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科幻電影時，我們在做些什麼？
從來沒有一種電影類型，讓我們產生如此多的焦慮。
因爲我們對科幻充滿了熱情和赤誠，迫切想尋找一種拍科幻片的路徑。
科幻，是一種能全面檢驗電影認知與生產體系的類型。
一方面需要建立一種對科幻的認知，一方面要付諸創作與實踐。
9月，北緯30°海岸線上，寧波象山，秋日的海邊的一個玻璃房子旁邊，豎起了一個巨大的白色牌子，上面有鏤空的海岸線組成的山形，下面寫着“科幻電影創造營”幾個字，一羣青年導演走進來，接着，導師們陸續來了。
這些導師，應該是每個做科幻電影的人都想去找的人。
導演黃建新，他在1986年就拍過一部叫《錯位》的科幻電影，非常前衛大膽地用科幻去表達對時代的困惑與思考；監製王紅衛，從《流浪地球》系列到《宇宙探索編輯部》、《從21世紀安全撤離》，許多科幻片都需要他把脈把關。
然後，還有導演劉曉世、編劇楊治學、科幻作家任青、視效藝術家彭柯還有AI領域最前沿的科學家戴勃。
這是國內最跨界的一次導演訓練營。
科幻與電影，都是科學與藝術的融合，都是在工業革命之後才誕生的一種科學邏輯與秩序下的驚奇魔法。阿瑟·克拉克說，當一種技術足夠先進，就可以稱之爲魔法。科幻電影，則是基於對當下的理解、未來的想象進行的一次次魔法召喚。
6天的訓練營，或許是關於科幻電影從世界觀到方法論最全面的一次輸出。然後5位入圍導演將走進各自的片場，用有限的資金和拍攝條件去拍攝一部科幻短片。
科幻如何反映時代？科幻創作重要的是什麼？AI在科幻故事中到底意味着什麼？在創造營裡，最關鍵的或許是保持對時代脈搏的敏感，在科技的表象之下，挖掘出關乎人類未來的核心問題。
黃建新：科幻是一種“現在時”
“科幻的核心在於“新”。”
黃建新非常在意這一點。他監製的科幻鉅製《羣星閃耀時》剛剛在周莊開機，他乘車先到杭州，然後又到了象山，一上午的課現場氛圍很好，熱愛科幻又正在創作過程中的青年導演們聚集在一起，黃建新從電影、科技、時代各個領域帶領這羣年輕人打開了思考的維度。
科幻電影創造營所在的地方，叫青年與海會客廳，是一個面朝大海的地方，從玻璃窗望過去，海面上點點白帆。這裡前所未有地形成了一種從科幻跨越多個維度的神奇場域。
黃建新說，所謂“新”，不是一味追求不同，而是通過人物、場景、故事，重塑觀衆對未來的認知。2021年，中國的全球票房收入世界第一，當時的全球科幻電影中，中國的作品只佔了4%，但到今年，這個數字已經翻倍，達到了9%。
中國科幻電影已不再是邊緣存在，而是時代呼喚下的必然崛起。
“觀衆需要通過電影獲得全新的對未知的感受和概念，這就是科幻電影的核心。”
觀衆早已對舊有的故事失去了興趣，他們渴望看到那些不曾見過的畫面和故事，渴望在電影中找到時代的迴響。
如何讓電影中的人物關係、場景設計富有新意，是我們需要重點關注的第一步。
有了“新”，觀衆纔會跟隨你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但是，在強調“新”的時候，黃建新又強調了一個重要的點：
觀衆的心理體驗。
“我們知道科幻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母題，就是對未知與時間的討論。雖然科幻電影展現的是未來時，勾連的是過去時，但它最終想要傳達的效果其實是“現在時”。
“無論電影如何呈現未來或過去，最終還是要帶回到當下的現實心理體驗。”
黃建新說，這個世界變化太快，當我們面對這些變化時，一方面感受到生存壓力，另一方面我們的藝術表達卻遠遠落後於這些變化。現在很多農村題材的電影水準不錯，但在市場上往往表現不佳。這是因爲中國已經進入工業社會，社會主體意識也發生了根本變化。這些題材只是我們“知道”的事物，而不是我們今天觀衆“切身感受”的事物。
相比之下，科幻電影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會擁有巨大的影響力，甚至可以在有些地方超過現實主義。
爲什麼我們現在很少反思科技？
楊治學是《流浪地球》系列電影的編劇，他是第一個來到科幻電影創造營上課的，與後來黃建新講的“觀衆心理體驗”呼應，他強調說，科幻，需要在現實的審視下。
因爲我們的觀衆有豐富的現實主義觀影體驗。我們需要照顧到，大衆認知範圍內的時空合理性。
如果影片中的社會環境和生產力水平與現實常識不符，那觀衆會覺得有“bug”，不過處理得好，這些“bug”也可能會成爲敘事的亮點。
