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遠征：從雙循環的角度看需求側管理

對現代市場經濟而言的需求側管理，不僅是個短期考慮還是個長期機制安排，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需求是可支付能力的需求，從統計上看，可分爲以消費爲代表的最終需求、以投資爲代表的中間需求和以經常項目順差爲代表的外部需求，並可以從總量上進行描述。這三大可支付能力的需求既是時間順序，也是空間結構。短期來看是宏觀經濟調控，克服因當期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週期性波動，即需求總量擴大問題；長期來看是引導並創造需求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即需求結構改善和升級問題。

在時間順序上，由於最終需求在經濟活動中起“邊際引領”作用。於是，在假定邊際當期消費傾向穩定的前提下，居民收入增長與分配總量狀況就成爲一般性需求側管理的重要內容。但從長期來看，需求結構會發生變化。在技術進步一定的情況下，隨着居民收入的增長，邊際消費傾向會持續遞減。居民收入中的儲蓄部分會不斷上升。若不能創造新的需求，供給也會出現過剩。這是需求結構性變化導致的過剩，儘管外需可以緩解，但經驗表明，不是治本之策。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西方經濟理論界希克斯等人致力於凱恩斯理論動態化，希望對短期需求管理進行跨期化安排，以緩解需求結構變化對當期的影響。其基本做法是採取諸如加速折舊等種種措施來加速儲蓄轉化爲投資，即通過持續性擴大投資來擴大中間需求。在緩解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同時，冀望於贏得技術進步的時間，以產業升級來滿足並創造新的需求來維持經濟增長。隨後，經濟理論界又將這一想法擴展到內生經濟增長方面，試圖將傳統認爲的外生的技術進步內生化。尤其是自舒爾茨等人提出人力資本概念後，創新開始引入經濟學。創新既是供給側創新也是需求側創新。由此，所謂需求引領供給，供給創造需求逐漸成爲宏觀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重要理念，構成OECD國家提出需求側管理的背景。

鑑於上述理解，我想從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角度，討論中國的需求側管理的三個問題：

第一，從全球情況來看，2008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一直陷入低迷之中。究其原因，自本世紀以來，全球尤其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在持續下降。全球正處於技術進步的停滯期。這意味着，現有產業是主流工業技術下的產業。產能的擴展只能是依賴全球有支付能需求的平面擴張。目前，這一世界性的擴張除少數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外已經接近地理極限，表現爲各國尤其發達經濟體資產負債能力的不可持續性，並體現爲國際金融危機。世界經濟進入需要新一輪科技革命來創造新需求的階段。

其實，如果回顧歷史，可以看到與這種康德拉傑耶夫週期相關的全球需求變化經驗教訓。當第一次工業革命出現，機器大工業製造的輕紡產品遍及整個世界時，世界市場分割完畢，需求到了極限。當時的工業國不僅出現了經濟危機而且同步化，成爲世界性經濟危機。當不能創造新需求時就需要重新分割市場，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來，以內燃機和電動機爲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引領了對製造機器的機器的需求，創造了一個與裝備製造相關的新的世界市場，全球開始進入重化工業化時代。而二戰結束後出現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又創造了與通信爲中心的電子工業，新的世界市場促進了今日經濟全球化格局的形成。

正是在這一輪經濟全球化中，中國趕上了大潮。藉助於全球產業轉移，中國經濟不僅快速增長，而且成爲全球最大的出口導向經濟體。目前，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我們遇到了挑戰也開始與全球同步。全球經濟處於第三次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間歇期，原有的需求似乎又到了全球的地理極限。而中國的產能又是面向出口的，是爲全球準備的。全球經濟長期低迷，意味着中國現有產能的絕對過剩。於是新的需求創造就變成世界問題，也變成中國問題。如果沒有新的需求創造，世界有可能出現歷史上出現過的以鄰爲壑的保護主義盛行的危險後果，而中美經貿衝突就是跡象。在這種局面下，即使採用極度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也僅是杯水車薪，並不能有效地刺激需求，反而助長資產價格的暴漲。

出路何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特別提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綠色發展，其世界意義就是新的需求創造。如果碳排放作爲全球性的標準出現的話，它就跟GDP一樣，同等重要地成爲衡量經濟現代化的尺度，並有可能是強制性的尺度。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認爲，每一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將獲得8美元的回報。能源結構轉型將會使2050年全球GDP增加100萬億美元，並且能夠帶動相關行業就業崗位翻兩番。中國加入了《巴黎氣候協定》並於去年承諾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從需求角度觀察，初步測算，如果全球目標是在2050年將氣溫上升控制在2度以內，中國能源結構改變將需要100萬億人民幣投資；如果控制目標是1.5度的話，2050年前這一投資數額將高達138萬億人民幣。綠色發展創造了一個很大的市場需求，不僅是投資需求，而且也是消費需求，因爲氣候變暖威脅到人類生存。由此，低碳經濟是全球發展的趨向，世界正處於適應這一趨勢的需求創造“前夜”。值得指出的是，與芯片等高科技產品相比，在綠色發展科技支持方面，中國與世界沒有技術代差，從而有可能發揮引領者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鼓勵綠色發展，即體現了供給的技術進步創造需求，也體現了需求引領供給創新，是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共同改變，從而是革命性的。因之成爲需求側管理的新方向，需要加以特別關注。

