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獎得主達龍·阿西莫格魯：爲什麼西歐在1800年前後實現了經濟起飛？

達龍·阿西莫格魯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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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諾獎得主達龍·阿西莫格魯：經濟增長的機制和原因

當地時間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將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A·羅賓遜。以表彰他們“對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對繁榮的影響的研究”。

這些獲獎者對長期影響國家經濟繁榮的因素做出了創新性研究。他們對體制如何影響繁榮的深刻見解表明，支持民主和包容性體制的工作是促進經濟建設的重要途徑。

達龍·阿西莫格魯所著的《現代經濟增長導論》，是一部關於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鴻篇鉅製，也是宏觀經濟學必備典藏教材。本書旨在解決兩個問題。首要的一點，這是一本有關經濟增長和長期經濟發展的書。爲了理解爲什麼一些國家實現了增長而其他國家沒有，經濟學家必須超越機械的模型，提出那些關於經濟增長根本性原因的問題。第二，本書也可以作爲一本研究生層次的介紹現代宏觀經濟學和動態經濟分析的教材。

以下摘自《現代經濟增長導論》一書後記，總結了本書中最重要的幾方面內容和從中收穫的一些啓示。

作爲本書的結尾，在此我將簡要討論我們從本書的模型中學到了哪些內容，以及這些模型如何給出一個關於思考世界增長和跨國收入差異的有益視角，而不是總結迄今爲止討論過的模型和觀點。然後，我將簡單概述許多尚未討論過的問題，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瞭解忽略了哪些內容，而這些忽略的問題也是未來研究的潛在主題。

我們學到了什麼？

首先總結一下本書中最重要的幾方面內容和從中收穫的一些啓示。

當前收入差異源於增長差異。就經驗層面而言，研究經濟增長，不僅對理解增長過程十分重要，而且還因爲分析當今國家間的收入差異也需要我們理解爲什麼有些國家在過去兩百多年中經歷了快速增長，而有些國家則沒有（第1章）。

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技術的作用。經濟表現和經濟增長的跨國差異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技術密切相關。本書的部分內容重點討論了這些要素對生產和增長的貢獻（第2章和第3章）。從中得出的一個結論是，技術對理解經濟表現的跨國差異和跨期的差異非常重要。這裡的技術指的是生產技術、知識和生產組織總體效率的進步。

內生投資決策。雖然我們可以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跨國差異視爲給定，並以此推動經驗研究，但我們仍然需要將這些投資決策內生化，以便更好地理解跨國收入差異和增長差異的機制與原因。本書中大部分內容的主旨在於理解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過程（第8章至第11章）。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都是前瞻性行爲，同時依賴於個體對其投資的期望報酬。因此，理解這些投資差異與理解不同社會之間的報酬結構差異（即不同行爲的貨幣和非貨幣報酬和激勵）以及個體如何對不同報酬結構做出反應密切相關。

內生技術。我始終強調技術應當被視爲內生的，而不是上天的恩賜。有充足的經驗和理論上的理由讓我們相信，新技術是由那些追逐利潤的個人和企業通過研究、開發和改進創造出來的。此外，應用新技術的決策往往對利潤激勵高度敏感。由於技術看起來是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驅動力，同時也是影響跨國經濟表現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我們必須瞭解技術如何對要素稟賦、市場結構和報酬結構做出反應。本書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構建一個強調技術內生性的概念框架。對內生技術建模需要採用一些特定的思路與工具，這與對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建模所需的思路和工具有所不同。有三種因素尤爲重要。第一，研發新技術的固定成本與技術的非競爭性特徵使我們必須應用創新者擁有事後（創新之後）壟斷力量的模型。

這可能同樣適用於企業應用新技術的情況，雖然適用性可能稍差。壟斷力量的存在將改變分散化均衡的福利性質，併產生一系列新的交互影響和外部性（第12章、第13章和第21章第21.5節）。第二，創新過程是一個隱含的競爭和創造性破壞過程。對內生技術建模需要構建包含更多細節的關於創新的產業組織模型。這些模型將闡明市場結構、競爭、法規和知識產權保護對創新和技術應用的影響（第12章和第14章）。第三，內生技術意味着不僅技術變化的總體速率對報酬敏感，而且研發的技術類型也對報酬敏感。影響社會開發的技術類型的主要因素依然是報酬結構和要素稟賦。例如，不同要素相對供給的變化很可能會影響將要開發和應用的技術類型（第15章）。

不同社會的聯繫和世界的平衡增長。雖然內生技術和內生增長是我們思考經濟增長過程，特別是理解世界經濟增長曆史的主要因素，但同樣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大多數國家並不會研發自身需要的技術，而是應用世界前沿技術或者使之與現有技術相適應（第18章）。實際上，跨國技術轉移可能是在最初的工業化階段之後融全球經濟的許多國家大多有着相似增長率的一個原因（第1章）。因此，對跨國收入差異和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增長過程建模需要仔細分析技術擴散和國際經濟聯繫。在這種背景下需要對兩個主題予以特別關注。第一個主題是合同制度，該制度使上下游企業之間、企業與工人之間、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得以訂立合同。這些制度安排會影響投資數量，影響企業家和企業的選擇，以及不同生產活動在各企業和工人之間的配置效率。不同社會的合同制度有着明顯的差異，而這些差異似乎是影響世界經濟中技術應用和技術擴散的一個主要因素。合同制度不僅直接影響技術和經濟繁榮，同時也將形塑企業的內部組織結構，使之有助於提升生產效率並影響企業的創新水平（參見第18章的第18.5節）。第二個主題是國際貿易關係。國際貿易不僅能產生經濟學家熟知的靜態收益，還會影響創新和增長過程。國際勞動分工和產品生命週期即是國際貿易關係促進技術擴散和提高生產專業化程度的兩個例子（第19章）。