楊治學說，你的故事是科幻的，而你的人物必須是現實主義的，因爲人物要帶着觀衆進入那你的科幻語境中。
那麼，爲什麼我們創作科幻的時候，很少反思科技？
楊治學說，我們中國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從工業生產到兩彈一星、航空工業，“落後就要捱打”“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等認知已經深入人心，也一直在成爲我們敘事的一種主流。
“這意味着我們的觀衆天然對科技有着認可的心態，科技與民族自豪感、社會發展歷程的正向關聯也正是歷史發展的既有結果。反之，一個擁有與生產力水平不匹配的科技力的社會——儘管這對被殖民國家而言是有合理性的——顯然是我們的觀衆無法理解的。”
但現在，中國的工業產值已經躍居世界第一，自主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科技實力，會讓人們對於科技的認識也在發生變化，這都會影響到科幻電影的主題。
楊治學預測，未來5年內，中國將會出現以反思科技爲主題的影視作品。
科幻，應該是常寫常新、常拍常新
任青是近年備受矚目的科幻作家，他連續三次獲得銀河獎，也提名雨果獎。任青的科幻小說在敏銳捕捉科幻語境下人物的心理真實狀態，文學化的語言與心理描述，在植根本土社會的超現實的氛圍中穿行，帶來了獨特的閱讀體驗，同時，充滿畫面感。
任青說，寫科幻，要保住底線，就是要確立你是一個科幻敘事，然後突破上線，去尋找自己獨特的、創意非凡的東西。
他提到，德國學者本雅明代在《攝影小史》中提出了“靈韻（Aura）”的概念，他說藝術作品要想吸引人是需要有靈韻的，靈韻是藝術作品的一個神奇的靈光，有着獨一無二地喚醒人們共鳴的魅力。當機械複製技術廣泛運用時，藝術作品的靈韻就消失了。
任青說，在人工智能蓬勃發展之後，電影確實也面臨着這一問題，在AI時代尋找藝術的靈韻。科幻作品在創作人物、設定人物的細節的時候，科幻設定要和科幻環境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創造出獨一無二的擁有靈韻的個體。
“你的科幻質感，來自你的風格”，要確立自己的風格，要超乎觀衆預期，要有“破壞性”，用一些觀衆可能不在意的細節展現你的“破壞性”，每個鏡頭或者每個橋段都要精心設計。而觀衆會自行腦補整個過程。
從腦科學的角度來講，人的大腦有一種冗餘的過濾機制。雖然看似沒在關注，但是大腦把這些信息留下來了。所以當劇情在觀衆腦中退潮以後，影片的氣質與風格會留在腦海裡，這就是“潤物細無聲”。
迴歸科學與藝術本質，在AI時代重估電影價值
導演劉曉世，用《長空之王》開創一種新的類型品類，空戰片。
獨特的航空工業背景，讓他顯得尤爲“硬核”，但他在強調科幻電影背後所需要的知識體系，還是一直在強調電影的本質——
不要被技術的表象所迷惑。即便是在AI時代，電影的核心依舊是科學與藝術的融合。
劉曉世帶來的課程叫：史前藝術與AI時代的電影。
當我們談論科幻電影，我們要回到對電影本質的認知。
當我們依然對於電影的藝術性、技術性和商業性爭論的時候，其實，我們需要建立對藝術本身的認知。
劉曉世說，固有的認知中，科學代表着理性，藝術卻是感性的。
事實上，科學常受藝術的啓發，物理和音樂成就了愛因斯坦，繪畫幫助伽利略發現了地球“反照”現象，而藝術家也經常藉助科學的手段進行創作，達芬奇把解剖學引入繪畫，康定斯基把幾何和繪畫結合在一起。
“藝術創作爲什麼這麼重要呢？如果我們把科技、藝術和哲學統一起來思考就會得出答案。人類社會一切交融衝突的本質都是思想觀念的變化，文明史就是思想史和哲學史，哲學把世界抽象化，提出關於“真善美”的終極之問，科學和藝術只是探索世界的手段。”
“而電影尤其如此，極致感性和理性的統一貫穿於整個過程，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觀點：未來的藝術更加科技化，而科學也更加藝術化。”
古典畫家爲了追求焦點透視，用透視暗箱投影人像進行描摹，催生了照相術，後來有了動態畫面，有了電影。
電影作爲第七藝術，雖然與最早的繪畫、雕塑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每一次技術的進步，都是一次對電影本質的挑戰。從數字技術到AI的崛起，電影在感性與理性之間不斷尋找新的平衡。
