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長文／檢察官的罪過 是沒把握的起訴或上訴
▲冤錯案的受害者卻絕不僅只有受羈押後獲判無罪者，也包括因檢察官濫訴而心力交瘁的被告（和家人）。（圖／資料照）
江元慶先生所着《流浪法庭三十年》是筆者近年手不釋卷閱讀的報導文學書籍，其中的司法悲劇讓身爲法律人的筆者慚愧，也爲司法制度對人民造成的傷害感到無力。以現行法而言，雖有《刑事妥速審判法》與《刑事補償法》分別處理審判時間過久與冤錯案補償問題，但冤錯案的受害者卻絕不僅只有受羈押後獲判無罪者，也包括因檢察官濫訴而心力交瘁的被告（和家人）。觀察近日兩起無罪定讞的刑案，筆者認爲，若要減少司法悲劇，須先從刑事案件的起點─遏止檢察官濫訴做起。
首先，筆者想談翁啓惠先生被控貪污案。從這起案件中看到「沒有把握」的檢方，對被告身心與名譽帶來的侵害。
2016年3月，中研院院長翁啓惠被控收受賄賂。挾着社會對中研院院長涉案的關注，檢方自2016年4月大張旗鼓展開偵查，輿論鋪天蓋地的評論已然是「未審先判」，翁院長也因此在5月辭去院長職務。2017年1月翁先生被起訴，開啓近3年的法庭流浪。今年年初，翁先生獲判無罪，檢方亦放棄上訴。事後翁先生聲明表示：「正義雖到，名譽難復。」一語道盡冤錯案帶給他和家人的身心煎熬與名譽受損，然這些痛苦豈是無罪判決可以彌補於萬一？
翁案是重大矚目案件，檢方決定是否上訴的過程比普通案件縝密許多。據報，於一審無罪後，檢方爲是否要提出上訴4度舉辦「無罪案件審查會」，並由檢察總長江惠民兩度召集一、二、三審專案會議，士林地檢署檢察長姜貴昌及高檢署檢察長王添盛均提及「檢視全案卷證，上訴後沒有改判有罪的把握」，最後由江檢察總長裁示不上訴。
當輿論稱讚檢方做出「不上訴」決定時，筆者不免思考若檢方面對每一起案子（不論社會矚目與否），起訴時都秉持着「沒有把握就絕不起訴」的態度，想必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冤錯案；若檢方面對每一起大小案件，也都能秉着如同面對重大矚目案件的謹慎，同以「上訴後沒有改判有罪的把握」就絕不上訴的標準做出決定，也當然能省去被告在法庭流浪的煎熬！
第2起案件就是前總統馬英九泄密案。這起案件中，我們看到「有罪推定」的檢方，窮盡公權力追殺無辜被告的偏執。
7月12日，自起訴起歷時2年半的前總統馬英九泄密案無罪定讞。刑事法上，檢察官應遵守「罪疑唯輕」、「無罪推定」、「有利不利皆應注意」等原則，然依筆者觀察，在馬案中檢察官面對案件的態度，卻是每遇各有可能的爭點，都不變地選擇對馬英九負面的推論，忽略對被告有利的部分，完全是「有罪推定」的心態。
▲前總統馬英九。（圖／記者陶本和攝）
更甚者，北檢在最近高等法院無罪定讞判決後，罕見發新聞稿批評法院「如同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甚至揚言要將相關訴訟文件「彙集成冊，公諸於世」讓大衆公評。檢方針對無罪確定判決的挑釁，處處透露對司法的不尊重，而面對北檢「追殺」馬英九有失分寸的行徑，事後也不見檢察體系長官做出任何檢討，讓人失望。
筆者尊敬的《刑事訴訟法》王兆鵬老師，多年前向筆者分享他在日本考察的觀察，在起訴定罪率99%的日本，檢察官面對1%冤案的態度，往往是久久擡不起頭。
相比之下，我國檢察官卻似乎不曾看過任何面對冤錯案的自省與歉疚，反倒是將「濫訴」習以爲常，這些少數不稱職的檢察官能不慚愧嗎？
《刑法》第125條雖訂有濫行起訴罪，卻因要件嚴格，少見檢察官被同僚以本條起訴，然檢察官們切莫因濫訴不易遭追訴而輕忽濫權，面對每起案件仍要戒慎恐懼、臨淵履薄，要謹慎權衡對被告有利、不利的證據，並經百般掙扎後才能起訴。
或有人以爲，筆者對檢察官的要求過分嚴厲，但「愛深責切」，正因檢察官責任重大，才格外期許他們能做得更好。因此縱使筆者理解，隨訴訟程序愈發完善，法院對檢方舉證要求更高，檢察官身兼摘奸發伏與保障被告的權利的角色，萬分不易，然這份不易卻也是作爲檢察官必須克服的挑戰。因此，筆者仍要告誡檢察官們，務必謹記「與殺不辜，寧失不經」。若是盡力偵查後未果，至多是無法起訴的「挫折」，但沒有把握的起訴、上訴造成冤錯，卻是難以彌補的終身「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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