經濟起飛和失敗。過去200年中的世界經濟增長與幾千年前的情況截然不同。雖然在某些歷史階段、某些地區曾有過間斷性的增長，但直到18世紀，整個世界經濟增長基本處於停滯狀態。這種停滯狀態有幾個方面的特點，包括：生產率低下，社會總體和個人經濟活動的成果波動性很高，農村和農業經濟佔主導，同時伴隨着馬爾薩斯特徵，即產出增長通常伴隨着人口增長，因此產出增長對人均收入的影響很小。經濟停滯的另一個主要特徵是試圖實現經濟增長的努力以失敗告終：許多社會在經歷一段時間的增長之後就會陷入蕭條和停滯。這種週期在18世紀末得以改觀。我們將今天的經濟繁榮歸功於經濟活動的起飛，尤其是工業活動的起飛，這起源於英國和西歐，然後擴散到世界其他部分地區，最明顯的是擴散到歐洲的西方旁支，比如美國和加拿大。今天富裕的那些國家正是最早實現經濟起飛的國家，或者是那些能夠迅速應用技術，並將經濟增長建立在技術之上的國家，而技術又是經濟起飛的基礎（第1章）。對當今跨國收入差異的研究需要解釋爲什麼有些國家沒能很好地利用那些新技術和生產機會。

結構變遷和轉型。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伴隨着一系列根本性的結構變遷和轉型。這包括生產和消費構成的變化（從農業轉移到工業以及從工業轉移到服務業）、城市化、金融行業的發展、收入不平等和機會不平等的變化、社會和生活方式的轉型，企業內部組織的變遷，以及人口轉型。雖然經濟發展是一個包含衆多方面的過程，但其實質很大程度上在於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結構轉型（第17章的第17.6節、第20章以及第21章）。這些轉型本身就是很有意義的研究對象，同時，這些轉型對研究持續增長來說也是很重要的因素。缺乏結構轉型不僅是經濟停滯的表現，而且往往是經濟停滯的原因。有些社會可能難以實現經濟起飛，同時也不能從現有的技術和投資機會中獲益，這部分是由於這些社會未能成功地推動必要的結構轉型，因此缺乏有利於應用新技術的金融關係、適宜的技能或者企業類型。

政策、制度和政治經濟學。就企業和個人是否投資於那些對經濟起飛、工業化和經濟增長來說必不可少的新技術和人力資本而言，他們面對的報酬結構起着核心作用。這些報酬結構是由政策和制度決定的。由於多種相互關聯的原因（第4章），政策和制度還直接影響一個社會能否走上現代經濟增長之路。第一，政策和制度直接決定了社會的報酬收益結構，因此決定了對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以及技術創新的投資是否有利可圖。第二，政策和制度決定了現代經濟關係中必需的基礎設施和合同安排是否存在。例如，如果合同執行機制、法律與秩序的維護以及至少最低水平的公共基礎設施在一定程度上缺失，那麼現代經濟增長就不可能實現。第三，政策和制度能夠影響和規制市場結構，因此決定了創造性破壞的力量能否發揮作用，進而使效率更高的新企業得以取代效率更低的現有企業。第四，制度和政策有時（或者可能時常）會阻礙新技術的應用，以保護那些在政治上擁有強大力量的現有企業，或者鞏固現有政治制度。因此，爲理解現代經濟增長過程，我們必須研究社會的制度和政策選擇，進而我們需要研究增長的政治經濟學，對哪些個人和羣體從經濟增長中獲益、哪些受損給予特別關注。如果受損失的個人或羣體不能得到補償並擁有足夠的政治權力，那麼我們就可以預測政治經濟均衡將導致並非促進增長的政策和制度。關於增長的基本政治經濟學分析使我們能夠洞察何種扭曲型政策可能會阻礙增長；何時這些扭曲型政策將會被採用；以及技術、市場結構和要素稟賦如何與掌權的社會集團的激勵因素相互作用，或者促進經濟增長，或者阻礙經濟增長（第22章）。

內生政治制度。政策和制度對理解長期增長過程和跨國經濟表現的差異至關重要。反過來，這些社會選擇是在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背景下做出的。民主社會和獨裁社會一般會做出不同的政策選擇，同時產生不同的報酬結構。但政治制度自身並不是外生的。沿着均衡路徑，政治制度會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源於其自身的動態變化，以及因技術、貿易機會和要素稟賦的變化而產生的激勵因素（第23章）。因此，爲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經濟增長和當前的收入差異，我們需要了解（1）政治制度如何影響政策和經濟制度，進而塑造企業和工人的激勵機制；（2）政治制度自身是如何演變的，尤其是當政治制度與經濟結果和技術相互作用時；（3）爲什麼政治制度以及相關的經濟制度並沒有在所有的歷史時期都導致持續的經濟增長，爲什麼直到200年以前這些制度才導致經濟起飛，爲什麼有些國家會阻礙先進技術的應用，並使經濟偏離了增長路徑。

