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選擇了三位現實主義者
10月14日，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結果公佈。獲獎者是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理由是對“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繁榮”所作的貢獻。
“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習慣、文化、社會心理等非正式制度。經濟學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取向的制度研究在上一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關注，大概還是2009年的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往前追溯，則包括上世紀90年代獲獎的科斯（Ronald H. Coase，1991年）、諾斯（Douglass C.North，1993年）等。
與物理學獎、文學獎等獎項比，經濟學獎沒有多少線索可談。也因爲經濟學的高度專業化分工，每當得主揭曉，不少經濟學同行也可能會感嘆：不瞭解，沒怎麼聽說，沒讀過他的研究。對於讀者來說，唯有等得主揭曉後，去理解爲什麼是A獲獎，而沒法提前預測可能是A或B獲獎——雖然科睿唯安的引文桂冠獎（Citation Laureate）經常被認爲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風向標。
今年有所不同，阿西莫格魯等三人獲得諾獎並不讓人意外。只不過在學界看來，他們的研究除了貢獻，是否還有侷限？圍繞他們的批評，其實也因爲這次諾獎而重新被翻出來。
讓我們從簡介開始。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圖片來自諾貝爾獎委員會網站。
阿西莫格魯和約翰遜都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教授，羅賓遜是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的教授。三位學者各有所長，在制度經濟學領域長期開展合作，根據姓名首字母排序，常被稱作“AJR”。
阿西莫格魯是三人中最出名的，卻也是最年輕的。他有亞美尼亞血統，1967年出生於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他的學術生涯始於英國約克大學。1989年，他以優異的成績從約克大學畢業，隨後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深造，分別於1990年和1992年獲得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並留在LSE任教。自1993年起，他開始在MIT任教。他的研究興趣十分廣泛，涉及經濟增長、技術演化、收入分配、社會網絡、契約理論、勞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等多個方面，發表了數百篇論文。他在2005年榮獲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章，並在2019年被MIT授予學院教授的榮譽稱號。
約翰遜出生於1963年，是一位英裔美國經濟學家，現爲MIT斯隆管理學院教授。他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任首席經濟學家。
羅賓遜是三人中最年長的一位，出生於1960年。他在經濟學和政治學領域都有重要貢獻，現任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也被芝加哥大學授予學院教授榮譽稱號。在此之前，他曾長期在哈佛大學、加州伯克利等名校任教。他的關注重點是爲什麼經濟和政治制度使得一些國家繁榮而另一些國家陷入衝突，往往從這個角度分析國家經濟差異的原因。
在當下，全球最富有的20%國家所積累財富與最貧窮的20%國家所積累財富相比，前者大約是後者的30倍左右。令人擔心的是，這種差距還在不斷擴大，而不是縮小。面對如此巨大的挑戰，我們不可能僅僅站在當下來思考問題。阿西莫格魯等三位學者的研究提供了契機，幫我們把視野投向16世紀以來的殖民時代，通過長時段的歷史視角認識經濟表現差異背後的深層原因。
撰文｜樑捷
一篇論文：
關於殖民地的實證研究
很多經濟學者最初瞭解這三位學者，都是通過2001年他們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的一篇論文。論文題目是“比較發展的殖民地起源一項實證研究”（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反殖民題材電影《花月殺手》（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2023）劇照。