第二，從目前中國的情況看，中國雖然告別了絕對貧困，但中等偏下收入羣體仍是人口的主體，構成與發達國家的不同步。對這一主體人口而言，雖然有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然而收入仍是消費的硬約束。有支付能力的最終需求不足仍是中國最大的現實。因此，提高中低收入羣體的收入成爲2035年前需求側管理的第一要務。加快城市化發展，使更多的農民進城務工，是提高低收入階層收入的有效途徑。這已爲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經驗所證實。尤其是在過去十年，隨着城市化的發展，服務業已成爲中國第一大產業，使就業崗位快速增長。2010年1個點的GDP增長可創造120萬個就業機會，但目前卻可以創造200萬個就業機會。這種情況使市場求人倍率常年保持在大於1的狀態並促使各省最低工資水平不斷提高，形成了在就業擴大的同時，單位工資水平上升的局面。進而使過去十年內農民的可支配收入上升速度略快於 GDP增速，個別年份甚至達到10%。

我們看到，“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兩個提高，兩個同步”的要求及政策安排（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工資的比重，並使其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相同步；在國民收入中，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並使其增長與GDP增長相同步），在過去十年間對擴大最終需求效應顯著。2020年，居民收入基本實現了十年翻番目標，中國市場因之擴大，並相應地出現了一組新現象：在重工業產能過剩的情況下，耐用消費品，如彩電、冰箱、洗衣機，乃至汽車、電腦旺銷，而且大多是在三線以下城市和農村的“下沉”市場。這一經驗事實也給建立需求側管理長效機制提供了借鑑。一方面，加快城市化進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增加低收入家庭務工收入的同時，建立和完善包括宅基地在內的農村集體用地入市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財產性收入；另一方面，在加快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的同時，通過國有股權劃社保的方式以提高其邊際消費傾向。這些都應成爲“十四五”期間需求側管理的重點領域。

就收入來看，一個羣體是前所述及的中低收入羣體，另一個是人口已超4億的中高收入羣體。對後一羣體而言，有車、有房，相對於前一羣體，支付能力已不再是硬約束。相反，他們需要新的供給，尤其是服務品的供給。換言之，對他們消費的約束是高品質服務，集中體現在子女教育、醫療健康以及養老服務的提供上。鑑於這一羣體的人口已超過美國人口，並且在未來15年間仍將擴大一倍，達到8-9億，超過目前歐洲、美國和日本人口總和,屆時中國將成爲擁有最大中等以上收入羣體的國家。因此，無論當下還是未來，都應爲需求側管理未雨綢繆的重要方面。政府應加大對學前教育、義務教育，包括醫院在內的公共衛生設施以及養老設施的投入。與此同時，開放與此相關的服務領域，允許民營和中美合資，獨資經營，這既滿足中高收入羣體的當前消費，也爲迎接未來服務型社會的到來打下基礎。更爲重要的是，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提醒我們，人力資本提升既是擴大供給，也是創造需求。只有提升人力資本，才能使經濟可持續發展，穩定地螺旋式上升。這與前所述及的現代需求側管理理念相一致。

第三，從中國與世界互動的關係上看，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已經融爲一體。這特別體現在中國製造完整的產業鏈上，並深深嵌入世界，在疫情衝擊下，由於中國製造業品類完整而且韌性強，出口有了超常的增長表現，它對中國投資和消費需求帶來了相應的改善。這表明，雖然要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但國際循環也會促進國內大循環。因此不能把中國市場和國際市場分裂開來，這也構成當下和未來需求側管理一個重要方面。換言之，需求側管理也應包括穩外貿穩外資。

從雙循環的角度出發看需求側管理，我個人的意見是從長期着眼，從短期入手。從短期看，重心應是促進居民尤其中低收入羣體的收入增長，以緩解相對於供給側的可支付能力需求較弱的矛盾；從中期看，應是政府和民間共同加大對教育醫療等爲代表的社會基礎設施的投入，並開放運營，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可支付能力需求的需要，並依此來構建國內大循環爲主體的基礎；從長期看，則以綠色發展爲導向，在低碳技術領域持續創造新需求，實現國內大循環引領國內國際雙循環。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作者：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長、博智宏觀論壇學術委員會委員 曹遠征）

（責任編輯：馬常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