以上的總結分析聚焦於與世界經濟增長過程和我們今天觀察到的跨國收入差異密切相關的一些思想。本書不僅聚焦於這些思想，同時還精心將這些思想用數學模型表達出來，以期獲得一致而又嚴格的理論研究方法。在這裡我並沒有複述這些思想的理論基礎，它們涵蓋了基本的消費者理論、生產者理論、一般均衡理論，以及資本積累的動態模型、壟斷競爭模型、世界均衡模型和政治經濟學的動態模型。但我要再次強調，對這些思想的理論基礎進行一番徹底的研究，不僅對很好地理解主要研究問題來說是必要的，而且對找到最好的方式使這些理論基礎能夠獲得經驗上的應用也必不可少。

有關過去200年增長和停滯的一個合理視角

上一節總結了本書重點闡述的思想。現在轉而討論如何應用這些思想解釋世界經濟增長過程和跨國收斂，正是這兩個問題從一開始就激發了我們的研究興趣。核心問題包括：

1．爲什麼在1800年以前世界經濟沒有經歷持續的增長？

2．爲什麼西歐在1800年前後開始了經濟起飛過程？

3．爲什麼有些社會致力於從19世紀開始出現的新技術和組織形式中獲益，而其他社會則斷然拒絕或者未能成功？

接下來我將嘗試回答上面三個問題。雖然我在這裡闡述的部分原理已經用計量經濟學方法進行過研究，其他部分原理則有歷史數據予以佐證，但讀者還是應該將這部分敘述看作針對這些核心問題，第一次嘗試給出前後一致的回答。這些回答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這些回答建立在理論洞見的基礎之上，而這些理論洞見則源於本書討論的模型。第二，根據第4章討論中的精神，這些答案將經濟現象的直接原因與根本原因，特別是制度原因聯繫在一起。我在這裡做了簡化。雖然第23章強調並不存在完美的政治制度，每一套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都會以某些羣體的利益爲代價有利於另一些羣體，爲了簡化分析，在這部分內容中我將對兩種制度安排做一個重要區分，一種制度安排相比另一種更加不利於增長。將第一種制度安排稱爲威權政治體制，包括君主專制、獨裁以及各種類型的寡頭政治，寡頭政治將權力集中於極少數人手中，同時制定有利於實現這部分人利益的經濟政策。威權政體通常依賴某種程度的鎮壓，因爲這種政體尋求的是維持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一種不平等分配。同時威權政體會利用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保護現有企業，併爲擁有政治權力的那些羣體創造租金。第二種政治制度是參與型政體（participatory regimes）。這種政體對統治者和政治家施加了約束，因此得以避免在政治體系中產生專制傾向，並讓新的經濟利益集團表達其訴求，因此避免了將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完全分開的情況。這種政體包括君主立憲（更廣泛的社會羣體可以參與經濟和政治決策的制定）和民主政治（政治參與度要高於非民主政體）。相比威權政體，參與型政體最顯著的特徵是能夠讓更廣泛的社會羣體表達自己的聲音，並給予（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因此，參與型政體對新企業進入市場持更開放的態度，同時提供一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併爲相當廣泛的社會羣體提供更好的產權保護。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對威權政治體制和參與型政體進行比較，與增長促進型制度和阻礙增長的攫取型制度的比較是聯繫在一起的，這一點第4章已有過討論。讀者應該注意到，有許多術語可以用來代替“威權”和“參與型”這兩種說法，同時以上論述的一些細節並不是十分嚴謹。更重要的是，必須牢記，即便是參與性很強的制度也會伴隨着政治權力分配的不平等，那些擁有較多政治權力的羣體會利用財政工具和政治手段爲自己謀利，同時以損害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利益爲代價。爲什麼這類行爲有時能被成功地約束和限制是當前研究中的一個前沿話題，在這裡不再詳述。

1800年以前世界各國爲何沒有經歷持續的經濟增長？

雖然持續增長是一個近期纔出現的現象，但是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歷史上無疑出現過很多次。人類歷史也同樣不乏各種重要的技術突破。即使在新石器時代革命之前，也有許多技術創新提高了採集狩獵者的生產率。在大約公元前9000年人類過渡到農業社會，這可能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技術革命：這種過渡導致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同時也出現了社會組織和政治都更復雜的社會形態。考古學家也記錄了前現代社會中許多經濟增長的例子。歷史學家估計，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50年這段古希臘的鼎盛時期，人均消費大概增長了一倍（Morris，2004）。公元前400年之後的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也經歷了類似的生活水平提高（Hopkins，1980），同樣還有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之前的南美洲文明，尤其是奧爾梅克文明、瑪雅文明、阿茲特克文明，甚至是印加文明都出現了生活水平的提高（Webster，2002；Mann，2004）。雖然有關這些古代增長曆史的數據十分有限，但現有證據表明，基本的新古典模型，即增長依賴於物質資本積累的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這些古代經濟體的發展過程（例如參見Morris，2004）。

雖然如此，上述增長經歷從質的方面說有別於從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開始的經濟起飛之後的世界經濟增長。有四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使古代經濟增長有別於現代經濟增長。第一，早期的增長相對來說持續時間非常短暫，或者增長率很低。

例如，Morris（2004）估計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間，古希臘的人均收入翻了一倍，或者最多翻了兩倍，這很大程度上源於從公元前800年不同尋常的低人均收入水平上開始的追趕效應。