這篇論文嘗試討論一個問題，今天各個國家的經濟表現存在差異，這些差異能否通過歷史上的經濟社會制度加以解釋，那些制度可能產生長期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他們在論文裡發明了一個巧妙的工具變量，使得研究結果紮實可靠。這篇文章在學界產生巨大影響，很多後繼者都在模仿他們，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史等領域也重新復興。這篇論文正是阿西莫格魯等三人在今年獲得諾貝爾獎最重要的理由。
近百年來，經濟學家一直在關注制度。但制度研究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描述制度，如何界定製度，如何比較制度，如何將制度與經濟的互動影響梳理清楚。就以這篇經典論文爲例。三位研究者發現，歐洲人從16世紀開始向全世界開展殖民。殖民者的足跡遍佈亞洲、非洲、美洲、澳洲，儘可能拓展自己的殖民地。今天許多國家在歷史上都有被殖民的經驗。但有些國家早已從陰影中走出，變成了經濟發達國家，如澳大利亞、新西蘭甚至美國；而另一些國家卻遲遲無法擺脫困境，至今仍掙扎在溫飽線上，如剛果等一些非洲國家。
很顯然，歐洲人當年在不同的殖民地採用不同的政策，也建立不同的經濟制度。在某些殖民地，殖民者的目標很直接，就是剝削當地土著，掠奪當地自然資源以獲取短期利益。殖民者不想在殖民地長久居住，對土著人也沒興趣，只想從他們身上撈一票就走。這些殖民者建立的經濟制度可以稱爲“掠奪性制度”。但在另一些地區，殖民者的表現大爲不同。很多歐洲人選擇在殖民地定居，爲了自己和後代的長期利益，他們會把歐洲的政治經濟制度照搬到殖民地，教育土著人，逐漸把殖民地建設成爲“新歐洲”。他們建立起來的就是一種“包容性制度”。
《夜鶯》（The Nightingale，2018）劇照。
殖民者早已離開，殖民地早已獨立。但是當年“掠奪性制度”與“包容性制度”的影響並未消失，通過法律、習俗、文化、道德等方方面面流傳下來，對於今天的經濟活動產生影響。我們在處理今天的經濟問題時，必須正視殖民時代的遺產。
但與此緊密相連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如何拆解制度與經濟發展的相互作用，經濟學家把這個問題稱爲“內生性”。畢竟制度會影響經濟，經濟也會反過來影響制度，兩者始終糾纏不清。阿西莫格魯等巧妙地找到一個工具變量，利用工具變量可以解決內生性問題。他們找到的工具變量就是，當時歐洲人在各個殖民地的死亡率。
很多歷史文獻記載，歐洲人到某些殖民地之後多半難以適應，總是爲熱帶病所困擾，比如瘧疾、黃熱病，或者腸胃病，都曾導致外來殖民者大量死亡。而本地土著歷代都與這些疾病共存，死亡率很低。歐洲人面臨高死亡率的威脅，難以定居，就更有可能推行“掠奪性制度”。
而在另一些殖民地比如新西蘭，殖民者發現這裡山清水秀，自然環境竟然比歐洲更爲優越，更適合歐洲人居住，這裡連天花等歐洲常見傳染病都沒有。歐洲人既然想在這些低死亡率的殖民地定居，就會傾向於推行“包容性制度”。通過死亡率這個工具變量，阿西莫格魯等有效地拆解制度與經濟的交互，準確評估制度對於經濟發展的深遠影響。
《殖民者》（Los Colonos，2023）劇照。
阿西莫格魯等研究發現，歷史上的制度對於今天的經濟發展水平確實具有影響，即使把緯度、地形、宗教、語言等其他各種因素都納入考量，制度仍會顯著地產生影響。制度是解釋問題的關鍵。他們的研究方法點燃了後繼者的熱情，大家也都開始整理歷史數據和尋找工具變量，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史也逐漸成爲顯學。而阿西莫格魯等仍在全面而又穩定地推進這些領域的發展。
多本書：跨越經濟學的影響
2006年，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合作的第一本專著《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以下簡稱《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出版。從書名看，這本書是要向巴靈頓·摩爾的名著《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致敬。摩爾採用社會學理論，而阿西莫格魯等採用博弈論等經濟學工具，爲民主社會的穩定構建一套完整的理論。
《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美]達龍·阿西莫格魯、 [美]詹姆斯·A. 羅賓遜著，馬春文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21年3月。
這本書把整體社會抽象成精英和平民兩個階層，兩者之間通過稅收進行收入分配。阿西莫格魯等根據模型推演指出，民主社會得以鞏固的條件是消除推翻民主的潛在動力，在這過程中需要考慮多個因素，包括市民社會的力量、經濟不平等的程度、經濟結構、全球化的影響等。經濟不平等有可能會影響到民主社會的穩定，但也不絕對，還是要置於整個框架中加以分析。