劉曉世提醒所有青年導演，做爲創作者，還要認真反思幾個很嚴肅的問題，電影是大衆藝術還是精英藝術？是教化還是服務？走近觀衆還是疏離觀衆？藝術就應該是美觀的，讓人消遣愉悅身心的，最好能兩者兼具，現實是苦難的，藝術的責任是讓大衆逃離困苦，但目前來看電影無論從內容到形態明顯落後了，這需要全行業付出巨大的決心和努力。
“創作者不用恐懼AI，AI在打開一扇窗戶的同時一定會關上一張窗戶。
每個新的技術的誕生、普及與應用都宣告了一種傳統行業的落幕與一種新的行業的興起。在這樣一個與技術密切相關的創作時代，我們應該用包括AI在內技術服務我們的新價值觀、創作方式與創作手段，做我們想要做的東西。”
審視AI在科幻電影中的應用
視效藝術家彭柯，被戲稱爲“看着哈利·波特長大的人”。
他剛開始入行做視效，就是從《哈利·波特與阿茲卡班的囚徒》開始。
他對AI的認識，就是直接進入生產環節。
彭柯在2017年就第一次使用AI進行廣告製作，當時廣告的預算不夠三維建模，他於是想出了一個辦法——用三臺攝影機拍攝了嬰兒的一個正臉，兩個側臉，通過AI的編程實現了快速有效的人臉搭建。
同樣地，他也拿這種方式處理了 “伏地魔”——因爲伏地魔沒有鼻子，如果要換人物形象的話耗費巨大。於是電影的研發部門寫了一串代碼，用流程把伏地魔的三面取下來，所有的中遠景靠一鍵生成，只需人工消除一些瑕疵就能實現效果。
在最近參與的國內戰爭題材電影中，彭柯帶領團隊用大量資料“投喂”和“馴服”AI，在戰爭戲的概念場景設計上都生成了非常滿意的效果，所以在他看來，電影創作者要明確自己的需求，AI才能爲你所用。
而來自上海人工智能實驗室的戴勃則講述了AI整個成長過程，從一開始被叫做“思考機器”（Think Machine），到1956年第一次擁有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名字，後來演變到現在我們所說的人工智能指的其實是神經網絡（Neural Network）。AI的語言模型，根據已有詞彙出現的頻率和關聯，預測下一個詞彙，所以語言模型跟AI的“記憶力”有關，現在人工智能看起來有類似人的思考能力，其實是算力增長下“記憶”擴容，但本質並沒有變化。
由於AI的語言模型建立在大量閱讀既有文檔信息基礎上，所以使用AI就面臨永恆的問題：大多數人的利益選擇與少數人需求的博弈。
所以AI技術的確爲電影創作提供了無限可能，但它也存在一個危險：當它不斷向大多數人的偏好傾斜，少數人反倒會被拋棄，而電影創作是需要找到獨特的電影敘事、美學與表達。
戴勃提醒說：“最關鍵的問題是：AI在你的故事中到底意味着什麼？只有明確回答這個問題，故事才能從內在構建起來，並找到那些令人驚喜的聯繫。”
王紅衛，手把手幫助青年導演找到科幻敘事的方向
作爲本次創造營的首席導師和監製，王紅衛上課時間最長，因爲他要對5位入圍導演的劇本逐一深入剖析和指導，這是每一個導演在開拍前的劇本定調，至關重要。
王紅衛的課從下午2點上到了7點，5位導演，平均每人一個小時。熟悉王紅衛的同行都知道，他的時間安排非常精密，《流浪地球3》開始進入籌備，《刺殺小說家2》正在青島拍攝，《羣星閃耀時》在周莊開機，《我們生活在南京》在劇本創作中……幾乎每一個重要科幻電影項目都有王紅衛的身影。所以王紅衛來到創造營給每個青年導演創作指導1個小時，是青年導演亟需的，也難得的。
這次科幻電影創造營，是中國（象山）北緯30°科幻電影周的創投孵化平臺，在科幻電影項目和導演徵集招募上採取了新的模式，組委會和科幻世界、科幻立方等機構和平臺精選了26個人工智能主題的科幻IP，然後從全國招募到的導演中選擇15位導演提交改編方案，根據改編方案又篩選兩輪，最終選出了5位青年導演，9月2號，5位導演和團隊抵達象山，開始堪景和上課，然後拍片。
所以，這次創造營，是以科幻IP改編爲基礎，用中國科幻文學的探索和積累，作爲發掘培養科幻導演的基石。
王紅衛在創造營現場兼具導師和監製的身份，比如對於導演陽子政要拍的《愛的小屋》（改編自陳楸帆科幻小說），他直接問，這個拍攝的場景找好了沒有，因爲這個封閉空間場景對於短片拍攝至關重要；對於青年導演孫興盛，王紅衛直接從科幻設定的根源去解決劇作本身問題；而要改編王晉康科幻小說名篇《生命之歌》的導演陳思翰來自臺灣，王紅衛從改編思路本身和劇本方向進行了全面的剖析與指導……王紅衛說，創作的核心，不是迎合市場，而是要在講故事的過程中，傳遞出屬於這個時代的情感共鳴。
當我們談論科幻電影時，我們在做些什麼？2024年9月，北緯30°最美海岸線這裡的科幻電影創造營，試圖給一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