在大多數情況下，剛剛出現的迅速增長出於某種原因會很快中斷，某種程度上類似於第17章第17.6節討論的有關經濟起飛失敗的模型。第二，與第一點相關，早期的增長從沒有建立在持續的技術創新的基礎之上，因此與第13章至第15章論述的以技術爲基礎的增長有着根本區別。第三，在大多數情況下，持續增長必需的經濟制度沒有建立起來。金融關係通常非常原始，合同制度是非正式的，同時伴隨着內部關稅，市場受到嚴格管制，收入和儲蓄達不到支撐大規模市場的水平，也達不到對一系列經濟活動進行同步投資，進而使之盈利的水平。換句話說，如第21章所述的與經濟發展相伴的結構轉型並沒有出現在早期歷史中。第四（同時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並且是前三個因素的原因），早期增長的歷史都是發生在威權政治體制下的，因此增長並不是建立在有利於廣泛的社會羣體的基礎之上。相反，這些都是充分利用現有的比較優勢爲精英階層謀利、以精英爲主導的增長。因此，生活水平提高影響的不是整個社會而只是極少數人，這也就不足爲奇了。

爲什麼這些早期增長沒能轉變爲經濟起飛過程，並最終導致經濟的持續增長呢？我的回答基本上源自第23章第23.3節。威權政體下也可能出現增長。企業家和工人可以更有效率，實現更好的勞動分工，並通過逐步改進和幹中學來提高工作中使用的技術。此外，那些掌握政治權力的羣體及其盟友能夠得到必要的產權保護，因此會進行投資活動。同時，偶爾也會出現某些技術上的重大突破。但在威權政體下，增長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得到保護的是當前精英的利益。因此歸根到底，增長只能一直依賴現有技術和生產關係。在這種制度下難以出現創造性破壞過程，新的人才和新企業也難以出現，而這對於將一個國家引入持續增長狀態來說必不可少。此外，技術上的約束也可能起到重要作用。例如，19世紀相對快速的經濟增長對技能工人產生了需求，而在印刷術出現以前，要讓具備必要生產技能的工人數量達到一個臨界值需要付出極高的成本。儘管技術知識進步不是一個單調變化的過程（有時候有用的生產技術還會失傳），但毫無疑問，18世紀末期的潛在企業家能獲得的技術知識要遠多於古羅馬和古希臘時期。

接下來我將詳細闡述起到關鍵作用的政治經濟學因素，並給出幾個例子說明威權政體下增長的侷限。現有證據表明，1911年以前的歷代中國王朝在歷史上的許多不同階段都有技術創新。中國經濟的生產力，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和其他土壤肥沃地區的生產力都很發達，足以支撐較高的人口密度。但中國經濟並未實現持續增長。中國大部分歷史時期的經濟行爲都受到威權政治體制的嚴格控制。整個社會等級森嚴，在精英階層和大衆階層之間有着非常清晰的界線。這種體制不允許新的企業家自由進入商業活動，因此他們無法採用或者開發新技術，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也無法釋放出來。如果經濟增長的前景與政治穩定相沖突，那麼精英階層會選擇維護政治穩定，即使這種行爲以潛在的經濟增長爲代價。因此中國對海外貿易和國內貿易實施嚴格控制，也沒有發展起有着廣泛基礎的產權制度和合同制度，而這對於現代經濟增長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同時也不允許擁有經濟和政治力量的自治中產階層崛起（Elvin，1973；Mokyr，1990；Wong，1997）。

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通常被視爲最早的民主社會。因此有些人會傾向於將它們視爲能夠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參與型制度。但事實並非如此。首先，如上所述，參與型制度在其他前提條件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並不一定能讓經濟實現持續增長。但更重要的是，古希臘和古羅馬只是相對於當時的其他社會來說纔是民主社會，它們只代表了一小部分人羣。生產依賴於奴隸制和強制勞動。此外，雖然伴隨着某些民主實踐，但在兩個階層之間存在着明確的界線：一端是少數精英，他們壟斷了經濟和政治權力；另一端是普通民衆，包括自由民和奴隸。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經濟增長都不依賴於持續創新，雖然都曾致力於提高農業生產率，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生產的組織方式。古希臘和古羅馬都曾短暫受益於各自的軍事優勢，但其他國家對其軍事力量的挑戰同樣也是它們衰落的重要原因。

奧斯曼帝國是另外一個例子，雖然在一段歷史時期內維持了其強盛的地位，但經濟從未過渡到持續增長階段。尤其是在14世紀、15世紀、16世紀，奧斯曼帝國實現了經濟上的相對繁榮，並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大部分地區的農業生產率都比較高，軍事上的勝利充盈了國庫，並將收入分配給一部分民衆。但是作爲控制帝國決策制定的精英階層卻從未促進有着廣泛基礎的經濟增長。土地產權缺乏保護，只有與國家目標一致的貿易才能順利進行，但通常也要受到嚴格控制，任何可能威脅國家權力的新技術都沒有生存空間。如同古代中國、希臘、羅馬一樣，奧斯曼帝國在經濟增長逐漸停滯之後就走向了衰落（Pamuk，2004）。