民主社會的穩定性問題，這是馬克思以降衆多政治、經濟學者一直關心的問題。制度經濟學大師諾斯晚年也在思考這個問題，寫過《暴力與社會秩序》。而阿西莫格魯等的這本書就是一個綜合體，通過嚴謹的模型推演，有效整合了馬克思、諾斯等諸多前輩的理論，構建出一個大一統的分析框架。這本書出版以後也有些抱怨，認爲這本書的理論性很強，應用性不夠，大多數國家的民主結構與設定不符。
而阿西莫格魯與羅賓遜的下一本書《國家爲什麼會失敗》於2012年出版。這本書產生了更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近二十年最有影響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之一。這本書順便帶火了兩個概念，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和攫取性增長（extractive growth）。這兩個概念原本由亞洲開發銀行在2007年提出，大意是前者倡導機會平等，在增長過程中讓絕大多數人都能分享到好處，福祉有所提高。而後者不關心機會平等，只有少數人在增長過程中受益，與絕大多數人無關。
《國家爲什麼會失敗》，[美]達龍·阿西莫格魯（也譯爲德隆·阿西莫格魯）、 [美]詹姆斯·A. 羅賓遜著，李增剛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6月。
阿西莫格魯等從根本問題出發，探討爲什麼有些國家富，有些國家窮，有些國家甚至無法保障人民擁有充足的食物，最終被人嘲笑爲“失敗國家”？他們的野心頗大，先後整理了羅馬帝國、瑪雅城市國家、中世紀威尼斯、蘇聯、拉美、英格蘭和當代非洲國家的各類歷史證據，然後用實證工具加以分析。他們發現，這些國家都曾盛極一時，都有很好的經濟增長表現，但最終都失敗了。我們不可能從各種失敗教訓中歸納出單一要素，但阿西莫格魯等確實從中發現了“包容性增長”和“攫取性增長”所導致的巨大差異。
包容性增長的制度環境下，公民在國家權威的保證下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參與到政治決策的過程之中，享受到不受歧視的市場準入制度，參與公平競爭的經濟博弈。他們在經濟活動中的受益，也會享受對於私有產權的法律保護。與之相反，在“攫取性增長”的制度環境下，統治者往往不願意與大衆分享經濟成果，而且採用政治手段來向大衆榨取經濟利益，即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與民爭利”。在短期之內，這兩種制度都有可能穩定存在，都有可能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但從長期來看，攫取性制度不可能保證經濟激勵，也缺乏政治合法性，所以必然會導致社會崩潰，即國家的失敗。
這本書出版以後，影響超出了經濟學界，在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衆多領域都引發熱烈討論。大多數學者都對於阿西莫格魯等人的宏大抱負予以高度評價，認爲這是歷史制度分析的里程碑著作。但也有人認爲“包容性增長”和“攫取性增長”有過於空泛之嫌，還有人指出一些書中的歷史細節錯誤。
《上帝也瘋狂》（The Gods Must Be Crazy，1980）劇照。
而阿西莫格魯等又在2019年推出了《狹窄的走廊》。在這本書中，兩位作者繼續考察全球範圍衆多國家的歷史變遷進程，描繪出一幅獨特的風景。就我們有限的經驗而言，最理想的經濟社會狀態應該是以個人自由爲核心，整個社會富有活力，同時擁有一個積極有效的政府，這幾者達到一個平衡。我們把這個作爲終極目標，再回頭看各個國家的發展歷程。
不同國家的初始點的資源稟賦、限制條件各不相同，發展過程中也走上不同的道路。但並非條條大路通羅馬，大多數國家最終都與那個理想社會的目標擦肩而過，越走越遠。通往理想社會的道路，似乎只是一條狹窄的走廊，必須在恰當的時機找到走廊的入口，最終才能實現目標。而很多國家一開始就走偏了，後續發展呈現出路徑依賴的特性，越走越偏。雖然發展過程中充滿試錯和博弈，也有不同的社會力量想把方向導回走廊入口，但終究難以如意。阿西莫格魯等悲觀地指出，這條窄路不好走，一步錯可能步步錯，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真實世界。
阿西莫格魯與約翰遜的《權力與進步：我們在技術與繁榮上的千年鬥爭》英文版書封（暫無簡體中譯本）。
到了2023年，阿西莫格魯又與約翰遜合作，出版了《權力與進步：我們在技術與繁榮上的千年鬥爭》。阿西莫格魯做過大量有關技術進步和AI（人工智能）的研究，這次也把這個主題導向了經濟史。他們在書裡討論了過去千年裡，技術進步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最終自然也談到最近炙手可熱的AI革命。AI是否能像蒸汽機一樣徹底顛覆我們的生活？阿西莫格魯等對此卻並不樂觀。
他們認爲，目前AI發展已誤入歧途，許多算法的設計是儘可能地取代人類，而不是服務於人類，這與AI的設計初衷已經背道而馳。按照當下AI的發展邏輯，未來它對於提高生產效率、發展經濟水平的幫助會顯著低於人們的預期，甚至可能會對勞動就業、收入分配乃至民主制度產生負面影響。
