木板上都掛了書法作品。（圖/新週刊）

“好多老頭寫地書，他是最特別的一個，古代文化功底最深，《五柳先生傳》《蘭亭集序》……那些洋洋灑灑的長文全都能背了下來，記憶力非常好。他9歲就開始練書法，出身於書香世家。”陳天明說。他喜歡跟這樣的人打交道，後來機緣巧合還當上了經紀人，幫一些書法家和畫家賣字畫。只是這件事沒有堅持很久，字畫很快就賣不動了。五樓書房的夾層上，堆積着很多陳年的書法作品——據陳天明說，這些都是他朋友的大作。這些作品被風雨打溼過，陳天明就把它們晾曬在橫樑上，藉着高處的陽光，讓它們一遍遍重新干透。如今，他唯一還能堅持的風雅之事就是看書和寫作。書房是房子裡最富雅趣的地方，一摞摞舊書與樓體一樣，以危險的姿態堆疊在木板上。

陳天明的書房。（圖/新週刊）

最近，陳天明反覆在看《幸福論》和《自主權利的道德界限》，書都快翻掉皮了，上面標滿了三角形記號。他希望自己能接近幸福的真理，並弄明白 “當代中國人在道德實踐和理念中的諸多困惑”。但書籍於他的現實而言是懸浮的。他喜歡看《全球通史》，但當被問到歷史對他的現實有什麼啓示時，他愣住了許久，說：好像能讓自己活得跟別人不一樣。但具體怎麼不一樣，他一時說不出來。某個深夜，陳天明給我發來一篇他寫的長文，名曰《盈空樓記》，裡面記錄了他蕩氣迴腸的家族史和“九層塔”的搭建始末，讀起來像黔西南版的《桃花源記》。他說初稿寫了有一萬多字，後刪減至七千多字。他自謙說文章有些冗長和囉嗦。但我想，他還是期待得到一個認可，哪怕只是多一個讀者。 在這篇文章裡，他第一次正式把這座樓定名爲“盈空樓”，因爲“盈爲實而空爲虛，意涵虛實相生”。在這個樓裡，他也如此或真或幻地活着。

擱置了幾年後，陳天明的弟弟重新購置了一批燈籠，讓房子亮堂一點。（圖/受訪者提供）

關於這座樓，陳天明還有很多想象，比如樓裡還可以添一個“鄉野藝術展覽館”。他曾經從二層到五層掛了四五十幅書畫作品，但因常常落滿鴿子糞便而作罷。他還想過增設室內花圃、農家樂或客棧，但都停留在幻想中，而且前提是——他能守得住這座房子。某個因爲暴雨無法繼續挖魚塘的下午，陳天明在“九層塔”上用手機刷名人名言，摘錄了一段尼采在《善惡的彼岸》上寫的話：“每一個出類拔萃的人，都出於本能地尋求避難所和隱居處。在那裡他可以擺脫衆人，擺脫多數人，在那裡他可以忘卻‘作爲規則的人們’，而成爲例外。” （應受訪者要求，偉青爲化名。）

作者：花瓢白編輯：詹騰宇題圖：新週刊校對：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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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魏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