最後一個例子是君主制的西班牙。在16世紀之初，西班牙王室在國王費迪南德和王后伊莎貝拉的領導下從政治上控制了本國，同時通過其殖民地企業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海外帝國。大西班牙的許多地區，包括阿拉貢地區的土地和剛剛從摩爾人手中重新奪回的南部地區，早在15世紀時就已經相當繁榮。16世紀時，西班牙從殖民地獲得了大量黃金、白銀和其他資源，這些轉移到國內的資源使西班牙變得更加富有，但這些財富並沒有轉化爲持續的經濟增長。殖民地受制於費迪南德和伊莎貝拉建立的嚴酷的威權政體，同時大部分利潤豐厚的商業活動都被分配給王室的盟友經營。從殖民地獲得的更多收入只是王室用來加強對經濟和社會其他羣體的控制。這樣一來，君主專制不僅沒有減弱，反而變得更加強大。貿易和工業的發展都受到高度管制，那些不與王室直接聯盟的羣體被視爲可疑分子並受到歧視。這種情況的一個最極端例子是宗教裁判所對猶太教徒的迫害，之後這種迫害繼續擴展到其他獨立商人身上。在經歷了從殖民地轉移財富的過程之後，西班牙開始陷入長期的發展停滯，經濟和政治都逐漸衰落（Elliott，1963）。

同樣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上述所有國家都沒有建立起互補的經濟制度。金融制度一直處於初級階段。在羅馬共和國出現了現代企業的前身，同時允許市民之間簽訂某些合同，但經濟繁榮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傳統經濟活動的基礎之上，因此在生產者之間以及企業和工人之間不需要建立起復雜的關係。正因如此，在這些社會中，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結構轉型也就從未出現。大多數人都生活在農村地區，同時社會關係由國家和社會羣體的強制力量支配。或許更重要的一點是，除了精英階層接受幾乎對生產率增長沒有任何作用的教育之外，幾乎不存在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在廣泛的社會階層都缺乏人力資本和政治權利的情況下，由於大多數人被排除在創業活動之外，創造性破壞變得更爲困難。上述所有例子都驗證了這一論斷。

綜上所述，這些例子解釋了那些僅僅促進精英階層生產率提高的社會只能獲得一段時間的增長，難以產生創造性破壞。增長與精英階層的政治統治緊密相連，因此伴隨着進入壁壘保護精英階層的地位和權力。從這一點上說，對“1800年以前世界各國爲何沒有經歷持續的經濟增長”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分爲兩方面。第一，在1800年以前沒有任何社會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也不允許新企業進行新技術創新，因此一般來說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也就難以發揮。這種失敗可能部分源於沒有印刷術使得難以對廣泛的社會羣體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同時通信技術也十分落後。但這種情況也同樣與工人和企業的報酬結構和約束條件有關。這種經濟增長模式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沒有一個社會能夠實現根本性的結構轉型，而這對於現代經濟增長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第21章）。第二，由於這些社會都處於威權政治體制的統治之下，因此不能採取使經濟實現持續增長的措施。

爲什麼西歐在1800年前後實現了經濟起飛？

勞動分工（爲亞當·斯密所強調）和資本積累總是能給社會帶來增長機會。進一步說，在任何社會環境下，人類都有足夠強大的聰明才智實現重要的技術突破，因此在人類社會中總是存在着增長的動力（Jones，1988）。雖然如此，由於增長必須以一定的政治（經濟）制度爲背景，因此這種增長動力的存在只是一種潛在的可能性。當制度不能促進增長的時候，也就是說，當這些制度不能提供合理的報酬結構，因此對創新給予懲罰而不是獎勵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預測，增長動力此時不能導致經濟的持續增長。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也是可能的，正如古代中國、希臘、羅馬和其他帝國在其歷史的某個階段出現的情況。但這種短暫的經濟繁榮並沒有充分利用增長的動力；相反，這種增長髮生在特定的政治體制之下，就其本質而言，這些體制必須控制增長動力，因爲這種動力最終會瓦解這些體制。

始於18世紀末期西歐國家的經濟增長則有所不同，這是因爲西歐國家自中世紀晚期開始經歷了三種重要的結構轉型。這些結構轉型創造了一種良好的環境，在此環境之下，潛在的增長動力得以轉變爲經濟持續增長的發動機。

第一種結構轉型是舊體制的一個重要基礎瓦解了，即西歐封建關係的衰落。從13世紀開始，尤其是經歷14世紀中期的黑死病之後，西歐許多地區的封建經濟關係崩潰。農奴從封建關係中解放出來，或者是默許的（因爲封建關係已經不復存在），或者是逃離到規模正在擴大的城市中心而使自己獲得自由（Postan，1966）。這種解放預示了一種重要社會轉型的到來：城市化以及社會關係的改變。但更重要的一點可能是導致了在工商業部門中工作的低工資勞動力的出現。這也消除了當前精英階層和新興企業家階層之間最重要的矛盾根源，即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第22章）。封建秩序的衰落進一步削弱了歐洲威權體制的權力基礎（Pirenne，1937）。

第二種結構轉型與第一種密切相關。伴隨着14世紀人口的下降，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實際收入上升，同時許多城市都爲商人進口新商品、企業家銷售新產品創造了足夠廣闊的市場。在中世紀，一系列重要的技術，如冶金技術、武器製造技術、農業以及基礎工業（比如紡織業）等技術都已經相當成熟（White，1964；Mokyr，1990）。因此，歐洲經濟此時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技術成熟度，爲衆多經濟領域裡的企業家活動搭建了平臺，同時收入水平也足以支持對物質資本和技術的投資，進而引領新型生產關係的出現。