《我們需要談談AI》（We Need To Talk About A.I. 2020）劇照。
現實主義者改變了經濟學的面貌
由此我們可以嘗試歸納阿西莫格魯等人的研究風格和基本立場。
首先，他們都是現實主義者，關注歷史問題的學者必須是現實主義者。阿西莫格魯等從不諱言當今很多國家在經濟上的失敗，並試圖幫助它們尋找歷史與現實中的原因。雖然阿西莫格魯是抽象模型的高手，但是他從未沉迷於精美的模型之中，而是試圖用模型來解釋殘酷的現實。
《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2001）劇照。
其次，他們都是綜合主義者。阿西莫格魯是經濟學界罕見的全能戰士，從理論模型到數據分析，從工具創新到史料整理，在任何方面都達到目前學界的頂級水平，這也是他能持續不斷髮表數百篇論文的技術保障。但是他從不凸顯自己某一方面的技能，而是試圖把各項能力綜合起來，論證一個宏大的、根本性的命題。今天極少有這樣全能的研究者。
再次，阿西莫格魯等人都是悲觀主義者。他們沒有被主流輿論帶着走，無論分析國家興衰還是科技應用，都能冷靜地分析其內在機制，思考它們的衍生影響，最終作出整全的判斷。
他們可能是今天最爲外部所知的經濟學家，但褒貶不一。一方面，他們在頂級學報上發表了數量驚人的論文，出版過大量的著作和教科書，還有很多網絡上的免費講義，是無數經濟系學生的偶像。另一方面，他們不斷挑戰宏大命題，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總有疏漏和不夠深入的地方，遭受專家的批評。
總體而言，他們是最不令人意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此之前，我們唯一不知道的只是，他們會在什麼時間、以什麼理由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很難說阿西莫格魯開闢了哪個經濟學的新領域，但是他全面地改變了經濟學的面貌。
來自經濟學圈內的批評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對於阿西莫格魯等人研究的批評不絕於耳，很多批評都來自經濟學圈內部，嚴厲刻薄，他們2001年的經典論文以及《國家爲什麼會失敗》都是攻擊的靶子。
他們今年獲獎之後，很多批評又被重新翻了出來。批評意見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經濟機器是如何運行的》（How The Economic Machine Works，2008）劇照。
第一，他們對於制度缺乏明確定義。什麼是包容性制度，什麼是攫取性制度？包容性制度與產權明晰、私有產權保護、王權受到約束、對外自由貿易等特徵存在怎樣關係？如果一個國家有明晰的產權，卻設置很高的對外貿易壁壘，此時它是否算是採用包容性制度？又如果說，成功國家採取的是包容性制度，失敗國家採取的是攫取性制度，那麼就犯下同義反覆、循環論證的明顯錯誤。
第二，他們沒有深入研究制度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經濟史學者多半不喜歡研究觀念，因爲沒法量化。他們更願意處理人均收入、預期壽命等相對容易衡量的指標。問題在於經濟制度與意識形態存在密切聯繫。經濟史前輩諾斯（D. North）也承認，意識形態是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阿西莫格魯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十分強硬，認爲文化與意識形態與經濟增長之間並無直接關係，只可能在正式制度框架下發揮作用。
紀錄片《數學的故事》 （The Story of Maths，2008）劇照。
第三，阿西莫格魯等的實證研究結果不穩健，樣本選取數量偏少。只要在樣本選取或者計量方法上做一些調整，結果就可能變得不顯著。工具變量的選取也有可議之處。所以很多經濟學家不支持他們的研究結論。
第四，由於研究涉及長時段、全球範圍內上百個國家的經濟變遷，他們不得不採用二手乃至三手的研究數據，研究過程非常粗略。當今學術分工已趨於嚴密，很多歷史學家終身只鑽研某個國家某個階段的歷史。對於這類學者而言，阿西莫格魯等的研究錯誤百出，對待歷史數據的態度不可接受。
應該說每一種批評都有道理，也都值得阿西莫格魯等人認真迴應。但學術研究總是面臨侷限，其中有理論的侷限，有技術的侷限，有個人能力的侷限，也有時間精力的侷限。縱使遭受衆多批評，也不能否定阿西莫格魯等人工作的意義。他們只是用一種數學足夠嚴密但邏輯上不夠嚴密的方式，嘗試構建一套迴應重大命題的經濟學理論框架，也提出大量有價值的探索方向。在我看來，他們工作的另一個重大意義是啓發年輕人投身其中，推動了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史的研究。至於最終是否能構建出更完美理論體系，我並不關心，因爲探索的過程總是比結果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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