第三種也是最重要的一種轉型是政治上的變化。中世紀晚期不可避免地開始了專制君主政權的瓦解，以及憲政體制崛起的政治過程。16—17世紀出現在西歐的憲政政體是最早的參與型政體，因爲在憲政政體下，之前沒有獲得政治權力的羣體此時大部分都擁有了一定的政治權力。這些羣體包括紳士階層、小商人、最初的實業家以及海外貿易商和金融家。這些政體向廣泛的社會羣體提供了產權保護並建立了促進增長的制度。這些制度變化爲新投資、技術變化以及持續增長提供了必要的環境，這種情況在17世紀英國和荷蘭的商業革命以及18世紀末英國的工業革命中達到了高潮。到了19世紀，工商業發展已經擴展到了西歐大部分地區（參見第4章；North and Thomas，1973）。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按照我們今天的理解，君主立憲制並不是民主制。因爲此時不存在一人一票原則，同時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之間的界線可以說是涇渭分明。雖然如此，這種體制的出現也是爲了迴應商人和實業家的訴求。更重要的是，這些憲政政體不僅改革了西歐的政治制度，同時也進行了一系列有利於促進現代資本主義增長的經濟改革，內部關稅和管制被廢除，大大促進了國內商業活動和國際貿易。例如，伴隨着英格蘭銀行的成立和其他金融改革的推行，英國開始了金融發展的過程。

這些憲政政體首先出現在英國和荷蘭，然後擴展到法國和西歐其他地區，這爲經濟持續增長鋪平了道路，而這種增長基於對廣泛的社會羣體提供產權保護、合同執行、法治和自由進入現有商業活動和新型商業活動。根據前面章節中的理論觀點，這些條件的改進將導致對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技術的更多投資，而這也確實發生了，現代經濟增長過程由此啓動。此時的經濟關係依賴於對新型工商業活動的投資，以及複雜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生產關係的形成。增長並沒有馬上提速，17—18世紀時雖然存在着經濟增長，但是增長速度比較緩慢（Maddison，2001）。但這些制度變化爲即將到來的更高速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金融制度得到了發展，城市地區進一步擴張，新技術不斷出現，市場成爲交易和競爭的主要舞臺（North and Thomas，1973）。到19世紀，技術變化過程和投資活動都獲得了長足發展，因此被稱爲“工業革命”（Ashton，1969；Mokyr，1993）。工業革命第一階段之後出現了更新型的技術，更加複雜的組織機構，生產過程更加依賴技能和人力資本，世界經濟的全球化程度也得到了提高。到了19世紀下半葉，西歐國家已經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增長水平。

爲什麼西歐國家在1800年左右開始了經濟起飛過程？對這個問題的一個完整回答很自然地需要解釋如下問題，即憲政政體爲什麼對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在西歐國家開始出現的現代經濟增長如此重要。這些制度源於中世紀晚期在歐洲出現的貴族議會制度，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制度是根本性改革的結果，而這些改革又源於歐洲從16世紀開始的政治權力平衡的變化（Ertman，1997）。由於新大陸的發現，以及航海可以繞過好望角，國際貿易出現了增長，歐洲隨之在16世紀經歷了重要的經濟轉型（Davis，1973；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5a）。伴隨着海外貿易的增長，歐洲的商業活動也更爲活躍。這些變化導致生活水平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時更重要的是導致新的商人、國際貿易商和實業家階層獲得了更多的經濟和政治權力。這些新階層不再是歐洲君主的傳統盟友。因此他們要求政治制度發生改變，同時往往也具備足夠的力量實現這一點，以使其產權得到更好的保護，並促使政府採取有利於其經濟活動的措施。此時，隨着封建秩序的瓦解，中世紀威權政體的基礎已經慢慢萎縮。雖然如此，導致憲政政體出現的那些變化卻來之不易。爲了獲得獨立併成立共和國，德國人要同哈布斯堡王室的君主進行鬥爭。英國需要經歷內戰的洗禮並爆發了光榮革命。法國則需要進行1789年革命。但此時的舊制度無一例外都讓位於能代表更多階層的制度，對絕對權力施加更強的約束，同時伴隨着商人、實業家和企業家更多地參與政治過程。關鍵在於社會變化導致的是一套新政治制度的產生，而不是舊制度簡單的讓步。這種區別與第23章第23.3節強調的理論觀點有關：新興羣體要求對其產權保護提供長期的保證，並能夠參與到經濟生活中。這種保證可以通過政治制度的變革輕易實現，而不是通過短期的讓步實現。

這些變革創造了使上述經濟制度得以建立的政治制度。威權政治體制的瓦解和初級參與型政體的出現開啓了現代經濟增長的大門。

爲什麼有些社會致力於從新技術中獲益而其他社會則未能如此？

經濟起飛首先出現在西歐國家，但隨後迅速擴展到世界上的某些其他地區。引入西歐經濟制度並獲得經濟增長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美國。作爲由定居的殖民者建立的國家，美國打敗英國並取得了獨立，建立了一個小農場主社會，此時已經建立了參與型政治制度。這是一個由樂於生活在其中的人建立的社會，他們特別願意建立制衡機制以防止隨後可能出現一個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強勢的精英階層。這種環境對現代經濟增長起到了完美的引導作用。不存在政治和經濟上強勢的精英階層意味着更加廣泛的社會羣體可以參與經濟活動，從西歐引進技術，並在隨後建立起自身的技術優勢，進而迅速成爲世界上的主要工業強國（Galenson，1996；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Keyssar，2000；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2）。在這個例子中，從世界技術前沿引進技術的重要性與第18章強調的觀點相一致，而不存在設立進入壁壘的精英階層產生了促進增長的效應，這與第23章第23.3節的觀點一致。

類似的歷史進程也發生在其他歐洲的西方旁支，例如加拿大。作爲實現國防現代化的一部分，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國家也引進了新技術並實現了經濟增長。日本自明治維新（或者可能更早）開始了其經濟和政治的現代化進程，而這種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核心要素就是新技術的引進。

然而，對待新技術的態度絕非普遍如此。新技術在世界上許多地區都沒有得到應用，而是遭遇抵制。這包括東歐大多數國家，例如俄國和奧匈帝國，在這些國家，擁有大量土地的精英階層將新技術視爲其經濟利益（因爲新技術將導致仍存在於歐洲部分地區的封建關係的消亡）和政治利益的一種威脅，其政治利益依賴於對新型商人權力的限制，以及放緩農民遷移到城市進而成爲新的工人階層的速度（有關證據參見Freudenberger，1967；Mosse，1992；有關理論觀點參見第22章）。與之類似，以前加勒比海地區繁榮的種植園經濟對引進新技術以及允許企業家自由進入市場也沒有任何興趣。這些經濟仍然依賴大宗農產品的生產。工業化、自由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以及工人投資於人力資本都被視爲對精英階層經濟和政治權力的潛在威脅。剛剛獨立不久的拉丁美洲國家之前也曾由一個政治精英階層統治，並延續了殖民者的傳統，即對工業化沒有任何熱情。東南亞大部分國家、印度次大陸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幾乎所有地區當時仍是西歐的殖民地，並處於威權和壓制性政權的統治之下（通常爲處於迅速工業化過程中的西歐國家提供原材料，或者提供貢品）。自由的勞動力市場、要素流動、創造性破壞，以及新技術等都不是這些殖民地國家政治路徑中具備的特點（第4章）

因此在19世紀只有少數幾個國家經歷了工業化過程。然而到了20世紀之後，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引進那些西歐國家開發並使用過的技術。這種技術轉移過程使這些國家與全球經濟融爲一體，並朝着更高的收入水平發展（第19章）。但是這種增長曆程並未惠及每一個國家。許多殖民地國家必須首先擺脫宗主國的控制進而實現獨立，但即使在實現獨立之後，殖民主義的終結也會導致一段時期的不穩定以及未來精英階層的內部鬥爭。只有實現一定程度的政治穩定，同時在促進經濟增長的經濟制度建立之後，這些地方纔會開始經濟增長。例如，增長首先出現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緊隨其後的是中國香港，然後是韓國，隨後是東南亞的其他國家，最後是印度。如同第20章和第21章強調的，以上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增長無一例外地伴隨着結構轉型。結構轉型一旦開始便會促進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如第18章和第19章所述，那些與世界經濟融爲一體的社會將會開始引進技術，並實現與世界技術前沿國家的增長率趨同（同時這些國家在其初始追趕階段往往有着超過技術前沿國家的增長率）。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一過程意味着世界經濟中的這些新成員能夠實現增長，但並不意味着這些國家與工業化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必然會消失。

與此同時，世界上還有許多地區繼續飽受政治動盪之苦，政治上的不穩定阻礙了對資本和新技術的投資，甚至出現公開敵視新技術的情況。這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區，中美洲的許多地區直到最近還處於這種情況之中。回想第1章中討論的部分例子，尼日利亞和危地馬拉在其殖民地時期以及獨立之後都未能成功地爲企業家或者工人提供適當的激勵。這兩個國家還經歷了巨大的政治動盪，以及戰後時期內戰導致的經濟災難。巴西試圖實現一定程度的增長，但其增長基本上建立在受到高度保護的大企業投資的基礎之上，並不是建立在持續的技術變遷和創造性破壞過程的基礎之上（因此其增長類似於第23章第233節中討論的有關寡頭增長的模型）。在這些例子及其他例子中，未能向新企業家提供產權保護的政策和那些阻礙新技術應用的政策，以及政治不穩定和精英階層的內部鬥爭，似乎是這些國家未能與世界經濟融爲一體並實現增長過程的重要原因。總之，這些地區在19世紀時就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中仍舊如此。許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如剛果、蘇丹、津巴布韋至今依然飽受政治動亂，甚至不能爲其企業家和普通民衆提供最基本的權利。因此許多國家現在距離世界平均水平越來越遠。

其餘的許多問題

上一節強調了從18世紀開始的技術變化如何改變了世界經濟，爲什麼有些國家很好地利用了這些技術而其他國家則沒有。其中的部分論述得到了數據支持。有關工業化對初始經濟起飛重要性的證據到今天已經十分充足。保護產權的經濟制度、企業進入市場的自由以及新技術引進對19世紀的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於確保今天的經濟增長仍將繼續起到重要作用，關於這一點人們已經達成了廣泛共識。而在另一方面，政治不穩定、產權保護不力以及基礎設施缺乏阻礙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增長，關於這一點人們也形成了普遍共識。但是這種觀點僅僅是推測出來的。這些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可能難以很好地解釋過去兩百多年間世界收入分佈的演變過程。同時人們關於政治制度在這個過程中起到的作用尚未達成共識。

因此，這裡呈現的觀點應該以其本來面目來理解：這是一個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推測性回答。在這裡給出這個推測性回答的目的不僅僅是我對這個回答多大程度上與事實相符有疑慮，也是爲了展現本書討論的各種模型如何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回答有關經濟增長的基本問題（以及更一般的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問題）。需要補充的一點是，進一步考察世界經濟由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原因，以及有些國家未能實現這種過程的原因只是許多具有挑戰性的問題之一。關於增長的政治經濟學之所以重要，是因爲它能夠讓我們提出並回答與經濟增長的基本原因有關的許多問題。但是關於增長過程的許多其他方面的問題還需要深入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增長是經濟學中相對更加成熟的研究領域之一，在宏觀經濟學領域，關於哪些模型有益於研究經濟的動態變化和經驗分析，經濟增長無疑也是能夠達成廣泛一致意見的研究領域。當然還有許多問題我們尚未理解。

作爲結束，我將提及幾個有着廣闊理論和經驗研究潛力的方向。第一，雖然在這裡的後記中我着重討論了促進或者阻礙欠發達國家應用技術的衆多因素，但要理解技術前沿國家的技術進步速度，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內生技術變化模型爲我們思考利潤動機如何引致新技術投資提供了一個基礎框架。但是關於創新的產業組織，我們仍知之甚少，比如有關市場結構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問題。第12章和第14章強調了不同的市場結構可能爲技術變化提供不同的激勵。但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大部分理解都是定性的。例如，在創新經濟學的背景下，我們缺乏一個框架，一個類似於分析公共財政中的資本和勞動所得稅及間接稅之影響的框架，能夠用來分析各種管制、知識產權保護政策以及反壟斷法律對創新和經濟增長的影響。由於世界前沿國家的技術進步速度會直接影響許多國家的經濟增長，因此即使發達經濟體在創新環境方面的微小改進也會讓世界其他國家受益。

除了創新的產業組織問題之外，還有必要進一步研究創新的合同結構。我們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社會當中，其中的大多數企業作爲供應商或者是下游消費者而相互聯繫在一起，同時大多數企業還間接地通過與金融市場的關係而與經濟中的其他部分聯繫在一起。這些關係通過各種顯性和隱性合同形成。比如，構成大多數企業生產率基礎的僱傭關係依賴於僱主和僱員之間的關係。我們知道，在這些合同關係中存在着道德風險問題和要挾問題。但是，這對經濟增長過程有多重要呢？合同制度的改進能夠促進技術前沿國家的創新和技術升級嗎？能夠同樣促進技術轉移嗎？這些是尚未得到回答的基本問題。對經濟增長的合同基礎進行研究還處於初級階段，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上一小節強調了一些國家如何通過引進技術開始了經濟增長過程，並因此融入全球經濟。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已日益全球化的經濟中。但是關於技術如何從一些企業轉移到另外一些企業，以及如何從發達經濟轉移到欠發達經濟，其中仍有許多問題需要我們去理解。第19章中的模型強調了人力資本、技術應用壁壘、適宜技術以及合同問題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數模型仍處於定性層次，我們還缺乏一個能定量預測技術擴散速度的框架。我們也沒能將許多與技術轉移有關的重要概念整合到我們的基礎框架當中。這包括與默會知識相關的概念、適宜的技術、國際勞動分工的運行方式、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作用，以及貿易與技術擴散之間的相互作用。

讀者同樣會注意到，相比本書中的其他章節，第21章中的內容更缺乏統一性，同時可能有更多的推測性質。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必須簡化許多模型以使它們能夠用有限篇幅展現事實，但這種情況大部分可以歸結爲我們遠遠沒有建立一個令人滿意的框架來理解經濟發展過程及其包含的結構轉型過程。這些結構轉型過程的某些方面，如製造業以及隨後服務業相對於農業的重要性提高，可以被視爲經濟增長的副產品。但這個過程中的其他方面，包括金融發展、合同執行制度的變化、城市化進程以及人力資本投資的數量和構成可能都是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促進因素，甚至是前提條件。因此，缺乏實質性的結構轉型可能是延誤或者阻礙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爲了理解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有更強理論基礎的模型，系統化地解決這些相關問題的方法，還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將經濟發展模型與經濟學家積累的有關欠發達國家經濟行爲的豐富經驗證據聯繫起來。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一點是，鑑於最後一節的闡述以及第4章、第22章和第23章的討論，我認爲許多有關經濟增長的觀點都基於政治經濟學這種看法也就不足爲奇了。但是從很多方面來說，瞭解政治學要難於瞭解經濟學，因爲相比之下，政治關係更爲複雜。雖然我堅信在過去大約10年的時間裡，政治經濟學和有關增長的文獻已經在這一領域取得了重要進展，但仍然有許多工作要做。有關增長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剛剛起步，隨着我們深入研究爲什麼社會會做出不同的集體決策這一問題，我們將會更好地理解經濟增長的過程。

作者簡介：

【美】達龍·阿西莫格魯，倫敦經濟學院博士。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93年，入職麻省理工學院（MIT），現爲麻省理工學院“伊麗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經濟學講席教授(The Elizabeth and James Killian Professor of Economics)。2005年，被授予克拉克獎,該獎授予40歲以下對經濟學做出傑出貢獻的經濟學家，素有“小諾貝爾獎”之稱。

阿西莫格魯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經濟增長，技術、收入和工資的不平等，人力資源和培訓，勞動經濟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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